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食蓼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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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詩：“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閑如啖蔗。
” 一 蜀道難 蜀，位居中國之西南邊陲，四境皆被崇山峻嶺所圍繞，中間一大盆地。
境内舊有岷、泸、雒、巴四大河流，所以又稱四川1。
蜀與中原的交通，陸路須出秦川（陝西），川陝之間，峻嶺連雲，山深岩密，絕無通路。
照李白說，隻有陝西郿縣（今眉縣）太白山的層層峰巒間，才有一道缺口，也隻有飛鳥可度，而人迹不至： 噫籲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蠶叢及魚凫，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巅。
2 春秋戰國時代，蜀人始通中國。
《華陽國志》傳說，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王派遣五丁開山往迎，還到梓潼，見一大蛇行入山穴，一人攬其尾想要拉它出來，力不能勝，于是，五個力士一起來拉，大聲呼叫，山崩石裂。
五丁、秦五女和所有士卒，全被山石壓死了&mdash&mdash正因為當初這項開山工程，使人不能相信是人力所能達成的鬼斧神工，所以才有這類似神話的“五丁開山”的傳說。
但賴以通蜀的山間棧道，也從這個時期就傍山架木地建起來了，李白詩說：“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
” 天梯石棧雖然是架起來了，但是遲至唐朝李白的眼中，蜀道之難，依然難于登天。
黃鶴飛不過去，猿猴也愁攀援不上；青泥嶺懸崖萬仞，滿山雲雨，百步九折，一路泥淖；山深處，景象肅殺，鳥号古木，子規夜啼，眼前盡是無窮的連峰疊嶂，高與天齊，枯松倒挂絕壁，飛瀑轉石雷鳴。
李白歎道：“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峥嵘崔嵬的劍門關，聳立于大小劍山的連峰絕壁之間，飛閣通衢，綿亘一百多公裡的插天峭壁，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勢。
這大自然生成的要塞，天下大亂時，卻成為西蜀賴以偏安的天險。
自古以來，代有英雄人物，在中原這片大地上，龍戰千年，殺人盈野，蜀人幸有四境高山，衛護中間這一方安和樂土。
肥沃的成都平原，從不缺乏糧食，紡織業非常發達，錦江澄明的水流，洗濯出聞名天下的蜀錦，山崖和鄉野盛産茶鹽，物産如此富饒，人人都能豐衣足食。
經濟上一有自給的滿足，蜀人隐然自視為中原以外的獨立王國，愛好和平和自己的鄉土，無人願意背井離鄉，到陌生地方去闖天下。
不幸的是，角逐中原、開疆拓土的英雄們，不是難于登天的蜀道、萬夫莫開的劍門所能阻擋得了的。
秦漢之際，劉邦屯兵漢中，就曾以聲東擊西的謀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而征服了西蜀；三國時代，蜀漢的諸葛亮，就因為據有了富饒的四川，才能六出祁山，争勝天下。
大唐隆盛之世，突然于天寶十四載發生安史之亂，玄宗被安祿山的叛軍追迫，一路西向逃亡，途次馬嵬驿，在兵變的脅迫下，忍痛賜死楊貴妃後，就冒險進入山嶽重疊、雲煙萬裡的蜀道，而西狩劍南。
從此以後，四川這塊安和樂土，便被卷入時世的浪潮中，沖擊動蕩，不再能夠保持像從前一樣的單純和甯靜了。
安史亂平後，唐朝元氣大傷，統治力量逐漸衰退，全國各地，盜賊蜂起，凡是擁有武力的藩鎮，莫不割據為雄，強者且圖問鼎中原，天下大亂。
屢試不第的黃巢乘機秘密結社，造起反來。
黃巢勢力迅速膨脹，攻陷潼關不久，就占領了首都長安，國号“大齊”，自己做起皇帝來了。
當叛亂的烽火延燒到京師，即将逼近宮門時，惶恐中的僖宗皇帝，想起玄宗曾經幸蜀，認為這個四境崇山的盆地，是個理想的避難之所，于是決定車駕入蜀。
世亂的壓迫，使蒙塵的帝室、落魄的長安貴族和貴族附庸的文化人，都不得不身向艱難的蜀道挑戰，大批大批地到了四川。
這時候，有個販私鹽、盜家畜，人稱“賊王八”的草莽英雄王建，趁此機會，起兵勤王，以讨伐黃巢為名，衛護流亡中的僖宗皇帝進了西蜀。
後論功行賞，便被任命為蜀中某一地方的長官。
王建雖是草莽出身，卻頗具有雄心，在這個小地盤上，積極擴充自己的實力，兼并弱小，坐大勢力，到大唐帝國的命運終歸滅亡時，他便占領整個四川，自己建起獨立王國來了&mdash&mdash是為“前蜀”，時當公元907年。
李白形容西北通秦州的蜀道，比登天還難，而東南向另一條發源于岷山的長江水系，通往江南的水路，也并不容易。
自夔州以下，即是一路連續的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的三峽之險，兩岸一望無盡的層巒峭壁，密夾江流，水随山轉，山壁阻擋水勢，激起萬頃風波，洶湧搏鬥，還有一段崩山的裂石，暗藏水中，誰碰着它，立刻舟覆人亡。
這一條遞長七百裡的峽路，同樣是旅人的畏途。
然而世上的事情，沒有絕對的利弊。
承平時固然交通不便，但當天下動亂的時候，蜀也靠這高山和急流，排除了外來禍害的波及，得以在殺聲震天、哀鴻遍野的中原之外，自成世外桃源，作為避難者的天堂。
五代十國，實是唐代藩鎮之禍的延續，大江南北各地，全由節鎮割據，各自獨立稱王，大吃小，強淩弱，此分彼合，交戰不休。
在這個戰亂頻仍的黑暗時期裡，王建所統治的前蜀，恰是一個遺世獨立，最平靖、最安谧的樂土。
中原大戶，為了保全身家性命，甯願冒着蜀道的險難，搬到四川來寄寓，帶來多年積儲的财富和曆世收藏的文物。
王建雖然是粗人，但他懂得利用這個機會，優與容納這批外來的高級難民，他們帶來的大批金帛和物資，充實了西蜀的地方财力，使它意外迅速地繁榮了起來。
避難入蜀的舊官僚和失去寄托的文化人、藝術家、詩人甚至禅僧，一例受到王建的優遇，這些人原來都是中原上層社會裡的中堅分子，他們将唐代最成熟最高等的長安文化帶進西蜀來，于是中原的生活風習、禮樂文物，廣被蜀人吸收，到中原社會被數十年間無情的戰火摧毀殆盡時，反倒要蜀境内所保存的傳統文化來反饋中原了。
王建的前蜀，曆二主，二十三年，被中原國家的後唐所滅，但又遭後唐委派治蜀的軍人孟知祥叛離而獨立，是為“後蜀”，後蜀亦曆二主，三十三年。
前後蜀近六十年間，王、孟兩家的統治，誅求算不得十分苛酷，以千萬人的血汗奉事一家一姓而已。
隻要沒有戰争，沒有社會動亂，這一段中國曆史上相當黑暗的時期中，也隻有西蜀獨能保持一個平穩的時世。
這段獨立時期，四川生産的物質，一絲一粒都不必輸送中央，無數金帛和珍寶雖然積聚于蜀宮，但總還算是蜀境内的藏富。
蜀宮的生活無論怎麼豪奢，甚至荒唐到連溺器都用黃金鑄造，七寶鑲嵌。
然而一人之奉，畢竟有限，老百姓忍辱負重慣了，生活欲望非常低微，隻要日子過得平安，農人能安分守己地耕作田野，商人能順順當當做生意，他們就可以從節儉中過他們卑微的生活，從卑微的生活中獲得滿足。
二 宋之平蜀 宋太祖以陳橋驿兵變，而黃袍加身，得有天下，也因此覺察到軍人操政的危險，随後就有“杯酒釋兵權”那樣戲劇性的成功。
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頭緒，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諸國，先平荊南，次平蜀，再次南漢和南唐（時貶号江南），漸次敉平，統一中國。
平蜀戰事，發動于太祖乾德二年（964），以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為副，将步騎六萬，分由鳳州、歸州兩路走棧道和揚子江三峽之險，進軍西蜀。
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遠、韓保正輩素不知兵的人統軍禦敵，其敗亡的命運，不蔔可知。
劍門關天險一失，蜀主惶駭無計，但言：“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故，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矢！”終至無兵可用，隻得修表投降。
宋軍自汴京發兵，到接受孟昶投降，前後隻費六十六天，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
宋為徹底矯正前代藩鎮的弊害，采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餘财，所以一經征服西蜀，首先即将蜀宮中滿庫的金帛珍寶，全部沒收，特别編組一個輸送隊，一車一車地載離蜀土，輸往汴京。
這大批的資财，固然是取之于蜀宮内庫，但也是六七十年間從四川老百姓頭上搜括來的地方财富，蜀人眼看它們運離本土，不能沒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憤怒。
勝利的将軍們，更擺出一副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姿态，他們在成都，整日整夜地舉行盛大宴會，征歌選色，縱酒狂歡，毫無顧忌地放浪聲色，再也不管軍務，任令部下搶掠财物，霸占婦女。
蜀人屈服在宋軍的淫威下，積憤難平。
曹彬屢請主帥王全斌班師回京，而全斌等則貪戀成都的享受，不予理會。
唐代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認為全國城市的繁榮，揚州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這批将軍們就樂不思歸了。
皇帝下诏調遣蜀兵赴京，這是預防蜀人作亂的釜底抽薪之計，然而蜀兵豈能甘心離鄉背井，任人擺布。
王全斌又不知輕重，既已縱令部曲對蜀兵百般侵淩，又克扣他們的行裝旅費，這些土著兵士就滿懷怨憤，密謀反叛。
乾德三年三月，軍行至綿州，他們就公開造起反來了，搶奪綿州附近的城邑，号召民衆，一時集聚者達十餘萬人，自号“興國軍”，推舉蜀文州的刺史全師雄為統帥，率衆攻彭州。
全師雄自稱“興國大王”，開幕府，設官置署，派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聲勢日盛。
王全斌派兵進剿，屢屢落敗，師雄揚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等十六州及成都屬鄉都紛紛起兵響應，蜀人抗宋的武裝革命，一時如火如荼。
其時，成都城裡還剩有遣餘的蜀兵二萬七千人，全斌怕他們會裡應外合，與部将合謀，将他們騙入夾城中，一起殺了。
這種殺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發指。
宋太祖得知蜀亂，立即派遣大軍增援，費上一年時間，免不掉又一場血腥的屠殺，才告敉平。
變亂固然得以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加以消滅，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權，卻也從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統治下的子民，負擔是非常沉重的。
正常的賦稅之外，有各種名目附加的苛捐雜稅，每個人頭上都須擔負身丁錢，另外還有徭役和攤派，農民終年耕稼，還得不到一個溫飽。
前後蜀時代，老百姓繳付的捐稅，總算取之于蜀，用之于蜀。
現在則完全納入宋朝中央歲入系統裡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潤，這和初平西蜀時，将孟氏庫藏悉數輸往京師，同樣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實施專賣制度，四川重要的出産，如茶、馬、鹽，都由政府定價收購，人民不得自由買賣。
今天以十千買進，明日即以十三千賣出，“比至歲終，收益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
而且天下茶法皆通，隻有蜀中獨行“禁榷”（專賣），茶農鹽民和養馬戶所遭受的剝削，一樣苛酷，幾乎無以存活。
不但如此，甚至如當地名産“蜀錦”，也由政府設置專門機構，統制産銷，擴而至于所有織物，都禁止人民自由買賣。
朝廷所派官吏将地方富源一手攫盡，實施如此絕對的經濟壓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機會已遭嚴重威脅，怎能不對宋朝抱着非常強烈的反感？ 官員利用地方豪強、土霸加強他們的統治，所以隻有豪強土霸才能勾結官府，粜賤販賣，投機取利，這種霸占性的剝削與侵權，深刻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并且因此形成社會上貧富不均之尖銳對立，這一股怨恨，當然又歸結到政府頭上。
宋朝橫暴的武力統治和苛酷的經濟壓榨，交相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
平蜀後三十年，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春，終于發生了以王小波、李順為首的武力反抗。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談錄》記此起義的緣由，非常扼要： 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
其後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
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
”貧者附之益衆。
王小波，眉州青神縣的一個農民而已，乘着這個痛苦的時勢，喊出衆民心中的一個口号，就将饑餓線上十萬貧民集合攏來，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們抓到彭山縣的縣令，公開将他的肚皮剖開，拿大把大把的銅錢裝進他的肚皮裡去，說他平日愛錢，現在給他。
這個樣子的懲貪辦法，頗具戲劇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青、彭附近城鄉，紛紛起來響應。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創死，衆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順做統帥，略州奪縣，所向無敵，到攻陷邛州時，他們已有幾十萬人了。
義軍勢力發展得非常快速。
淳化五年正月，李順攻陷漢州，跟着就攻克四川的心髒&mdash&mdash成都，于是他便自号“大蜀王”，四出攻城略地，全蜀動搖。
宋太祖派宦官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兵進讨，擊破李順大軍，斬首三萬級，殺的都是蜀人，五月收複成都，俘虜李順。
王繼恩勝利後，作風與王全斌如出一轍，貪戀成都的享受，專務飲博，頓師不進，任令他的部下奸淫婦女，剽掠财物，有如兇神惡煞，因此殘餘的民衆革命運動，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肅清。
到至道年間，複有張餘之亂，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诏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緻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hellip&hellip” 但是，後任官吏，競喜功利，聚斂如故。
真宗鹹平三年（1000），益州戍卒推王均為首，再度反抗，建号“大蜀”，改元“順化”。
官軍發兵反攻，王均撤橋塞門，堅守不出，官軍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領黨徒突圍而逃，官軍疑有埋伏，縱火焚城，翌日将曾在王均手下任職的數百人，集體燒死，時人為呼冤酷。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亂，蜀人經曆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戰争，三十六年的焚燒劫掠，元氣大傷，再也沒有從前那樣的好日子了。
這一段曆史背景，距蘇轼之生亦不過三十餘年，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蜀特殊的地理環境，使蜀人自有獨立天地的思想，進而化為熱烈的鄉土之戀。
蘇轼筆下，時常流露濃厚的鄉愁，懷鄉之作，俯拾皆是。
蜀人擅辭辯而好論理，堅強獨立，不認為世上有所謂權威存在。
宋人嶽珂《桯史》說：“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诎。
”所以蘇轼從政，每每站在當權派的反對立場，奮不顧身地為事理争論。
王安石當政，炙手可熱，蘇轼反對新法病民，更反對他的獨裁作風；司馬光主國政，蘇轼因恢複差役一案，為民争命，不惜獲罪于相國之門，充分表現蜀人不向權勢低頭，富有政治勇氣的地方性格。
荊公變法，最大目的要為國家救窮，在實施上不免急功近利，而疏于恤民。
王小波、李順起事的成因，在蘇轼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所以當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呻吟時，心所謂危，便不顧一切，發為激烈的言論，而贻患自己。
宋人治蜀，一直采取高壓政策，蜀人普遍懷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态度。
史書說蜀人不好出仕。
事實上，北宋時期，七十二位宰相中，籍屬西蜀者隻有四人，開國之初，太祖、太宗兩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無一個蜀人在内。
蘇轼兄弟因農村破産，家業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師，尚在應試階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還鄉，尋求夜雨對床之樂，所謂“未入仕版，已懷歸志”。
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現，與一般人的淡泊不盡相同。
事實上，北宋政壇，對蜀人确也懷有偏見。
蘇轼以崇高的文學聲望而獲得政治地位，但從政四十年，官止于文學侍從之臣，從未操持實際政柄，每當位近公輔之選時，言官們便大聲警告：“不能用他為宰輔。
”蘇轼甫登執政，朝中便興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議論。
雖然有人為蘇轼加上一頂“蜀派”領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後了解他們，簾前溫谕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來孤立。
” 魏泰《東軒筆錄》：“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
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hellip&hellip”蓋為這地方蘊藏着反政府的情緒，恐怕會發生不測的危險。
慶曆以後，這種緊張的情形，稍稍松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對蜀人的歧視，并未完全消泯。
蘇轼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遠，永遠孤立，受出生地的影響，不能說完全沒有。
三 世系 蘇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于蜀之眉州眉山縣。
眉山縣，位于成都之南五十公裡，而成都是四川經濟文化的心髒地區。
據傳，大禹導江工程始于蜀山，岷江實為長江的正源，自岷江南流至灌縣，縱貫成都、新津、眉山、樂山、青神、犍為諸縣，至宜賓而入長江。
此一江流豐富的水量，灌溉成都平原，使這地區土地肥沃，物産富饒。
江水有一支流，流經眉山縣城的東郊，水色特别澄清，綠油油的像玻璃一樣透明，所以稱為“玻璃江”。
沿江兩岸遍種桃花和楊柳，枝葉披拂在水面上，泛舟江上，使人有身入桃源之感，所以人稱眉山為“小桃源”。
眉山是個饒有古意的小城，氣候溫和，風光明麗，和成都一樣美好，但特有小城純樸的風味，甯靜的氣氛。
城中街路寬闊，大片大片的青石闆鋪作路面，潔淨無塵，路的兩邊，種植高大的槐樹和柳樹，垂蔭匝地。
城中，即使是窮家小戶，門前總也有個庭院，養竹種桃，一片蒼翠和絢麗。
蓮花，眉山的名物，城裡處處見有池塘，塘裡都是種的蓮花，陽光映照下的田田荷葉，泛起一片碧綠的生意，夏日花開，香聞十裡。
蘇轼故居在城南紗縠行，占地數十畝，三面環水，屋前屋後，茂林修竹，蒼翠欲滴，樹上累累鳥巢，時聞鳴啭，庭前有兩株合抱的老榆樹，傳為其父蘇洵所植，院中還有一株兩枝交拱的荔枝樹，是蜀中父執蔡褒送蘇轼二次還朝時所種。
宅西一大池塘，種滿了荷花，宅内點綴着許多紀念性的建築物，如百坡亭、披風榭、抱月亭、采花舫、瑞蓮亭等，雖然都是後人所建，并非蘇家舊物，但是曲徑回廊，幽雅有緻，頗合詩人居處。
此一名迹，号為“三蘇祠”，明末一度毀于兵火，現在所見者，皆為清朝時所重建。
眉山蘇氏，原籍趙郡，即今河北趙縣，後魏置郡，唐改趙州，宋升為慶源府。
栾城從戰國時代就屬于趙郡，今為河北栾城縣。
三蘇題名，慣稱趙郡蘇某，蘇轍并名其文集曰《栾城集》者，都是從其祖籍，蓋蘇洵作《蘇氏族譜》，追認趙郡蘇味道為其始祖，如言： 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于天下。
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
其實，曆史上的蘇味道，不算是個正派人物。
他是趙郡栾城人，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生。
少有文名，成進士後，以文章受知于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登左金吾将軍，托味道作謝表，這篇文章傳誦遠近，使他名噪一時。
至周則天朝，他親附則天皇帝的佞臣張昌宗，宦途開始得意，曆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鸾台平章事，居相數年，毫無作為，凡事模棱兩可，庸庸保位，人稱“蘇模棱”。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跟着張昌宗倒了下來，被貶眉州刺史，複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留一子于眉，是為眉州蘇氏的始祖。
自唐神龍元年至宋仁宗景祐朝，蘇氏落籍于眉，且已三百餘年，所以這家族雖然算不上是個高門巨閥，但卻是著名的眉山縣舊家，是蘇轼詩所謂“炯炯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
裡人下道避鸠杖，刺史迎門倒凫舄”的鄉紳人家。
自蘇味道的兒子家于眉山，傳兩百餘年而至蘇泾，泾以前，皆不詳。
泾生釿，蘇洵《族譜後錄》下篇，記其世系，說他和高祖釿“以俠氣聞于鄉闾”。
釿生五子，洵的曾祖父是少子蘇祜，“以才幹精敏見稱”。
其存殁與五代相始終，這一長達七十年的五代時期，天下大亂，唯蜀獨保安定，而蘇祜又精明能幹，蘇家的經濟基礎，大約奠定于此時。
祜有六個兒子，蘇洵的祖父蘇杲以孝友著名鄉裡，頗善治生，遂使家道殷富，有餘财可以施舍别人，曾言：“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為好名。
”所以總是偷偷摸摸地幫助窮人。
因為樂善好施而散财，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敝陋而不葺。
《族譜後錄》記杲有弟宗晁，是個“輕俠難制”的人物，還有個族弟蘇玩，“嘗有重獄”。
事迹雖然不詳，但甚可注意，俠以武犯禁，這個家族中的人，似乎極有任俠尚義的遺傳氣質。
其實，任俠尚義和樂善好施，一樣是出于熱心為人，同情弱者的情操，不過因對象不同，表現方法互異而已。
蘇家這份遺傳氣質，這份俠義精神，在後來子孫身上，依然清晰可見。
熱心向人的人，凡事必不為己，所以淡泊名利和居家儉約，幾乎也是蘇氏傳承的家風。
宋朝的大軍破蜀前後，蜀國的達官貴人，紛紛抛售田宅，趕赴汴京投效，有人勸蘇杲賤價收買，但他不占這個便宜，慨然道：“吾恐累吾子。
” 杲子序，字仲先，生于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像他父親一樣，樂善好施，而不愛讀書。
體格魁偉，氣量寬宏，為人平和樸實，自奉甚儉，待人卻很厚道，一心隻想博取别人喜歡，從來不為自己着想。
對士大夫十分敬重，甚至有點卑躬屈膝的樣子，别人笑他谄媚，其實他對田父野老也一樣謙虛。
外表上看，他對任何人一樣好，其實内心裡自有一個品鑒的分寸，嚴格得一點都不随便。
李順舉事時，兵圍眉山，蘇序就在城中親身擔任守禦工作，表現得非常勇敢。
不幸在這戰亂中，他的父親病故了，他也能依禮治喪，退慰其母，并不草率，其時他還隻二十一歲。
他雖不愛讀書，卻歡喜做詩，就他自己所見所聞，上自國家大事，下至鄉裡瑣屑，加上他的感慨，用詩的形式寫出他心裡真實的喜怒哀樂，下筆很快，積稿數千篇，但隻以此自娛，從不自鳴。
雖然表面上是那麼一個平和的人，但如遇到看不順眼的事情，他也敢作敢為。
蜀人比較迷信，眉山城中有一處不倫不類的茅将軍廟，為眉人所信畏，廟祝借以騙錢，香火甚盛。
他一日乘醉，帶領村仆二十餘人入廟，斧劈偶像，并将這座新廟一起拆毀，不畏神譴。
他就是這麼一個正直而饒有俠義精神的鄉裡長老。
他非常淡泊，與世無争。
王稱《東都事略》說，仁宗慶曆四年三月，诏諸路州府軍監并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然是時郡縣頗以此擾民，亦一時之弊也。
怎樣擾民，雖不詳知，但記言縣中有力者争取執事縣學的地位，則定有好處，可想而知。
蘇氏是當地的缙紳之家，有資格争取，但蘇序獨令家人退讓，不跟别人争奪。
他出入都不乘馬，說：“路上有比我老還在步行的
” 一 蜀道難 蜀，位居中國之西南邊陲，四境皆被崇山峻嶺所圍繞，中間一大盆地。
境内舊有岷、泸、雒、巴四大河流，所以又稱四川1。
蜀與中原的交通，陸路須出秦川（陝西），川陝之間，峻嶺連雲，山深岩密，絕無通路。
照李白說，隻有陝西郿縣（今眉縣）太白山的層層峰巒間，才有一道缺口，也隻有飛鳥可度，而人迹不至： 噫籲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蠶叢及魚凫，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巅。
2 春秋戰國時代，蜀人始通中國。
《華陽國志》傳說，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王派遣五丁開山往迎，還到梓潼，見一大蛇行入山穴，一人攬其尾想要拉它出來，力不能勝，于是，五個力士一起來拉，大聲呼叫，山崩石裂。
五丁、秦五女和所有士卒，全被山石壓死了&mdash&mdash正因為當初這項開山工程，使人不能相信是人力所能達成的鬼斧神工，所以才有這類似神話的“五丁開山”的傳說。
但賴以通蜀的山間棧道，也從這個時期就傍山架木地建起來了，李白詩說：“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
” 天梯石棧雖然是架起來了，但是遲至唐朝李白的眼中，蜀道之難，依然難于登天。
黃鶴飛不過去，猿猴也愁攀援不上；青泥嶺懸崖萬仞，滿山雲雨，百步九折，一路泥淖；山深處，景象肅殺，鳥号古木，子規夜啼，眼前盡是無窮的連峰疊嶂，高與天齊，枯松倒挂絕壁，飛瀑轉石雷鳴。
李白歎道：“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峥嵘崔嵬的劍門關，聳立于大小劍山的連峰絕壁之間，飛閣通衢，綿亘一百多公裡的插天峭壁，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勢。
這大自然生成的要塞，天下大亂時，卻成為西蜀賴以偏安的天險。
自古以來，代有英雄人物，在中原這片大地上，龍戰千年，殺人盈野，蜀人幸有四境高山，衛護中間這一方安和樂土。
肥沃的成都平原，從不缺乏糧食，紡織業非常發達，錦江澄明的水流，洗濯出聞名天下的蜀錦，山崖和鄉野盛産茶鹽，物産如此富饒，人人都能豐衣足食。
經濟上一有自給的滿足，蜀人隐然自視為中原以外的獨立王國，愛好和平和自己的鄉土，無人願意背井離鄉，到陌生地方去闖天下。
不幸的是，角逐中原、開疆拓土的英雄們，不是難于登天的蜀道、萬夫莫開的劍門所能阻擋得了的。
秦漢之際，劉邦屯兵漢中，就曾以聲東擊西的謀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而征服了西蜀；三國時代，蜀漢的諸葛亮，就因為據有了富饒的四川，才能六出祁山，争勝天下。
大唐隆盛之世，突然于天寶十四載發生安史之亂，玄宗被安祿山的叛軍追迫，一路西向逃亡，途次馬嵬驿，在兵變的脅迫下，忍痛賜死楊貴妃後，就冒險進入山嶽重疊、雲煙萬裡的蜀道，而西狩劍南。
從此以後，四川這塊安和樂土，便被卷入時世的浪潮中，沖擊動蕩，不再能夠保持像從前一樣的單純和甯靜了。
安史亂平後，唐朝元氣大傷，統治力量逐漸衰退，全國各地，盜賊蜂起，凡是擁有武力的藩鎮，莫不割據為雄，強者且圖問鼎中原，天下大亂。
屢試不第的黃巢乘機秘密結社，造起反來。
黃巢勢力迅速膨脹，攻陷潼關不久，就占領了首都長安，國号“大齊”，自己做起皇帝來了。
當叛亂的烽火延燒到京師，即将逼近宮門時，惶恐中的僖宗皇帝，想起玄宗曾經幸蜀，認為這個四境崇山的盆地，是個理想的避難之所，于是決定車駕入蜀。
世亂的壓迫，使蒙塵的帝室、落魄的長安貴族和貴族附庸的文化人，都不得不身向艱難的蜀道挑戰，大批大批地到了四川。
這時候，有個販私鹽、盜家畜，人稱“賊王八”的草莽英雄王建，趁此機會，起兵勤王，以讨伐黃巢為名，衛護流亡中的僖宗皇帝進了西蜀。
後論功行賞，便被任命為蜀中某一地方的長官。
王建雖是草莽出身，卻頗具有雄心，在這個小地盤上，積極擴充自己的實力，兼并弱小，坐大勢力，到大唐帝國的命運終歸滅亡時，他便占領整個四川，自己建起獨立王國來了&mdash&mdash是為“前蜀”，時當公元907年。
李白形容西北通秦州的蜀道，比登天還難，而東南向另一條發源于岷山的長江水系，通往江南的水路，也并不容易。
自夔州以下，即是一路連續的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的三峽之險，兩岸一望無盡的層巒峭壁，密夾江流，水随山轉，山壁阻擋水勢，激起萬頃風波，洶湧搏鬥，還有一段崩山的裂石，暗藏水中，誰碰着它，立刻舟覆人亡。
這一條遞長七百裡的峽路，同樣是旅人的畏途。
然而世上的事情，沒有絕對的利弊。
承平時固然交通不便，但當天下動亂的時候，蜀也靠這高山和急流，排除了外來禍害的波及，得以在殺聲震天、哀鴻遍野的中原之外，自成世外桃源，作為避難者的天堂。
五代十國，實是唐代藩鎮之禍的延續，大江南北各地，全由節鎮割據，各自獨立稱王，大吃小，強淩弱，此分彼合，交戰不休。
在這個戰亂頻仍的黑暗時期裡，王建所統治的前蜀，恰是一個遺世獨立，最平靖、最安谧的樂土。
中原大戶，為了保全身家性命，甯願冒着蜀道的險難，搬到四川來寄寓，帶來多年積儲的财富和曆世收藏的文物。
王建雖然是粗人，但他懂得利用這個機會，優與容納這批外來的高級難民，他們帶來的大批金帛和物資，充實了西蜀的地方财力，使它意外迅速地繁榮了起來。
避難入蜀的舊官僚和失去寄托的文化人、藝術家、詩人甚至禅僧，一例受到王建的優遇，這些人原來都是中原上層社會裡的中堅分子，他們将唐代最成熟最高等的長安文化帶進西蜀來，于是中原的生活風習、禮樂文物，廣被蜀人吸收，到中原社會被數十年間無情的戰火摧毀殆盡時，反倒要蜀境内所保存的傳統文化來反饋中原了。
王建的前蜀，曆二主，二十三年，被中原國家的後唐所滅，但又遭後唐委派治蜀的軍人孟知祥叛離而獨立，是為“後蜀”，後蜀亦曆二主，三十三年。
前後蜀近六十年間，王、孟兩家的統治，誅求算不得十分苛酷，以千萬人的血汗奉事一家一姓而已。
隻要沒有戰争，沒有社會動亂，這一段中國曆史上相當黑暗的時期中，也隻有西蜀獨能保持一個平穩的時世。
這段獨立時期，四川生産的物質，一絲一粒都不必輸送中央，無數金帛和珍寶雖然積聚于蜀宮，但總還算是蜀境内的藏富。
蜀宮的生活無論怎麼豪奢，甚至荒唐到連溺器都用黃金鑄造，七寶鑲嵌。
然而一人之奉，畢竟有限，老百姓忍辱負重慣了，生活欲望非常低微，隻要日子過得平安，農人能安分守己地耕作田野，商人能順順當當做生意，他們就可以從節儉中過他們卑微的生活，從卑微的生活中獲得滿足。
二 宋之平蜀 宋太祖以陳橋驿兵變，而黃袍加身，得有天下，也因此覺察到軍人操政的危險，随後就有“杯酒釋兵權”那樣戲劇性的成功。
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頭緒，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諸國，先平荊南，次平蜀，再次南漢和南唐（時貶号江南），漸次敉平，統一中國。
平蜀戰事，發動于太祖乾德二年（964），以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為副，将步騎六萬，分由鳳州、歸州兩路走棧道和揚子江三峽之險，進軍西蜀。
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遠、韓保正輩素不知兵的人統軍禦敵，其敗亡的命運，不蔔可知。
劍門關天險一失，蜀主惶駭無計，但言：“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故，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矢！”終至無兵可用，隻得修表投降。
宋軍自汴京發兵，到接受孟昶投降，前後隻費六十六天，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
宋為徹底矯正前代藩鎮的弊害，采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餘财，所以一經征服西蜀，首先即将蜀宮中滿庫的金帛珍寶，全部沒收，特别編組一個輸送隊，一車一車地載離蜀土，輸往汴京。
這大批的資财，固然是取之于蜀宮内庫，但也是六七十年間從四川老百姓頭上搜括來的地方财富，蜀人眼看它們運離本土，不能沒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憤怒。
勝利的将軍們，更擺出一副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姿态，他們在成都，整日整夜地舉行盛大宴會，征歌選色，縱酒狂歡，毫無顧忌地放浪聲色，再也不管軍務，任令部下搶掠财物，霸占婦女。
蜀人屈服在宋軍的淫威下，積憤難平。
曹彬屢請主帥王全斌班師回京，而全斌等則貪戀成都的享受，不予理會。
唐代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認為全國城市的繁榮，揚州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這批将軍們就樂不思歸了。
皇帝下诏調遣蜀兵赴京，這是預防蜀人作亂的釜底抽薪之計，然而蜀兵豈能甘心離鄉背井，任人擺布。
王全斌又不知輕重，既已縱令部曲對蜀兵百般侵淩，又克扣他們的行裝旅費，這些土著兵士就滿懷怨憤，密謀反叛。
乾德三年三月，軍行至綿州，他們就公開造起反來了，搶奪綿州附近的城邑，号召民衆，一時集聚者達十餘萬人，自号“興國軍”，推舉蜀文州的刺史全師雄為統帥，率衆攻彭州。
全師雄自稱“興國大王”，開幕府，設官置署，派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聲勢日盛。
王全斌派兵進剿，屢屢落敗，師雄揚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等十六州及成都屬鄉都紛紛起兵響應，蜀人抗宋的武裝革命，一時如火如荼。
其時，成都城裡還剩有遣餘的蜀兵二萬七千人，全斌怕他們會裡應外合，與部将合謀，将他們騙入夾城中，一起殺了。
這種殺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發指。
宋太祖得知蜀亂，立即派遣大軍增援，費上一年時間，免不掉又一場血腥的屠殺，才告敉平。
變亂固然得以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加以消滅，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權，卻也從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統治下的子民，負擔是非常沉重的。
正常的賦稅之外，有各種名目附加的苛捐雜稅，每個人頭上都須擔負身丁錢，另外還有徭役和攤派，農民終年耕稼，還得不到一個溫飽。
前後蜀時代，老百姓繳付的捐稅，總算取之于蜀，用之于蜀。
現在則完全納入宋朝中央歲入系統裡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潤，這和初平西蜀時，将孟氏庫藏悉數輸往京師，同樣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實施專賣制度，四川重要的出産，如茶、馬、鹽，都由政府定價收購，人民不得自由買賣。
今天以十千買進，明日即以十三千賣出，“比至歲終，收益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
而且天下茶法皆通，隻有蜀中獨行“禁榷”（專賣），茶農鹽民和養馬戶所遭受的剝削，一樣苛酷，幾乎無以存活。
不但如此，甚至如當地名産“蜀錦”，也由政府設置專門機構，統制産銷，擴而至于所有織物，都禁止人民自由買賣。
朝廷所派官吏将地方富源一手攫盡，實施如此絕對的經濟壓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機會已遭嚴重威脅，怎能不對宋朝抱着非常強烈的反感？ 官員利用地方豪強、土霸加強他們的統治，所以隻有豪強土霸才能勾結官府，粜賤販賣，投機取利，這種霸占性的剝削與侵權，深刻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并且因此形成社會上貧富不均之尖銳對立，這一股怨恨，當然又歸結到政府頭上。
宋朝橫暴的武力統治和苛酷的經濟壓榨，交相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
平蜀後三十年，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春，終于發生了以王小波、李順為首的武力反抗。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談錄》記此起義的緣由，非常扼要： 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
其後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
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
”貧者附之益衆。
王小波，眉州青神縣的一個農民而已，乘着這個痛苦的時勢，喊出衆民心中的一個口号，就将饑餓線上十萬貧民集合攏來，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們抓到彭山縣的縣令，公開将他的肚皮剖開，拿大把大把的銅錢裝進他的肚皮裡去，說他平日愛錢，現在給他。
這個樣子的懲貪辦法，頗具戲劇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青、彭附近城鄉，紛紛起來響應。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創死，衆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順做統帥，略州奪縣，所向無敵，到攻陷邛州時，他們已有幾十萬人了。
義軍勢力發展得非常快速。
淳化五年正月，李順攻陷漢州，跟着就攻克四川的心髒&mdash&mdash成都，于是他便自号“大蜀王”，四出攻城略地，全蜀動搖。
宋太祖派宦官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兵進讨，擊破李順大軍，斬首三萬級，殺的都是蜀人，五月收複成都，俘虜李順。
王繼恩勝利後，作風與王全斌如出一轍，貪戀成都的享受，專務飲博，頓師不進，任令他的部下奸淫婦女，剽掠财物，有如兇神惡煞，因此殘餘的民衆革命運動，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肅清。
到至道年間，複有張餘之亂，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诏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緻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hellip&hellip” 但是，後任官吏，競喜功利，聚斂如故。
真宗鹹平三年（1000），益州戍卒推王均為首，再度反抗，建号“大蜀”，改元“順化”。
官軍發兵反攻，王均撤橋塞門，堅守不出，官軍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領黨徒突圍而逃，官軍疑有埋伏，縱火焚城，翌日将曾在王均手下任職的數百人，集體燒死，時人為呼冤酷。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亂，蜀人經曆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戰争，三十六年的焚燒劫掠，元氣大傷，再也沒有從前那樣的好日子了。
這一段曆史背景，距蘇轼之生亦不過三十餘年，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蜀特殊的地理環境，使蜀人自有獨立天地的思想，進而化為熱烈的鄉土之戀。
蘇轼筆下，時常流露濃厚的鄉愁，懷鄉之作，俯拾皆是。
蜀人擅辭辯而好論理，堅強獨立，不認為世上有所謂權威存在。
宋人嶽珂《桯史》說：“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诎。
”所以蘇轼從政，每每站在當權派的反對立場，奮不顧身地為事理争論。
王安石當政，炙手可熱，蘇轼反對新法病民，更反對他的獨裁作風；司馬光主國政，蘇轼因恢複差役一案，為民争命，不惜獲罪于相國之門，充分表現蜀人不向權勢低頭，富有政治勇氣的地方性格。
荊公變法，最大目的要為國家救窮，在實施上不免急功近利，而疏于恤民。
王小波、李順起事的成因，在蘇轼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所以當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呻吟時，心所謂危，便不顧一切，發為激烈的言論，而贻患自己。
宋人治蜀，一直采取高壓政策，蜀人普遍懷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态度。
史書說蜀人不好出仕。
事實上，北宋時期，七十二位宰相中，籍屬西蜀者隻有四人，開國之初，太祖、太宗兩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無一個蜀人在内。
蘇轼兄弟因農村破産，家業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師，尚在應試階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還鄉，尋求夜雨對床之樂，所謂“未入仕版，已懷歸志”。
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現，與一般人的淡泊不盡相同。
事實上，北宋政壇，對蜀人确也懷有偏見。
蘇轼以崇高的文學聲望而獲得政治地位，但從政四十年，官止于文學侍從之臣，從未操持實際政柄，每當位近公輔之選時，言官們便大聲警告：“不能用他為宰輔。
”蘇轼甫登執政，朝中便興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議論。
雖然有人為蘇轼加上一頂“蜀派”領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後了解他們，簾前溫谕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來孤立。
” 魏泰《東軒筆錄》：“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
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hellip&hellip”蓋為這地方蘊藏着反政府的情緒，恐怕會發生不測的危險。
慶曆以後，這種緊張的情形，稍稍松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對蜀人的歧視，并未完全消泯。
蘇轼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遠，永遠孤立，受出生地的影響，不能說完全沒有。
三 世系 蘇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于蜀之眉州眉山縣。
眉山縣，位于成都之南五十公裡，而成都是四川經濟文化的心髒地區。
據傳，大禹導江工程始于蜀山，岷江實為長江的正源，自岷江南流至灌縣，縱貫成都、新津、眉山、樂山、青神、犍為諸縣，至宜賓而入長江。
此一江流豐富的水量，灌溉成都平原，使這地區土地肥沃，物産富饒。
江水有一支流，流經眉山縣城的東郊，水色特别澄清，綠油油的像玻璃一樣透明，所以稱為“玻璃江”。
沿江兩岸遍種桃花和楊柳，枝葉披拂在水面上，泛舟江上，使人有身入桃源之感，所以人稱眉山為“小桃源”。
眉山是個饒有古意的小城，氣候溫和，風光明麗，和成都一樣美好，但特有小城純樸的風味，甯靜的氣氛。
城中街路寬闊，大片大片的青石闆鋪作路面，潔淨無塵，路的兩邊，種植高大的槐樹和柳樹，垂蔭匝地。
城中，即使是窮家小戶，門前總也有個庭院，養竹種桃，一片蒼翠和絢麗。
蓮花，眉山的名物，城裡處處見有池塘，塘裡都是種的蓮花，陽光映照下的田田荷葉，泛起一片碧綠的生意，夏日花開，香聞十裡。
蘇轼故居在城南紗縠行，占地數十畝，三面環水，屋前屋後，茂林修竹，蒼翠欲滴，樹上累累鳥巢，時聞鳴啭，庭前有兩株合抱的老榆樹，傳為其父蘇洵所植，院中還有一株兩枝交拱的荔枝樹，是蜀中父執蔡褒送蘇轼二次還朝時所種。
宅西一大池塘，種滿了荷花，宅内點綴着許多紀念性的建築物，如百坡亭、披風榭、抱月亭、采花舫、瑞蓮亭等，雖然都是後人所建，并非蘇家舊物，但是曲徑回廊，幽雅有緻，頗合詩人居處。
此一名迹，号為“三蘇祠”，明末一度毀于兵火，現在所見者，皆為清朝時所重建。
眉山蘇氏，原籍趙郡，即今河北趙縣，後魏置郡，唐改趙州，宋升為慶源府。
栾城從戰國時代就屬于趙郡，今為河北栾城縣。
三蘇題名，慣稱趙郡蘇某，蘇轍并名其文集曰《栾城集》者，都是從其祖籍，蓋蘇洵作《蘇氏族譜》，追認趙郡蘇味道為其始祖，如言： 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于天下。
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
其實，曆史上的蘇味道，不算是個正派人物。
他是趙郡栾城人，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生。
少有文名，成進士後，以文章受知于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登左金吾将軍，托味道作謝表，這篇文章傳誦遠近，使他名噪一時。
至周則天朝，他親附則天皇帝的佞臣張昌宗，宦途開始得意，曆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鸾台平章事，居相數年，毫無作為，凡事模棱兩可，庸庸保位，人稱“蘇模棱”。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跟着張昌宗倒了下來，被貶眉州刺史，複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留一子于眉，是為眉州蘇氏的始祖。
自唐神龍元年至宋仁宗景祐朝，蘇氏落籍于眉，且已三百餘年，所以這家族雖然算不上是個高門巨閥，但卻是著名的眉山縣舊家，是蘇轼詩所謂“炯炯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
裡人下道避鸠杖，刺史迎門倒凫舄”的鄉紳人家。
自蘇味道的兒子家于眉山，傳兩百餘年而至蘇泾，泾以前，皆不詳。
泾生釿，蘇洵《族譜後錄》下篇，記其世系，說他和高祖釿“以俠氣聞于鄉闾”。
釿生五子，洵的曾祖父是少子蘇祜，“以才幹精敏見稱”。
其存殁與五代相始終，這一長達七十年的五代時期，天下大亂，唯蜀獨保安定，而蘇祜又精明能幹，蘇家的經濟基礎，大約奠定于此時。
祜有六個兒子，蘇洵的祖父蘇杲以孝友著名鄉裡，頗善治生，遂使家道殷富，有餘财可以施舍别人，曾言：“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為好名。
”所以總是偷偷摸摸地幫助窮人。
因為樂善好施而散财，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敝陋而不葺。
《族譜後錄》記杲有弟宗晁，是個“輕俠難制”的人物，還有個族弟蘇玩，“嘗有重獄”。
事迹雖然不詳，但甚可注意，俠以武犯禁，這個家族中的人，似乎極有任俠尚義的遺傳氣質。
其實，任俠尚義和樂善好施，一樣是出于熱心為人，同情弱者的情操，不過因對象不同，表現方法互異而已。
蘇家這份遺傳氣質，這份俠義精神，在後來子孫身上，依然清晰可見。
熱心向人的人，凡事必不為己，所以淡泊名利和居家儉約，幾乎也是蘇氏傳承的家風。
宋朝的大軍破蜀前後，蜀國的達官貴人，紛紛抛售田宅，趕赴汴京投效，有人勸蘇杲賤價收買，但他不占這個便宜，慨然道：“吾恐累吾子。
” 杲子序，字仲先，生于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像他父親一樣，樂善好施，而不愛讀書。
體格魁偉，氣量寬宏，為人平和樸實，自奉甚儉，待人卻很厚道，一心隻想博取别人喜歡，從來不為自己着想。
對士大夫十分敬重，甚至有點卑躬屈膝的樣子，别人笑他谄媚，其實他對田父野老也一樣謙虛。
外表上看，他對任何人一樣好，其實内心裡自有一個品鑒的分寸，嚴格得一點都不随便。
李順舉事時，兵圍眉山，蘇序就在城中親身擔任守禦工作，表現得非常勇敢。
不幸在這戰亂中，他的父親病故了，他也能依禮治喪，退慰其母，并不草率，其時他還隻二十一歲。
他雖不愛讀書，卻歡喜做詩，就他自己所見所聞，上自國家大事，下至鄉裡瑣屑，加上他的感慨，用詩的形式寫出他心裡真實的喜怒哀樂，下筆很快，積稿數千篇，但隻以此自娛，從不自鳴。
雖然表面上是那麼一個平和的人，但如遇到看不順眼的事情，他也敢作敢為。
蜀人比較迷信，眉山城中有一處不倫不類的茅将軍廟，為眉人所信畏，廟祝借以騙錢，香火甚盛。
他一日乘醉，帶領村仆二十餘人入廟，斧劈偶像，并将這座新廟一起拆毀，不畏神譴。
他就是這麼一個正直而饒有俠義精神的鄉裡長老。
他非常淡泊，與世無争。
王稱《東都事略》說，仁宗慶曆四年三月，诏諸路州府軍監并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然是時郡縣頗以此擾民，亦一時之弊也。
怎樣擾民，雖不詳知，但記言縣中有力者争取執事縣學的地位，則定有好處，可想而知。
蘇氏是當地的缙紳之家，有資格争取，但蘇序獨令家人退讓，不跟别人争奪。
他出入都不乘馬，說：“路上有比我老還在步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