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弗洛伊德沙發上的伍德羅·威爾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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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體上不是一個悲劇性的民族，但以帶來期望之巨大和失望之沉痛為标準來判斷，現代曆史上最悲壯的人物卻是一個美國人。
1917年到1919年間，這個世界深重的苦難到達了巅峰，伍德羅·威爾遜承載了人類的希望。
他代表了人類善意的希望，相信一切會有好結果，相信人類不會白白地遭受巨大的苦難、混亂和崩壞，它們隻是美好的未來即将降生時的陣痛。
在一系列使人類最美好的願望初具雛形的宣言中，威爾遜帶來了美好世界的原則（不能把它解讀成陳詞濫調，而要以一種第一次有望實現的喜悅去解讀），是一個&ldquo捍衛民主&rdquo的世界，是一個免于戰争的世界，免于暴政、饑餓、不公，免于民族壓迫的世界。
人們感受到了他向全世界的保證，不僅是普通百姓相信他，就連思想成熟的企業家和知識分子都相信了他。
他們是後來幻滅之後最傷心的人，因為他們被搞得像個蠢貨一樣。
當《凡爾賽和約》讓他們的希望徹底破滅，他們感到了欺騙和背叛。
有兩個人尤其被這種憤怒和怨憎所刺傷，他們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布利特。
這兩人的合作乍看之下太不可思議了：一個是大名鼎鼎、垂垂老矣的歐洲人，一個天才，有史以來極其罕有的真正的學術開創者；還有一個是年輕的美國人，一個勇敢、獨立的人，善良但反複無常、&ldquo容易激動&rdquo（套用一個眼光獨到的旁觀者的話）的人，一個政治上的冒險者、一個外交界的湯姆·瓊斯[1]。
這個看似怪異的組合創作出了一本引人入勝但卻萬般扭曲的書。
作為對複雜的、難以理解的曾經的公衆人物的心理動因分析，這本書極為犀利，在有所保留的前提下也比較有說服力；它讓充滿矛盾的威爾遜的行為在清脆的&ldquo咔嗒&rdquo一聲後步入了正軌。
但作為對一個人的整體評價，這本書令人惋惜；作為曆史事件的诠釋，它也是支離破碎。
這本書是好的心理學著作，卻是糟糕的曆史著作。
它糟糕，因為它沒有切中要害；它危險，因為它誤導了我們曆史責任該由誰來負。
過去的環境對現在有直接影響。
布利特28歲，是國務院東歐事務專家，曾參與福特的&ldquo和平船&rdquo之行，1919年随同美國代表團去往巴黎和會。
當時他的心情和他的同輩、同事、英國代表團的哈羅德·尼科爾森一樣：&ldquo我們不僅在為和平做準備，我們準備的是永久的和平。
我們這次執行的是帶着光環的神聖任務&hellip&hellip我們決心做一件偉大的、持久的、高貴的事業。
&rdquo布利特的機會是他被派往俄國時來到的，他要去查明與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建交條件是什麼，威爾遜稱他的這次任務是&ldquo意圖的酸性測試&rdquo。
他和林肯·斯蒂芬斯一同前往蘇聯，并且結論一緻：&ldquo我們到了未來，而且切實可行。
&rdquo布利特回國，帶回了列甯極為優厚的和約條件。
他的歡迎儀式極為絢麗耀眼。
和約缺陷很多，在嚴重拖延之後正處于簽署的關頭，布爾什維克的問題更是打開了争議的匣子，所以威爾遜，這個習慣于用視而不見的辦法來逃避現實的人，拒絕接見布利特，拒絕看他的報告，聽他說他的應盡之言。
布利特冒着被當成親德分子和布爾什維克來攻擊的風險，在公開信中向總統辭職，稱如果還為這個政府服務，&ldquo就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世界新秩序&rdquo。
他去了裡維埃拉，告訴記者他打算&ldquo躺在沙灘上看世界跌入地獄&rdquo。
後來他被要求在參議院作證，為洛奇參議員出了大力，阻止參議院批準和約，由此遭受批評，被認為是自己黨派的叛徒，看起來也葬送他的公共事業。
誠然，布利特還有非公職的收入，但并非所有能夠負擔得起這種勇氣後果的人都像他一樣站了出來。
弗洛伊德也一樣，對威爾遜抱有極高的希望，但最終夢破。
據他的傳記作者歐内斯特·瓊斯醫生說，他的&ldquo樂觀和輕信&rdquo不可避免地導緻失望和憎恨，在他一生中這樣的事&ldquo數不勝數&rdquo。
這件事佐證了他對美國的不快，他認為美國就是個&ldquo巨大的錯誤&rdquo。
&ldquo你們的伍德羅·威爾遜，&rdquo1926年他告訴馬克斯·伊斯特曼，&ldquo如果不是有史以來的，也是本世紀最蠢的笨蛋。
他還可能是最大的罪犯&mdash&mdash他無意識地犯罪，我敢肯定。
&rdquo在另一次類似的對話中，瓊斯醫生對弗洛伊德指出，戰後局勢的複雜性沒法讓任何人理想化的和平願望輕易達成，弗洛伊德嚴厲地回答：&ldquo那他就不應該四處許願。
&rdquo在書的前言裡，他一開始就保證他和威爾遜&ldquo沒有一點兒共同語言&rdquo，這種厭惡導緻他越了解威爾遜，&ldquo就越受他幹涉我們命運的折磨&rdquo。
最後這句話很能展現一種觀點，這種觀點應該是同盟國的國民都會有的。
在20世紀20年代，布利特的第二任妻子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弗洛伊德幫助布利特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他們成了朋友。
他們共同研究威爾遜始自1930年，當時布利特計劃寫一本關于《凡爾賽和約》和起草者的書，弗洛伊德則熱情地提議讓他加入威爾遜那章的寫作。
這是弗洛伊德為自己的精神分析找到的最好的材料了。
威爾遜擁有世界性的權力，性格卻極為矛盾，這對弗洛伊德來說意味着某種内在的煎熬和掙紮。
這種掙紮的本質是什麼？它是威爾遜權力的源泉和失敗的原因嗎？這個問題極具挑戰，有着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雖然在通常情況下，心理分析需要兩個人，但這次心理學家的沙發上不會像分析摩西那樣安
1917年到1919年間，這個世界深重的苦難到達了巅峰，伍德羅·威爾遜承載了人類的希望。
他代表了人類善意的希望，相信一切會有好結果，相信人類不會白白地遭受巨大的苦難、混亂和崩壞，它們隻是美好的未來即将降生時的陣痛。
在一系列使人類最美好的願望初具雛形的宣言中，威爾遜帶來了美好世界的原則（不能把它解讀成陳詞濫調，而要以一種第一次有望實現的喜悅去解讀），是一個&ldquo捍衛民主&rdquo的世界，是一個免于戰争的世界，免于暴政、饑餓、不公，免于民族壓迫的世界。
人們感受到了他向全世界的保證，不僅是普通百姓相信他，就連思想成熟的企業家和知識分子都相信了他。
他們是後來幻滅之後最傷心的人，因為他們被搞得像個蠢貨一樣。
當《凡爾賽和約》讓他們的希望徹底破滅，他們感到了欺騙和背叛。
有兩個人尤其被這種憤怒和怨憎所刺傷，他們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布利特。
這兩人的合作乍看之下太不可思議了：一個是大名鼎鼎、垂垂老矣的歐洲人，一個天才，有史以來極其罕有的真正的學術開創者；還有一個是年輕的美國人，一個勇敢、獨立的人，善良但反複無常、&ldquo容易激動&rdquo（套用一個眼光獨到的旁觀者的話）的人，一個政治上的冒險者、一個外交界的湯姆·瓊斯[1]。
這個看似怪異的組合創作出了一本引人入勝但卻萬般扭曲的書。
作為對複雜的、難以理解的曾經的公衆人物的心理動因分析，這本書極為犀利，在有所保留的前提下也比較有說服力；它讓充滿矛盾的威爾遜的行為在清脆的&ldquo咔嗒&rdquo一聲後步入了正軌。
但作為對一個人的整體評價，這本書令人惋惜；作為曆史事件的诠釋，它也是支離破碎。
這本書是好的心理學著作，卻是糟糕的曆史著作。
它糟糕，因為它沒有切中要害；它危險，因為它誤導了我們曆史責任該由誰來負。
過去的環境對現在有直接影響。
布利特28歲，是國務院東歐事務專家，曾參與福特的&ldquo和平船&rdquo之行，1919年随同美國代表團去往巴黎和會。
當時他的心情和他的同輩、同事、英國代表團的哈羅德·尼科爾森一樣：&ldquo我們不僅在為和平做準備，我們準備的是永久的和平。
我們這次執行的是帶着光環的神聖任務&hellip&hellip我們決心做一件偉大的、持久的、高貴的事業。
&rdquo布利特的機會是他被派往俄國時來到的，他要去查明與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建交條件是什麼，威爾遜稱他的這次任務是&ldquo意圖的酸性測試&rdquo。
他和林肯·斯蒂芬斯一同前往蘇聯，并且結論一緻：&ldquo我們到了未來，而且切實可行。
&rdquo布利特回國，帶回了列甯極為優厚的和約條件。
他的歡迎儀式極為絢麗耀眼。
和約缺陷很多，在嚴重拖延之後正處于簽署的關頭，布爾什維克的問題更是打開了争議的匣子，所以威爾遜，這個習慣于用視而不見的辦法來逃避現實的人，拒絕接見布利特，拒絕看他的報告，聽他說他的應盡之言。
布利特冒着被當成親德分子和布爾什維克來攻擊的風險，在公開信中向總統辭職，稱如果還為這個政府服務，&ldquo就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世界新秩序&rdquo。
他去了裡維埃拉，告訴記者他打算&ldquo躺在沙灘上看世界跌入地獄&rdquo。
後來他被要求在參議院作證，為洛奇參議員出了大力，阻止參議院批準和約，由此遭受批評，被認為是自己黨派的叛徒，看起來也葬送他的公共事業。
誠然，布利特還有非公職的收入，但并非所有能夠負擔得起這種勇氣後果的人都像他一樣站了出來。
弗洛伊德也一樣，對威爾遜抱有極高的希望，但最終夢破。
據他的傳記作者歐内斯特·瓊斯醫生說，他的&ldquo樂觀和輕信&rdquo不可避免地導緻失望和憎恨，在他一生中這樣的事&ldquo數不勝數&rdquo。
這件事佐證了他對美國的不快，他認為美國就是個&ldquo巨大的錯誤&rdquo。
&ldquo你們的伍德羅·威爾遜，&rdquo1926年他告訴馬克斯·伊斯特曼，&ldquo如果不是有史以來的，也是本世紀最蠢的笨蛋。
他還可能是最大的罪犯&mdash&mdash他無意識地犯罪，我敢肯定。
&rdquo在另一次類似的對話中，瓊斯醫生對弗洛伊德指出，戰後局勢的複雜性沒法讓任何人理想化的和平願望輕易達成，弗洛伊德嚴厲地回答：&ldquo那他就不應該四處許願。
&rdquo在書的前言裡，他一開始就保證他和威爾遜&ldquo沒有一點兒共同語言&rdquo，這種厭惡導緻他越了解威爾遜，&ldquo就越受他幹涉我們命運的折磨&rdquo。
最後這句話很能展現一種觀點，這種觀點應該是同盟國的國民都會有的。
在20世紀20年代，布利特的第二任妻子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弗洛伊德幫助布利特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他們成了朋友。
他們共同研究威爾遜始自1930年，當時布利特計劃寫一本關于《凡爾賽和約》和起草者的書，弗洛伊德則熱情地提議讓他加入威爾遜那章的寫作。
這是弗洛伊德為自己的精神分析找到的最好的材料了。
威爾遜擁有世界性的權力，性格卻極為矛盾，這對弗洛伊德來說意味着某種内在的煎熬和掙紮。
這種掙紮的本質是什麼？它是威爾遜權力的源泉和失敗的原因嗎？這個問題極具挑戰，有着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雖然在通常情況下，心理分析需要兩個人，但這次心理學家的沙發上不會像分析摩西那樣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