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未墜素業”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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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遠祖的功業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生于河南鞏縣城東二裡的瑤灣。
(1)杜家祖籍在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所以他每以“杜陵布衣”自稱。
他後曾一度家居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稱“少陵野老”。
其實他這一族從十世祖杜遜随晉室南渡，早已徙居襄陽。
他曾祖杜依藝終鞏縣令，遂世居鞏縣。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晉代的名将當陽侯杜預。
杜氏家族，從杜預以來，自晉至唐，曆代有人做官。
從現存資料看，南北朝以前幾代做的官較大，有做左丞、侍郎的，一般也多是太守、刺史；入隋以後，做的官較小，多縣令、縣尉、員外郎之類（如杜甫的父親杜閑即曾為兖州司馬、奉天令）。
這是一個有悠久傳統、但日趨衰落的封建官僚世族。
所以杜甫在《進雕賦表》中慨歎道：“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複照耀于明時。
”這樣的世家，對杜甫的思想不會沒有影響。
他說：“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又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
”（《進雕賦表》）他不僅為其祖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更為其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而自豪。
雖說他家世代“未墜素業”，暗地裡卻在擔心快“墜”了。
那麼怎樣才能繼承“素業”呢？這可從他所說“奉儒守官”的話中找到答案。
“列之以公侯伯子男”，當然是高标準的“守官”了。
“傳之以仁義禮智信”，當然是最實質性的“奉儒”了。
他以“奉儒”“守官”并舉，且置“奉儒”于“守官”之前，這意味着他重“守官”，尤重“奉儒”，也就是說要通過做官來推行儒家之道。
他一心一意想“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後來理想落空了，自哂“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但仍望友人能實現他所不能實現的願望，竭盡全力，事君行道：“緻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劄》）、“臨危莫愛身”（《奉贈嚴公入朝》）。
他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他後任左拾遺，因忠于職守，上疏營救房琯罷相，竟觸怒肅宗幾乎獲罪，就是明證。
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他之所以要“守官”，确乎是為了“奉儒”行道。
《論語·先進》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子·萬章下》說：“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孔、孟都主張做官要行道。
杜甫講“奉儒守官”，說這顯然是接受了儒家關于仕進的主張，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
但須指出的是：這不僅是一般的來自書本的思想影響，而且是他自幼從家庭教育有關其祖先“功德”的誇大頌揚中得到的認識，這就無怪他将“奉儒守官”看成他家仕進的傳統準則，他也要身體力行了。
在盛唐詩人中，杜甫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似應從他的家世和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中去找。
杜甫固然為他家有“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傳統而自豪（甚至給皇帝獻賦時也津津樂道），但最使他景慕、對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影響最大的卻是杜預。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漫遊齊魯之後歸洛陽，築陸渾莊于偃師縣西二十五裡的首陽山下。
其地有遠祖杜預和祖父杜審言的墳墓。
這年寒食日，他為文祭杜預說：“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
”（《祭當陽君文》）(2)杜甫在這裡明白表示他“築室首陽之下”是為了“不敢忘本，不敢違仁”。
杜預是杜氏家族最有名的遠祖，說“不敢忘本”是指不忘這個遠祖，這也講得通（也的确有這意思），但與“不敢違仁”聯系起來考慮，終嫌不很貼切。
為了領會作者的本意，不妨先看看前面的文字。
這篇祭文的主要内容是頌揚杜預的“功德”：“降及&lsquo武庫&rsquo，應乎虬精。
恭聞淵深，罕得窺測。
勇功是立，智名克彰。
繕甲江陵，祲清東吳。
邦于南土，建侯于荊。
&hellip&hellip《春秋》主解，稿隸躬親。
嗚呼筆迹，流宕何人！”杜預精通戰略，平吳有功，有民謠稱贊他：“以計代戰一當萬。
”後來又對開發江漢沅湘一帶做出貢獻，所以南方又有歌誇獎他：“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他博學多才，懂得經濟、政治、法律、天文、算學、工程各種學問，又以武功、政事、學術著名，世号“杜武庫”。
更有甚者，他還被人荒唐地加以神化，說是什麼蛇精轉生（祭文中“應乎虬精”一語即指此）。
祭文簡短，卻概括了上述杜預一生的“功德”。
所有這一切，在杜甫看來，無疑是儒家“仁義禮智信”最完美的體現。
那麼，他家世代能“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其本源，毋庸置疑，是來自杜預了。
&mdash&mdash這樣理解“不敢忘本，不敢違仁”，似更接近作者本意。
杜預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儒守官”的楷模。
杜甫築室于其墓前，寒食祭奠，緬懷祖德，這豈止是一般的上墳掃墓！這是借祭掃在表“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的決心，在勉勵自己要“克紹箕裘”，建功立業。
論及杜甫的大志，每舉“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諸句為證，總覺空泛迂腐，頭巾氣太重，無非是儒生大而無當的夢想。
杜甫的大志沒能實現，當時已“取笑同學翁”，自己也深感“許身一何愚”，這大志确乎有不切實際、不合時宜的一面，也可從而看出他受儒家思想影響之深。
但是，我們也要“不以成敗論英雄”，綜覽他一生言行、出處，他也并不是個書呆子。
盡管他“竊比稷與契”，其實心中最仰慕、最想效法的還是他的遠祖杜預。
杜預離杜甫雖然也有四百多年，但較之傳說中的古聖賢“稷與契”，無論人和事，都具體得多，也便于學習得多。
杜預及其事業，諸如博學多才、興修水利、開發南方等，今天看來，也多少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那麼杜甫取法于他，激發起自己的大志，這大志哪怕再朦胧、再空洞、再富于儒生幻想，也總該有一些帶進步因素的現實内容。
王嗣奭《杜臆》說：“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隻是己溺己饑之念而已。
”“己溺己饑之念”，即杜甫自己所說“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的意思。
杜甫大志中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固然主要産生于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識和對人民的同情，但也不排斥他從杜預那裡多少得到些啟發。
《晉書·杜預傳》說：“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遣，必考度其始終，鮮有敗事。
或譏其意碎者，預曰：&lsquo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
&rsquo”杜甫“竊比稷與契”，不過是像杜預一樣，效“禹稷之功，期于濟世”罷了。
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正由于有這點精神，杜預多少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好事。
正由于有這點精神，随着時代巨變而日漸深入現實，杜甫終于突破了階級和思想局限，走向了人民。
這種精神是不容簡單地加以抹殺的。
杜甫詩中也多次提到了杜預。
大曆三年（七六八）駐節江陵的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派遣向某入京進奉端午禦衣。
杜甫當時已出峽，旅居于此作《惜别行》說：“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
裁縫雲霧成禦衣，拜跪題封賀端午。
向卿将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
卿到朝廷說老翁，飄零已是滄浪客。
”杜預晉初曾為鎮南大将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後攻克江陵，控制長江上遊，為王濬順流而下、直指建業掃清了道路。
平吳後論功封當陽縣侯。
後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重視戍守。
又引滍水、淯水灌田萬餘頃，開江陵揚口，通零、桂的漕運。
這些都是杜預在荊襄時建樹的勳業。
杜甫自幼即以杜預為楷模，渴望在政治上取得重大成就，如今“飄零”到此，眼看着旁人“雄鎮荊州”，繼承了“吾祖”的“勳業”，自己卻落得個當清客、講奉承話的地步，他此時此境内心屈辱之情，就可想而知了。
乾元元年（七五八）他任左拾遺時，在端午那天得到皇帝賞賜的宮衣，曾作詩謝恩：“意内稱長短，終身荷聖情！”誰知到頭來不過如此，這就更難怪他見端午進衣要感歎系之了。
大曆四年（七六九）他在長沙寫了首《回棹》，抒發他想回襄陽舊籍的渴望，其中“涼憶岘山巅”“吾家碑不昧”兩句，念叨的仍然是杜預的事。
杜預曾為留名後世煞費苦心。
他常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為了保險，就刻了兩通碑，記載自己的勳績，一沉萬山潭（在襄陽城西北五裡，後因名沉碑潭），一立岘山（在襄陽城南七裡）。
“岘山巅”“吾家碑”即指此。
寫作這首詩的第二年杜甫就死了。
他這時還念念不忘他那遠祖的勳績，在為自己的壯志未酬、無所建樹而深深抱恨。
可見他的封建家族觀念和追逐榮名的意識都是十分強烈的。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名臣，因平蘇峻等有功，官至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拜大将軍。
對于這樣一個赫赫有名的先人，陶淵明跟杜甫一樣，也是極其景仰的。
陶淵明曾經作了幾章《命子》詩，給兒子們講他家“光榮”的傳統，其中一章專論陶侃說：“桓桓長沙，伊勳伊德。
天子疇我，專征南國。
功遂辭歸，臨寵不忒。
孰謂斯心，而近可得？”陶淵明“少有高趣”，是個重操守的人。
他稱贊陶侃，“勳”“
(1)杜家祖籍在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所以他每以“杜陵布衣”自稱。
他後曾一度家居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稱“少陵野老”。
其實他這一族從十世祖杜遜随晉室南渡，早已徙居襄陽。
他曾祖杜依藝終鞏縣令，遂世居鞏縣。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晉代的名将當陽侯杜預。
杜氏家族，從杜預以來，自晉至唐，曆代有人做官。
從現存資料看，南北朝以前幾代做的官較大，有做左丞、侍郎的，一般也多是太守、刺史；入隋以後，做的官較小，多縣令、縣尉、員外郎之類（如杜甫的父親杜閑即曾為兖州司馬、奉天令）。
這是一個有悠久傳統、但日趨衰落的封建官僚世族。
所以杜甫在《進雕賦表》中慨歎道：“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複照耀于明時。
”這樣的世家，對杜甫的思想不會沒有影響。
他說：“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又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
”（《進雕賦表》）他不僅為其祖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更為其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而自豪。
雖說他家世代“未墜素業”，暗地裡卻在擔心快“墜”了。
那麼怎樣才能繼承“素業”呢？這可從他所說“奉儒守官”的話中找到答案。
“列之以公侯伯子男”，當然是高标準的“守官”了。
“傳之以仁義禮智信”，當然是最實質性的“奉儒”了。
他以“奉儒”“守官”并舉，且置“奉儒”于“守官”之前，這意味着他重“守官”，尤重“奉儒”，也就是說要通過做官來推行儒家之道。
他一心一意想“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後來理想落空了，自哂“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但仍望友人能實現他所不能實現的願望，竭盡全力，事君行道：“緻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劄》）、“臨危莫愛身”（《奉贈嚴公入朝》）。
他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他後任左拾遺，因忠于職守，上疏營救房琯罷相，竟觸怒肅宗幾乎獲罪，就是明證。
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他之所以要“守官”，确乎是為了“奉儒”行道。
《論語·先進》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子·萬章下》說：“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孔、孟都主張做官要行道。
杜甫講“奉儒守官”，說這顯然是接受了儒家關于仕進的主張，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
但須指出的是：這不僅是一般的來自書本的思想影響，而且是他自幼從家庭教育有關其祖先“功德”的誇大頌揚中得到的認識，這就無怪他将“奉儒守官”看成他家仕進的傳統準則，他也要身體力行了。
在盛唐詩人中，杜甫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似應從他的家世和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中去找。
杜甫固然為他家有“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傳統而自豪（甚至給皇帝獻賦時也津津樂道），但最使他景慕、對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影響最大的卻是杜預。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漫遊齊魯之後歸洛陽，築陸渾莊于偃師縣西二十五裡的首陽山下。
其地有遠祖杜預和祖父杜審言的墳墓。
這年寒食日，他為文祭杜預說：“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
”（《祭當陽君文》）(2)杜甫在這裡明白表示他“築室首陽之下”是為了“不敢忘本，不敢違仁”。
杜預是杜氏家族最有名的遠祖，說“不敢忘本”是指不忘這個遠祖，這也講得通（也的确有這意思），但與“不敢違仁”聯系起來考慮，終嫌不很貼切。
為了領會作者的本意，不妨先看看前面的文字。
這篇祭文的主要内容是頌揚杜預的“功德”：“降及&lsquo武庫&rsquo，應乎虬精。
恭聞淵深，罕得窺測。
勇功是立，智名克彰。
繕甲江陵，祲清東吳。
邦于南土，建侯于荊。
&hellip&hellip《春秋》主解，稿隸躬親。
嗚呼筆迹，流宕何人！”杜預精通戰略，平吳有功，有民謠稱贊他：“以計代戰一當萬。
”後來又對開發江漢沅湘一帶做出貢獻，所以南方又有歌誇獎他：“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他博學多才，懂得經濟、政治、法律、天文、算學、工程各種學問，又以武功、政事、學術著名，世号“杜武庫”。
更有甚者，他還被人荒唐地加以神化，說是什麼蛇精轉生（祭文中“應乎虬精”一語即指此）。
祭文簡短，卻概括了上述杜預一生的“功德”。
所有這一切，在杜甫看來，無疑是儒家“仁義禮智信”最完美的體現。
那麼，他家世代能“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其本源，毋庸置疑，是來自杜預了。
&mdash&mdash這樣理解“不敢忘本，不敢違仁”，似更接近作者本意。
杜預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儒守官”的楷模。
杜甫築室于其墓前，寒食祭奠，緬懷祖德，這豈止是一般的上墳掃墓！這是借祭掃在表“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的決心，在勉勵自己要“克紹箕裘”，建功立業。
論及杜甫的大志，每舉“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諸句為證，總覺空泛迂腐，頭巾氣太重，無非是儒生大而無當的夢想。
杜甫的大志沒能實現，當時已“取笑同學翁”，自己也深感“許身一何愚”，這大志确乎有不切實際、不合時宜的一面，也可從而看出他受儒家思想影響之深。
但是，我們也要“不以成敗論英雄”，綜覽他一生言行、出處，他也并不是個書呆子。
盡管他“竊比稷與契”，其實心中最仰慕、最想效法的還是他的遠祖杜預。
杜預離杜甫雖然也有四百多年，但較之傳說中的古聖賢“稷與契”，無論人和事，都具體得多，也便于學習得多。
杜預及其事業，諸如博學多才、興修水利、開發南方等，今天看來，也多少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那麼杜甫取法于他，激發起自己的大志，這大志哪怕再朦胧、再空洞、再富于儒生幻想，也總該有一些帶進步因素的現實内容。
王嗣奭《杜臆》說：“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隻是己溺己饑之念而已。
”“己溺己饑之念”，即杜甫自己所說“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的意思。
杜甫大志中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固然主要産生于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識和對人民的同情，但也不排斥他從杜預那裡多少得到些啟發。
《晉書·杜預傳》說：“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遣，必考度其始終，鮮有敗事。
或譏其意碎者，預曰：&lsquo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
&rsquo”杜甫“竊比稷與契”，不過是像杜預一樣，效“禹稷之功，期于濟世”罷了。
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正由于有這點精神，杜預多少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好事。
正由于有這點精神，随着時代巨變而日漸深入現實，杜甫終于突破了階級和思想局限，走向了人民。
這種精神是不容簡單地加以抹殺的。
杜甫詩中也多次提到了杜預。
大曆三年（七六八）駐節江陵的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派遣向某入京進奉端午禦衣。
杜甫當時已出峽，旅居于此作《惜别行》說：“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
裁縫雲霧成禦衣，拜跪題封賀端午。
向卿将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
卿到朝廷說老翁，飄零已是滄浪客。
”杜預晉初曾為鎮南大将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後攻克江陵，控制長江上遊，為王濬順流而下、直指建業掃清了道路。
平吳後論功封當陽縣侯。
後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重視戍守。
又引滍水、淯水灌田萬餘頃，開江陵揚口，通零、桂的漕運。
這些都是杜預在荊襄時建樹的勳業。
杜甫自幼即以杜預為楷模，渴望在政治上取得重大成就，如今“飄零”到此，眼看着旁人“雄鎮荊州”，繼承了“吾祖”的“勳業”，自己卻落得個當清客、講奉承話的地步，他此時此境内心屈辱之情，就可想而知了。
乾元元年（七五八）他任左拾遺時，在端午那天得到皇帝賞賜的宮衣，曾作詩謝恩：“意内稱長短，終身荷聖情！”誰知到頭來不過如此，這就更難怪他見端午進衣要感歎系之了。
大曆四年（七六九）他在長沙寫了首《回棹》，抒發他想回襄陽舊籍的渴望，其中“涼憶岘山巅”“吾家碑不昧”兩句，念叨的仍然是杜預的事。
杜預曾為留名後世煞費苦心。
他常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為了保險，就刻了兩通碑，記載自己的勳績，一沉萬山潭（在襄陽城西北五裡，後因名沉碑潭），一立岘山（在襄陽城南七裡）。
“岘山巅”“吾家碑”即指此。
寫作這首詩的第二年杜甫就死了。
他這時還念念不忘他那遠祖的勳績，在為自己的壯志未酬、無所建樹而深深抱恨。
可見他的封建家族觀念和追逐榮名的意識都是十分強烈的。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名臣，因平蘇峻等有功，官至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拜大将軍。
對于這樣一個赫赫有名的先人，陶淵明跟杜甫一樣，也是極其景仰的。
陶淵明曾經作了幾章《命子》詩，給兒子們講他家“光榮”的傳統，其中一章專論陶侃說：“桓桓長沙，伊勳伊德。
天子疇我，專征南國。
功遂辭歸，臨寵不忒。
孰謂斯心，而近可得？”陶淵明“少有高趣”，是個重操守的人。
他稱贊陶侃，“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