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講 史學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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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今天我們講清朝的史學和文學。
清朝學術當中，史學的發達程度僅次于經學。
中國典籍一般分為經、史、子、集四類。
經指經學，史指曆史，子指荀子、墨子等諸子百家之學，集指文集、詩集等文學方面的著作。
其中，集部屬于文學範疇，與其他學問有所不同；子部，即諸子百家的研究，在清朝時期未有很大發展。
随着經學的基礎學問不斷發展，人們開始将諸子學視為經學的附庸進行研究。
諸子典籍是與經書同時代的産物，或者稍晚于經書出現，成書年代與經書最接近。
因此，對治經之人而言，研究諸子典籍的語言文字是很有必要的。
經書中意義不明的文字，或許能在諸子典籍中解讀出來；而經書中缺佚的内容，也可用諸子典籍補入。
如此，諸子研究便開展起來了。
其中，以諸子補充諸經佚文的研究&mdash&mdash譬如，經書雖無堯舜時期的詳細記載，諸子典籍卻有記述&mdash&mdash諸如此種的補佚實際并未取得太大進展。
但之前說過的出于解經需要對諸子語言進行研究的小學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譬如，此前講過高郵王氏之學。
王氏著有《讀書雜志》一書。
近年又有大家俞樾寫下《諸子平議》。
這些諸子語言的研究被視為經學的附庸，服務于解經。
但近年來，也有人開始從事真正的諸子研究。
譬如大名鼎鼎的孫诒讓寫過一本關于墨子的非常有名的著述《墨子間诂》。
現仍健在的王先謙寫有一本《荀子集解》。
總之，諸子研究在清朝時期發展略微滞後。
這與日本的漢學研究有所不同。
諸子學在日本發展相對較早。
荻生徂徕十分關注諸子研究，著有《讀荀子》《讀韓非子》等書。
荻生徂徕之後也有人繼續相關研究。
而中國的諸子研究則出現較晚。
不過，日本的諸子研究并未有像《墨子間诂》這樣的名作，所以雖然起步較早，成就卻不足為道。
而中國的諸子研究雖然逐漸開展起來，卻也隻是為了補證諸經。
張之洞就抱有這種主張。
漢代王充早在《論衡》一書中寫道，可以用諸子來補充經書，可惜沒有做出太大成績。
總之，諸子的研究範圍十分狹窄，史學研究較之更發達。
史學研究也是在經學研究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一、清代史學之祖黃顧二氏 中國起初研究曆史，很少把曆史當作一門獨立的學問來研究。
當然，這種研究很早以前還是有的。
譬如唐朝、南宋時期，就有很多著名學者像我們理解的那樣去研究曆史。
可自從著名的《通鑒綱目》問世以後，效仿《春秋》褒貶黜陟古人的觀念盛行一時。
明朝的史學研究無不受其影響，很少有對曆史客觀正确的研究。
但明末時，經學開山之祖黃宗羲、顧炎武開始提倡史學。
黃顧二人分别是浙東學派和浙西學派的創始人。
黃宗羲雖然閱曆豐富，卻未留下有關史學的重要著述。
他的門下弟子萬斯同則著有《曆代史表》，補充曆代曆史年表中缺漏的部分，書中所承為黃宗羲之學問。
浙東學派轉入史學的說法，就源自萬斯同此舉。
後來，全祖望也十分關注明末曆史，寫下許多文章，堪稱一名曆史學家。
此人我們以後還會講到，他對記述古代水道的水經之學也頗有研究。
以上就是先後繼承黃宗羲之學的曆史學家。
我們再說顧炎武。
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撰有《資治通鑒後編》一書。
此書起初隻有草稿，近年才得以出版成書。
這部書并非由徐乾學一人完成，而是他召集衆多學者，合衆人之力編撰。
而顧炎武的曆史編纂思想，在其所著《日知錄》中均有體現。
《日知錄》對查詢史料、考辨史實真僞的學問有奠基之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史學著作。
總之，黃宗羲、顧炎武可謂清代史學的開山之祖。
二、正史 此後，史學漸漸分成很多流派。
在此我們有必要先來看看正史。
何為正史呢？譬如元、明等朝代滅亡以後，接替它的下一個朝代都會為前朝編史，并以此為史籍之正宗。
曆史上曆朝各代撰寫的正史共有二十二部，所以又稱為二十二史。
二十二史中的最後一部就是清朝撰寫的明史。
編修明史時，一個新變化出現了。
此前修史大多效仿《資治通鑒綱目》體例，對曆史人物褒貶黜陟，評判其正邪善惡。
明史編修機構明史館設立之初，經學方面頗有建樹的著名學者朱彜尊曾上書明史館總裁，主張修史不能一味效仿《資治通鑒綱目》，而應有所創見。
以前，宋學家、朱子學者修史立傳時，學者一般被一分為二，分列《儒林傳》和《道學傳》。
著錄學者傳記的《儒林傳》最早見于《史記》，唐史當中也有設列。
但編修宋史時，《儒林傳》之外又增設了《道學傳》。
他們對學者加以區分，将研究朱子學義理空論、偏向哲學的學者列入《道學傳》，而将鑽研經籍治學之人仿照舊例列入《儒林傳》，并自此形成慣例。
朱彜尊卻标新創異，認為根本無需做此種區分。
這到後來還引發了朱子學者與漢學家之間的一場争論。
最終，《明史》總纂采用了朱彜尊的意見。
《明史》以後，學者傳記才又統一列入《儒林傳》，舍棄《道學傳》。
以上就是發生在清初時期的有關朱子學的史學思想之變化。
擔任《明史》總纂的人是王鴻緒。
經王鴻緒對草稿的整理編纂、修改潤色，才有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明史》。
現存的王鴻緒《明史稿》中，《史例義》一文闡述了明史的撰修原則以及它所遵循的編纂體例。
文中多有反對朱子學說的言論，主張不蹈襲《資治通鑒綱目》舊例的修史方針，呈現出與宋元明以來史學大不相同的面貌。
三、修補舊史 清朝史學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發展，譬如&ldquo綱目&rdquo中所列的&ldquo修補舊史&rdquo和&ldquo考證舊史&rdquo。
其中，修補舊史在明代以前也有，但考證舊史卻是在清代才有的。
明代有很多修補舊史的著述；清初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邵遠平的《續弘簡錄》等均在明代曆史著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彌補缺漏、訂正謬誤，重新改編舊史。
從厲鹗到彭元瑞，清朝修補舊史形成了有别于明代的特有風格。
明代人修補舊史時，從不言明自己所用史料是否準确，隻是選取自認為可信的材料進行改寫。
而清朝的風格則是将自己所用材料全部列出，以便他人也能用此材料進行研究，治學更客觀公允。
《遼史拾遺》一書就将參考《遼史》之處一一摘錄列出，供人參考。
這就是清朝修補舊史的風格。
當然，也不免有人自行判斷、改編曆史。
但整體而言，清朝修補舊史采取公正羅列材料的方針，以方便他人繼續研究。
這與明代改寫舊史的方法大不相同，可謂獨具清代風格。
不過，也有人另辟蹊徑，譬如撰寫《晉略》的周濟。
周濟作《晉略》不以考證史實為主，而是将《晉書》當中自認為不合史家筆法之處，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改編。
周濟是清代屈指可數的大文豪，文筆精煉，提倡回歸唐前的史書寫法。
清代修補舊史的學者當中，周濟可謂獨樹一幟。
《晉略》這種不證史實、隻改史法的做法，幾乎隻此一家，十分特别。
四、考證舊史 下面我們來看&ldquo考證舊史&rdquo。
舊史的考證在清朝時期尤其發達。
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從宏觀角度研究曆史的著述比較有名。
除《十七史商榷》以外，王鳴盛還著有《蛾術篇》，論述經學、曆史。
除《廿二史劄記》之外，趙翼還著有《陔餘叢考》，其大部分内容也在論史。
特别是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可謂開新史學之先河。
《十駕齋養新錄》效仿清代史學之祖顧炎武的《日知錄》體例，論及經學、曆史等各種學問。
在以&ldquo實事求是&rdquo著稱的學者中，錢大昕治學也稱得上嚴謹缜密。
因此，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放到當下皆不失水準，其研究方法堪稱當代中國曆史學者的圭臬。
雖然王鳴盛、趙翼、錢大昕都很有名氣，但市面上流傳甚廣、在日本也有翻刻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較之王錢二人的著作
清朝學術當中，史學的發達程度僅次于經學。
中國典籍一般分為經、史、子、集四類。
經指經學，史指曆史，子指荀子、墨子等諸子百家之學，集指文集、詩集等文學方面的著作。
其中，集部屬于文學範疇，與其他學問有所不同；子部，即諸子百家的研究，在清朝時期未有很大發展。
随着經學的基礎學問不斷發展，人們開始将諸子學視為經學的附庸進行研究。
諸子典籍是與經書同時代的産物，或者稍晚于經書出現，成書年代與經書最接近。
因此，對治經之人而言，研究諸子典籍的語言文字是很有必要的。
經書中意義不明的文字，或許能在諸子典籍中解讀出來；而經書中缺佚的内容，也可用諸子典籍補入。
如此，諸子研究便開展起來了。
其中，以諸子補充諸經佚文的研究&mdash&mdash譬如，經書雖無堯舜時期的詳細記載，諸子典籍卻有記述&mdash&mdash諸如此種的補佚實際并未取得太大進展。
但之前說過的出于解經需要對諸子語言進行研究的小學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譬如，此前講過高郵王氏之學。
王氏著有《讀書雜志》一書。
近年又有大家俞樾寫下《諸子平議》。
這些諸子語言的研究被視為經學的附庸，服務于解經。
但近年來，也有人開始從事真正的諸子研究。
譬如大名鼎鼎的孫诒讓寫過一本關于墨子的非常有名的著述《墨子間诂》。
現仍健在的王先謙寫有一本《荀子集解》。
總之，諸子研究在清朝時期發展略微滞後。
這與日本的漢學研究有所不同。
諸子學在日本發展相對較早。
荻生徂徕十分關注諸子研究，著有《讀荀子》《讀韓非子》等書。
荻生徂徕之後也有人繼續相關研究。
而中國的諸子研究則出現較晚。
不過，日本的諸子研究并未有像《墨子間诂》這樣的名作，所以雖然起步較早，成就卻不足為道。
而中國的諸子研究雖然逐漸開展起來，卻也隻是為了補證諸經。
張之洞就抱有這種主張。
漢代王充早在《論衡》一書中寫道，可以用諸子來補充經書，可惜沒有做出太大成績。
總之，諸子的研究範圍十分狹窄，史學研究較之更發達。
史學研究也是在經學研究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一、清代史學之祖黃顧二氏 中國起初研究曆史，很少把曆史當作一門獨立的學問來研究。
當然，這種研究很早以前還是有的。
譬如唐朝、南宋時期，就有很多著名學者像我們理解的那樣去研究曆史。
可自從著名的《通鑒綱目》問世以後，效仿《春秋》褒貶黜陟古人的觀念盛行一時。
明朝的史學研究無不受其影響，很少有對曆史客觀正确的研究。
但明末時，經學開山之祖黃宗羲、顧炎武開始提倡史學。
黃顧二人分别是浙東學派和浙西學派的創始人。
黃宗羲雖然閱曆豐富，卻未留下有關史學的重要著述。
他的門下弟子萬斯同則著有《曆代史表》，補充曆代曆史年表中缺漏的部分，書中所承為黃宗羲之學問。
浙東學派轉入史學的說法，就源自萬斯同此舉。
後來，全祖望也十分關注明末曆史，寫下許多文章，堪稱一名曆史學家。
此人我們以後還會講到，他對記述古代水道的水經之學也頗有研究。
以上就是先後繼承黃宗羲之學的曆史學家。
我們再說顧炎武。
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撰有《資治通鑒後編》一書。
此書起初隻有草稿，近年才得以出版成書。
這部書并非由徐乾學一人完成，而是他召集衆多學者，合衆人之力編撰。
而顧炎武的曆史編纂思想，在其所著《日知錄》中均有體現。
《日知錄》對查詢史料、考辨史實真僞的學問有奠基之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史學著作。
總之，黃宗羲、顧炎武可謂清代史學的開山之祖。
二、正史 此後，史學漸漸分成很多流派。
在此我們有必要先來看看正史。
何為正史呢？譬如元、明等朝代滅亡以後，接替它的下一個朝代都會為前朝編史，并以此為史籍之正宗。
曆史上曆朝各代撰寫的正史共有二十二部，所以又稱為二十二史。
二十二史中的最後一部就是清朝撰寫的明史。
編修明史時，一個新變化出現了。
此前修史大多效仿《資治通鑒綱目》體例，對曆史人物褒貶黜陟，評判其正邪善惡。
明史編修機構明史館設立之初，經學方面頗有建樹的著名學者朱彜尊曾上書明史館總裁，主張修史不能一味效仿《資治通鑒綱目》，而應有所創見。
以前，宋學家、朱子學者修史立傳時，學者一般被一分為二，分列《儒林傳》和《道學傳》。
著錄學者傳記的《儒林傳》最早見于《史記》，唐史當中也有設列。
但編修宋史時，《儒林傳》之外又增設了《道學傳》。
他們對學者加以區分，将研究朱子學義理空論、偏向哲學的學者列入《道學傳》，而将鑽研經籍治學之人仿照舊例列入《儒林傳》，并自此形成慣例。
朱彜尊卻标新創異，認為根本無需做此種區分。
這到後來還引發了朱子學者與漢學家之間的一場争論。
最終，《明史》總纂采用了朱彜尊的意見。
《明史》以後，學者傳記才又統一列入《儒林傳》，舍棄《道學傳》。
以上就是發生在清初時期的有關朱子學的史學思想之變化。
擔任《明史》總纂的人是王鴻緒。
經王鴻緒對草稿的整理編纂、修改潤色，才有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明史》。
現存的王鴻緒《明史稿》中，《史例義》一文闡述了明史的撰修原則以及它所遵循的編纂體例。
文中多有反對朱子學說的言論，主張不蹈襲《資治通鑒綱目》舊例的修史方針，呈現出與宋元明以來史學大不相同的面貌。
三、修補舊史 清朝史學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發展，譬如&ldquo綱目&rdquo中所列的&ldquo修補舊史&rdquo和&ldquo考證舊史&rdquo。
其中，修補舊史在明代以前也有，但考證舊史卻是在清代才有的。
明代有很多修補舊史的著述；清初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邵遠平的《續弘簡錄》等均在明代曆史著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彌補缺漏、訂正謬誤，重新改編舊史。
從厲鹗到彭元瑞，清朝修補舊史形成了有别于明代的特有風格。
明代人修補舊史時，從不言明自己所用史料是否準确，隻是選取自認為可信的材料進行改寫。
而清朝的風格則是将自己所用材料全部列出，以便他人也能用此材料進行研究，治學更客觀公允。
《遼史拾遺》一書就将參考《遼史》之處一一摘錄列出，供人參考。
這就是清朝修補舊史的風格。
當然，也不免有人自行判斷、改編曆史。
但整體而言，清朝修補舊史采取公正羅列材料的方針，以方便他人繼續研究。
這與明代改寫舊史的方法大不相同，可謂獨具清代風格。
不過，也有人另辟蹊徑，譬如撰寫《晉略》的周濟。
周濟作《晉略》不以考證史實為主，而是将《晉書》當中自認為不合史家筆法之處，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改編。
周濟是清代屈指可數的大文豪，文筆精煉，提倡回歸唐前的史書寫法。
清代修補舊史的學者當中，周濟可謂獨樹一幟。
《晉略》這種不證史實、隻改史法的做法，幾乎隻此一家，十分特别。
四、考證舊史 下面我們來看&ldquo考證舊史&rdquo。
舊史的考證在清朝時期尤其發達。
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從宏觀角度研究曆史的著述比較有名。
除《十七史商榷》以外，王鳴盛還著有《蛾術篇》，論述經學、曆史。
除《廿二史劄記》之外，趙翼還著有《陔餘叢考》，其大部分内容也在論史。
特别是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可謂開新史學之先河。
《十駕齋養新錄》效仿清代史學之祖顧炎武的《日知錄》體例，論及經學、曆史等各種學問。
在以&ldquo實事求是&rdquo著稱的學者中，錢大昕治學也稱得上嚴謹缜密。
因此，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放到當下皆不失水準，其研究方法堪稱當代中國曆史學者的圭臬。
雖然王鳴盛、趙翼、錢大昕都很有名氣，但市面上流傳甚廣、在日本也有翻刻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較之王錢二人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