作為藝術家的曆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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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dot馬克思感知到了資本,卡萊爾感知到了法國大革命。

    他們的工作建立在研究、觀察和素材積累之上,但誰能說這些現實作家沒有用到絲毫的想象力呢?他們當然用到了,那正是給予他們獨到眼光的東西。

     特裡維廉寫道,最好的曆史作家是能夠把事實證據同&ldquo最大規模的智力活動、最溫暖的人類同理心以及最高級的想象力&rdquo相結合的人。

    後兩個品質同一個偉大小說家需要的别無二緻。

    它們也是曆史作家的必備,因為它們能幫助寫作者理解他搜集到的證據。

    想象力用來延伸有效事實&mdash&mdash從已知事實推測到未知,可以說,它往往能對事實發生的原因提供别的方法提供不了的答案。

    同理心更是理解動機的關鍵,沒了它和想象力,曆史作家隻能重複稅單上的那些數字,或像今天的電腦似的做做加法,卻不能刻畫出納稅人的樣子。

     當我說自己像個藝術家時,我意思是,我發現自己一直能抓住一些蛛絲馬迹,感知到曆史的真相(至少我認為那是真相),然後再小心地積累證據,最後傳遞給讀者。

    不是堆砌事實,那是博士生的做法,而是運用藝術家的特權&mdash&mdash挑選。

     其實,我起意寫《驕傲之塔》就是因為一些模糊的感知。

    最初的沖動是我在《八月炮火》中引用的一句話,說話的是比利時社會主義詩人埃米爾·凡爾哈倫。

    他一生都是和平主義者,獻身于摒棄民族分界的社會、人道理念,但是,當他發現自己開始憎恨德國侵略軍時,他一生的信仰開始坍塌。

    但是,他又寫道:&ldquo當此仇恨滿胸,良知不存的時候,我把這幾頁的内容,連同最深的情感,獻給從前的那個我。

    &rdquo 我被深深地打動了。

    他的自白對我來說是那麼心酸,那麼強有力地喚起我對一個時代、一種心境的遐想,所以它促使我去找回那個空白的時代。

    它貫穿了《驕傲之塔》直至最後一章,直至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饒勒斯預見性地說&ldquo我召喚活着的,哀悼已死的&rdquo,直至他被暗殺,完成了那本書完美又戲劇化的結尾&mdash&mdash既是編年上的結尾,也是象征意義上的結尾。

     然後是裡布斯戴爾勳爵(LordRibblesdale)。

    我在1961的《美國遺産》雜志上看到了一篇寫薩金特和惠斯勒的文章,配上了一張非常漂亮的裡布斯戴爾勳爵的肖像畫。

    在薩金特的畫筆之下,裡布斯戴爾勳爵注視着世界,如我後來在《驕傲之塔》中所寫,&ldquo自然中流露出兀傲、高貴和自信的神色,後世無人能及&rdquo。

    那時,那個消失的年代同凡爾哈倫的話&mdash&mdash&ldquo從前的那個我&rdquo&mdash&mdash同時出現在我腦中,就像兩滴水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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