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廢除罪犯流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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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流放罪犯的兩處殖民地的實際罪犯數是四萬四千七百九十九人。
與其他文明國家相比，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流放罪犯受到的刑法顯得格外嚴苛。
現在看來，那時的刑罰确實太過殘忍。
實際上，很多人是因為貧窮犯罪，政治犯并不多。
被流放的罪犯中有很多是受過教育的人，被稱為&ldquo紳士罪犯&rdquo或&ldquo特殊罪犯&rdquo，但他們的性情都有些古怪。
大部分罪犯屬于惡棍或暴徒，其中亡命之徒占絕大多數。
很多罪犯生性暴戾，根本無法教化，更不可能改過自新。
存在這類罪犯的國家希望盡快擺脫他們，但沒有任何地方願意接納這樣的人。
然而，不管在政治方面還是工業發展方面，英國都從流放制度中獲益不少。
18世紀下半葉，流放制度解決了威廉·皮特政府面臨的囚犯處理問題，但在最初選擇建立殖民地的地點時，大臣們并不願意選擇澳大利亞。
英國已經規劃了澳大利亞的用途，雖然沒有什麼高尚的目标，但也使其占領了極具價值的澳大利亞大陸。
因此，英國一定會竭盡全力守住澳大利亞大陸。
拿破侖戰争時，英國赢得的海上霸權使其有了守住澳大利亞的雄厚實力。
殖民開發初期，罪犯勞動力成了一種寶貴的人力資源。
曾經窮兇極惡的暴徒成了可憐的勞動力，但并不是所有罪犯都是暴徒，其中也有一些受到法律制裁的君子，他們的本性并不壞。
為了獲得自由，他們為殖民者勤懇勞作。
土地分配時期，殖民者寫的信件和回憶錄表明，他們的罪犯勞動力都很忠誠可信。
一些罪犯寫的書信也透露出真誠的忏悔以及感恩。
一個罪犯曾寫道：&ldquo我們有足夠的食物，因為一些主人待我們非常好。
在這裡，我們的工作就是什麼都不要想。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會被立即絞死，因為主人們會帶我們去治安官那裡接受鞭刑。
&rdquo當然，有自由勞動力的地方一般會成為一片開放領土，不需要罪犯勞動力。
但随着澳大利亞的大片領土被發現，系統化殖民成了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事實上，并不是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描繪的殖民前景激起了人們的拓殖興趣，而是實際存在的殖民前景促成了韋克菲爾德理論的誕生。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罪犯流放制度也承載了重要的殖民使命。
鑒于當時存在的客觀條件和環境，可以說是流放制度促進了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占領和開發。
如果沒有流放制度，澳大利亞很可能不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1840年後，罪犯流放制度被廢除後，英國國内沒有跟上監獄體制改革的步伐，沒能立刻取消判處流放的法律。
在後來的幾年中，每年仍然約有四千名重罪犯被流放到範迪門斯地。
由于重罪犯的湧入，範迪門斯地變得人心惶惶。
當時，約翰·富蘭克林擔任範迪門斯地的總督，他肩負的管理任務十分繁重。
約翰·富蘭克林因發現了北極被世人熟知。
在擔任範迪門斯地總督期間，為他寫傳的作家們并沒有從他管理監獄的經曆中發現任何成就。
的确，對敢于冒險的勇敢者來說，這是一段并不愉快的經曆。
約翰·富蘭克林性情溫和，具有學者的儒雅氣質，因此，管理監獄工作并不适合他。
廢除流放制度導緻了災難性後果，不但使自由移民不再遷入殖民地，而且使大量罪犯勞動力成了無業遊民，甚至使自由工人和勞動者離開了殖民地。
範迪門斯殖民地的人口日益減少，街上的房子沒有人居住，很多商店也停了業，工業生産陷入癱瘓。
數量上占優勢的罪犯們漸漸變得嚣張跋扈，甚至擁有自己的報紙和編輯。
一些報紙稱，&ldquo将自由殖民者趕出殖民地&rdquo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還說自由殖民者
與其他文明國家相比，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流放罪犯受到的刑法顯得格外嚴苛。
現在看來，那時的刑罰确實太過殘忍。
實際上，很多人是因為貧窮犯罪，政治犯并不多。
被流放的罪犯中有很多是受過教育的人，被稱為&ldquo紳士罪犯&rdquo或&ldquo特殊罪犯&rdquo，但他們的性情都有些古怪。
大部分罪犯屬于惡棍或暴徒，其中亡命之徒占絕大多數。
很多罪犯生性暴戾，根本無法教化，更不可能改過自新。
存在這類罪犯的國家希望盡快擺脫他們，但沒有任何地方願意接納這樣的人。
然而，不管在政治方面還是工業發展方面，英國都從流放制度中獲益不少。
18世紀下半葉，流放制度解決了威廉·皮特政府面臨的囚犯處理問題，但在最初選擇建立殖民地的地點時，大臣們并不願意選擇澳大利亞。
英國已經規劃了澳大利亞的用途，雖然沒有什麼高尚的目标，但也使其占領了極具價值的澳大利亞大陸。
因此，英國一定會竭盡全力守住澳大利亞大陸。
拿破侖戰争時，英國赢得的海上霸權使其有了守住澳大利亞的雄厚實力。
殖民開發初期，罪犯勞動力成了一種寶貴的人力資源。
曾經窮兇極惡的暴徒成了可憐的勞動力，但并不是所有罪犯都是暴徒，其中也有一些受到法律制裁的君子，他們的本性并不壞。
為了獲得自由，他們為殖民者勤懇勞作。
土地分配時期，殖民者寫的信件和回憶錄表明，他們的罪犯勞動力都很忠誠可信。
一些罪犯寫的書信也透露出真誠的忏悔以及感恩。
一個罪犯曾寫道：&ldquo我們有足夠的食物，因為一些主人待我們非常好。
在這裡，我們的工作就是什麼都不要想。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會被立即絞死，因為主人們會帶我們去治安官那裡接受鞭刑。
&rdquo當然，有自由勞動力的地方一般會成為一片開放領土，不需要罪犯勞動力。
但随着澳大利亞的大片領土被發現，系統化殖民成了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事實上，并不是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描繪的殖民前景激起了人們的拓殖興趣，而是實際存在的殖民前景促成了韋克菲爾德理論的誕生。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罪犯流放制度也承載了重要的殖民使命。
鑒于當時存在的客觀條件和環境，可以說是流放制度促進了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占領和開發。
如果沒有流放制度，澳大利亞很可能不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1840年後，罪犯流放制度被廢除後，英國國内沒有跟上監獄體制改革的步伐，沒能立刻取消判處流放的法律。
在後來的幾年中，每年仍然約有四千名重罪犯被流放到範迪門斯地。
由于重罪犯的湧入，範迪門斯地變得人心惶惶。
當時，約翰·富蘭克林擔任範迪門斯地的總督，他肩負的管理任務十分繁重。
約翰·富蘭克林因發現了北極被世人熟知。
在擔任範迪門斯地總督期間，為他寫傳的作家們并沒有從他管理監獄的經曆中發現任何成就。
的确，對敢于冒險的勇敢者來說，這是一段并不愉快的經曆。
約翰·富蘭克林性情溫和，具有學者的儒雅氣質，因此，管理監獄工作并不适合他。
廢除流放制度導緻了災難性後果，不但使自由移民不再遷入殖民地，而且使大量罪犯勞動力成了無業遊民，甚至使自由工人和勞動者離開了殖民地。
範迪門斯殖民地的人口日益減少，街上的房子沒有人居住，很多商店也停了業，工業生産陷入癱瘓。
數量上占優勢的罪犯們漸漸變得嚣張跋扈，甚至擁有自己的報紙和編輯。
一些報紙稱，&ldquo将自由殖民者趕出殖民地&rdquo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還說自由殖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