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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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衆南下攻占洛陽,繼之于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

    有些曆史家以為這事去618年唐之代隋為一百三十五年,距唐祚之終(公元906年)則為一百五十一年。

    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緻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

    主要的原因是國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

    當老師吟誦“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為之同情落淚。

    再加上曆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并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751年),避暑骊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豔離奇。

    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

    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1942年國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

    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的作者&mdash&mdash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

    在兩小時内台上音樂院的師生和台下的聽衆重新體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豔,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别憂恨纏綿的情節。

    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國運如絲的現實,放棄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隻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颠倒社稷的國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humanism)”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性格,則不論其所叙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

    縱有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闆,《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曆史家。

    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于情”,作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色”而不“與時消滅”。

    所以《長恨歌》隻能作國文教材,不當引入曆史課目。

    雖說白詩作于806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顔空死處”才五十年,與所叙事相去并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歲(中國傳統或稱七十二),楊貴妃也三十八。

    在今日駐顔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但是在中世紀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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