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雕像與木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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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克拉茨監獄裡有兩種生活。
一種是緊鎖在牢房裡，完全與世隔絕的，但隻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緊密地聯系着。
另一種生活是在牢房前長長的走廊上，在那憂郁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與外界完全隔絕，緊裹在制服裡，它比鎖在牢房裡的生活更為孤立。
這是個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
我想來講一講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曆史。
不然我是不會把它認識得這樣深刻的。
隻能看到面向我們的那個側景，隻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這表面用鐵一般的重擔壓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
一年前，甚至半年前還是這個樣子。
而今這個表面已經布滿了裂縫，透過這些裂縫可以看到許多面孔：可憐的、和藹的、憂慮的、可笑的，各式各樣的，不過總還屬于人類的面孔。
反動統治的危機，也在這個灰色世界的每一個人身上加上了壓力，把他們内部所屬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來。
有的時候人性很少，有的時候當你熟悉了它之後，便看得比較真切。
他們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們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典型。
當然你也能夠在這裡找到幾個完美的人。
他們為了幫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顧自己也會陷入不幸之中。
監獄本來不是一個使人快樂的機構，但是牢房外面的這個世界卻比牢房裡要凄涼得多了。
在牢房裡人們生活在友愛之中——那是怎樣的一種友愛埃這種友愛是在戰場上産生的，戰場上人們經常處于危險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
可是這樣一種友愛在德國看守之間卻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
他們被包圍在相互告密的氣氛之中，這一個人監視和告發那一個人，每個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稱為“朋友”的人。
他們中間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願意孤寂無友的話，就隻好到牢房裡來找朋友了。
我們長時期以來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這沒有什麼關系。
我們就用綽号來區分他們，這些綽号有的是我們起的，有的是我們以前的人起的，随後就在牢房裡沿用下來了。
有些人綽号之多竟和牢房的數目一樣；這都是些庸碌之輩，非驢非馬，他們在這裡給人添一點飯，轉過來又在那裡打人的耳光，也許他們隻和犯人交往幾秒鐘，但卻長久在牢房裡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個片面的綽号。
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裡有着一緻的綽号，這些人的性格比較突出，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不是好就是壞。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典型吧。
看一看這些木偶。
他們可不是随随便便聚合在一起的。
他們是納粹主義的政治軍隊的一部分，是精選出來的。
他們是反動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會棟梁……“善心人”一個高個兒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門，他是“黨衛隊預備隊員”勞斯，曾在萊茵河畔科倫地方做過校工。
他像所有德國學校的校工一樣也在緊急救護訓練班受過訓，所以他有時代替監獄裡的助理醫生。
他是我到這裡以後最早接觸到的一個人。
他把我拖進牢房，安置在草墊上，檢查了傷勢，給我纏上繃帶。
也許真是他救了我的命。
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他是一個人？或是那個救護訓練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
但是當他打掉被捕的猶太人的牙齒，強迫他們吞下滿滿一勺鹽或沙子當作萬應靈藥的時候，卻濕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納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傑約維采啤酒釀造廠的馬車夫法賓揚，是一個好心腸的愛說話的人。
他到牢房裡來總是滿臉笑容地給犯人送飯，從不侮辱人。
但你卻想不到，他會整小時整小時地躲在門背後偷聽牢房裡的談話，然後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報告上司。
科克拉爾 他也是布傑約維采啤酒釀造廠的工人。
那裡有很多從蘇台德區來的德國工人。
“問題不在于個别工人怎樣想或怎樣做，”馬克思有一次這樣寫道，“而在于整個工人階級，為了完成它的曆史使命，必須做些什麼。
”那裡的一些工人真是一點都不明白自己的階級使命。
他們是從本階級中分離出來、站到了它的對立面的人，他們的思想懸在空中。
确切地說，他們自己大概也将要懸在空中了。
科克拉爾為了使日子過得好些而參加了納粹的工作。
但事實證明，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從那時起他就失去了笑容。
他把賭注押在納粹主義的勝利上。
事實證明，他把賭注押到了一匹死馬身上。
從那時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
他穿着一雙軟拖鞋整夜在監獄的走廊裡來回踱步，他無意中把自己那憂郁思緒的痕迹留在塵封的燈罩上：“一切都完了。
” 他寫下了富有詩意的句子，還想自殺。
白天，他驅趕犯人甚至看守，還尖着嗓子聲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覺得那麼害怕。
勒斯列爾 瘦高個兒，說話帶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這裡少有的幾個很會衷心大笑的人之一。
他做過亞布洛涅茨城的紡織工人。
他常到牢房裡來同我們辯論。
一辯論就是幾個鐘頭。
“要問我是怎麼幹起這行來的嗎？十年來我總沒有正常的工作。
每個星期隻能掙到二十個克郎養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呀？而後他們來了，他們對我說：‘我們給你工作，跟我們來吧。
’我就來了，——他們給了我這個工作。
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
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
社會主義嗎？哎，算了吧，不是那麼回事。
當然，我本來的想象完全不是這樣的。
然而現在畢竟比過去好一些了。
“這難道不是真的嗎？戰争？我可不希望有戰争。
我不希望别人死去。
我隻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說，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都在幫他們的忙嗎？那麼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我在這裡傷害過誰嗎？我走了，換别的人來，也許還會更糟些。
我走了又會對誰有好處呢？戰争一結束，我就回工廠去……“你想這個戰争誰會打赢？不是我們？那就是你們啦？我們将會怎麼樣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
我想不會這樣的。
”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經心的大步子離開了牢房。
半小時後，他又回來問我們蘇聯的一切到底怎麼樣。
“它” 一天早晨，我們在龐克拉茨監獄樓下最主要的一個走廊裡，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宮受審。
每天我們都這樣前額緊貼牆壁站着，不讓我們看見前後發生的事情。
可是這天早晨在我們背後響起了一個我所不熟悉的聲音：“我什麼也不想看，什麼也不想聽。
你們現在還不認得我，你們将來會認得我的。
” 我笑起來了。
在這裡嚴格的軍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帥克》中那個可憐的蠢蛋杜布中尉的話倒真是恰到好處。
可是一向沒有人有勇氣在這裡大聲講出這句俏皮話。
我旁邊一個比較有經驗的人輕輕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說我也許是弄錯了，這并不是什麼俏皮話。
原來的确不是。
在我背後說這話的是一個穿着黨衛隊制服的小東西，顯然“它”根本不知道什麼帥克不帥克的。
但“它”能說出像杜布中尉那樣的話來，是因為“它”同他一脈相承，如出一轍。
它姓維坦，曾在捷克軍隊裡當過超期服
一種是緊鎖在牢房裡，完全與世隔絕的，但隻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緊密地聯系着。
另一種生活是在牢房前長長的走廊上，在那憂郁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與外界完全隔絕，緊裹在制服裡，它比鎖在牢房裡的生活更為孤立。
這是個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
我想來講一講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曆史。
不然我是不會把它認識得這樣深刻的。
隻能看到面向我們的那個側景，隻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這表面用鐵一般的重擔壓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
一年前，甚至半年前還是這個樣子。
而今這個表面已經布滿了裂縫，透過這些裂縫可以看到許多面孔：可憐的、和藹的、憂慮的、可笑的，各式各樣的，不過總還屬于人類的面孔。
反動統治的危機，也在這個灰色世界的每一個人身上加上了壓力，把他們内部所屬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來。
有的時候人性很少，有的時候當你熟悉了它之後，便看得比較真切。
他們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們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典型。
當然你也能夠在這裡找到幾個完美的人。
他們為了幫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顧自己也會陷入不幸之中。
監獄本來不是一個使人快樂的機構，但是牢房外面的這個世界卻比牢房裡要凄涼得多了。
在牢房裡人們生活在友愛之中——那是怎樣的一種友愛埃這種友愛是在戰場上産生的，戰場上人們經常處于危險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
可是這樣一種友愛在德國看守之間卻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
他們被包圍在相互告密的氣氛之中，這一個人監視和告發那一個人，每個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稱為“朋友”的人。
他們中間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願意孤寂無友的話，就隻好到牢房裡來找朋友了。
我們長時期以來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這沒有什麼關系。
我們就用綽号來區分他們，這些綽号有的是我們起的，有的是我們以前的人起的，随後就在牢房裡沿用下來了。
有些人綽号之多竟和牢房的數目一樣；這都是些庸碌之輩，非驢非馬，他們在這裡給人添一點飯，轉過來又在那裡打人的耳光，也許他們隻和犯人交往幾秒鐘，但卻長久在牢房裡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個片面的綽号。
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裡有着一緻的綽号，這些人的性格比較突出，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不是好就是壞。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典型吧。
看一看這些木偶。
他們可不是随随便便聚合在一起的。
他們是納粹主義的政治軍隊的一部分，是精選出來的。
他們是反動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會棟梁……“善心人”一個高個兒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門，他是“黨衛隊預備隊員”勞斯，曾在萊茵河畔科倫地方做過校工。
他像所有德國學校的校工一樣也在緊急救護訓練班受過訓，所以他有時代替監獄裡的助理醫生。
他是我到這裡以後最早接觸到的一個人。
他把我拖進牢房，安置在草墊上，檢查了傷勢，給我纏上繃帶。
也許真是他救了我的命。
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他是一個人？或是那個救護訓練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
但是當他打掉被捕的猶太人的牙齒，強迫他們吞下滿滿一勺鹽或沙子當作萬應靈藥的時候，卻濕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納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傑約維采啤酒釀造廠的馬車夫法賓揚，是一個好心腸的愛說話的人。
他到牢房裡來總是滿臉笑容地給犯人送飯，從不侮辱人。
但你卻想不到，他會整小時整小時地躲在門背後偷聽牢房裡的談話，然後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報告上司。
科克拉爾 他也是布傑約維采啤酒釀造廠的工人。
那裡有很多從蘇台德區來的德國工人。
“問題不在于個别工人怎樣想或怎樣做，”馬克思有一次這樣寫道，“而在于整個工人階級，為了完成它的曆史使命，必須做些什麼。
”那裡的一些工人真是一點都不明白自己的階級使命。
他們是從本階級中分離出來、站到了它的對立面的人，他們的思想懸在空中。
确切地說，他們自己大概也将要懸在空中了。
科克拉爾為了使日子過得好些而參加了納粹的工作。
但事實證明，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從那時起他就失去了笑容。
他把賭注押在納粹主義的勝利上。
事實證明，他把賭注押到了一匹死馬身上。
從那時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
他穿着一雙軟拖鞋整夜在監獄的走廊裡來回踱步，他無意中把自己那憂郁思緒的痕迹留在塵封的燈罩上：“一切都完了。
” 他寫下了富有詩意的句子，還想自殺。
白天，他驅趕犯人甚至看守，還尖着嗓子聲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覺得那麼害怕。
勒斯列爾 瘦高個兒，說話帶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這裡少有的幾個很會衷心大笑的人之一。
他做過亞布洛涅茨城的紡織工人。
他常到牢房裡來同我們辯論。
一辯論就是幾個鐘頭。
“要問我是怎麼幹起這行來的嗎？十年來我總沒有正常的工作。
每個星期隻能掙到二十個克郎養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呀？而後他們來了，他們對我說：‘我們給你工作，跟我們來吧。
’我就來了，——他們給了我這個工作。
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
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
社會主義嗎？哎，算了吧，不是那麼回事。
當然，我本來的想象完全不是這樣的。
然而現在畢竟比過去好一些了。
“這難道不是真的嗎？戰争？我可不希望有戰争。
我不希望别人死去。
我隻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說，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都在幫他們的忙嗎？那麼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我在這裡傷害過誰嗎？我走了，換别的人來，也許還會更糟些。
我走了又會對誰有好處呢？戰争一結束，我就回工廠去……“你想這個戰争誰會打赢？不是我們？那就是你們啦？我們将會怎麼樣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
我想不會這樣的。
”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經心的大步子離開了牢房。
半小時後，他又回來問我們蘇聯的一切到底怎麼樣。
“它” 一天早晨，我們在龐克拉茨監獄樓下最主要的一個走廊裡，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宮受審。
每天我們都這樣前額緊貼牆壁站着，不讓我們看見前後發生的事情。
可是這天早晨在我們背後響起了一個我所不熟悉的聲音：“我什麼也不想看，什麼也不想聽。
你們現在還不認得我，你們将來會認得我的。
” 我笑起來了。
在這裡嚴格的軍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帥克》中那個可憐的蠢蛋杜布中尉的話倒真是恰到好處。
可是一向沒有人有勇氣在這裡大聲講出這句俏皮話。
我旁邊一個比較有經驗的人輕輕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說我也許是弄錯了，這并不是什麼俏皮話。
原來的确不是。
在我背後說這話的是一個穿着黨衛隊制服的小東西，顯然“它”根本不知道什麼帥克不帥克的。
但“它”能說出像杜布中尉那樣的話來，是因為“它”同他一脈相承，如出一轍。
它姓維坦，曾在捷克軍隊裡當過超期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