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之治學

觀，六書之孳乳，文字形體之蛻變，秦漢以後新造字，聲與韻，字母，漢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運動） 《宗教禮俗篇》（古今之迷信，陰陽家言及谶緯家言，道教之興起及傳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觀察，摩尼教，猶太教之輸入，回教之輸入，基督教之輸入及傳播，曆代祀典及淫祀，喪禮及葬禮，時令與禮俗） 《學術思想篇》上（古代學術思想之紹述機關，思想淵源，儒家經典之成立，戰國時諸子之勃興，西漢時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家之廢興及蛻變，西漢經學，南北朝隋唐經學，佛典之翻譯，佛學之宗派，儒佛道之诤辯與會通，宋元理學之勃興，程朱與陸王，清代之漢學與宋學，晚清以來學術思想之趨勢） 《學術思想篇》下（史學，考古學，醫學，曆算學，其他之自然科學） 《文學篇》（散文，詩騷及樂府，詞，曲本，小說） 《美術篇》（繪畫，書法，雕塑，建築，刺繡） 《音樂篇》（樂律，古代音樂蠡測，漢後四夷樂之輸入，唐之雅樂清樂燕樂，唐宋間樂調之變化，元明間之南北曲，樂器，樂舞，戲劇） 《載籍篇》（古代書籍之傳寫裝潢，石經，書籍印刷術之發明及進步，活字闆，漢以來曆代官家藏書，明以來私家藏書，類書之編纂，叢書之輯印，目錄學，制圖，拓帖） 中國文化史究竟是不是這樣的編著方法，我們且不去管他；即我們僅見此目，已知他的著書的膽力之足以“吞全牛”了。

    但因為他的規模過于弘偉之故，所以他的著作，往往是不能全部告成的；中國文化史固已成了“廣陵散”，即比較規模較小的《中國學術史》也因了此故而迄不能成功。

    這當然是很可悼惜的事，在這一方面，我們不禁要想起了著《通志》的鄭樵。

    鄭樵的野心正與梁氏不相上下；他的《通志》恰好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絕妙的對照。

    然而鄭樵卻成功了；梁氏則半因愛博無恒，半因“屢為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終于成了一個未能成功的鄭夾漈！我們在此，不僅為梁氏惜，也要為中國學術界惜。

    這部大著作假如告成，即使有了千萬則的缺漏以及一切的蕪淺，對于中國讀者也是極有益的；他所要做到的至少是将專門的學問通俗化了，是将不易整理就緒的材料排比得有條理了。

    這樣的一部書，即在今日或明日專門學者如林的時代也不會全失去他的讀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