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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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部二十四史從那裡讀起
“一部二十四史，從那裡讀起？”這是中國曆史研究者發出來的一聲浩歎。
這種浩歎，正是表現中國曆史研究者，對于龐大的中國曆史資料，沒有方法來處理了。
誠然，中國留下來的曆史典籍，的确是非常豐富，一部二十四史還不過是九牛之一毛。
所謂二十四史，隻是曆代增湊起來的一部官史，（唐隻有三史，宋增至十七史，明增至二十一史，清增至二十四史）此外在史部之中還有汗牛充棟的私人著作，并未收入。
若廣義的說，則六經皆史，諸子皆史，乃至曆代以來私人的文集，詩集，畫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議，地方的志書等，無一非史。
再廣義些說，一切曆史的遺留，現存者與再發現者，亦無一非史。
因而中國的曆史資料，真可以說浩如煙海。
當作“曆史”，這些典籍，的确是太多；但當作“曆史資料”，則這些典籍，我們還覺太少，因此，問題還是不在于曆史典籍太多，而是在于沒有很好的研究方法。
懂得了研究的方法，則一切的曆史資料，都變成了工程師手中的磚瓦，不懂得曆史方法，則結果便會被材料包圍而不得脫身。
所謂曆史方法，就是從千頭萬緒的曆史事實中，找出那一種貫通于他們之中的原理原則，使一切曆史的事實，都在這種原理原則之前，得到正确的說明。
這種原理原則不是用人類主觀的思維，可以想得出來的，而是從無數具體的曆史事實中抽象出來的。
因此要找出曆史發展的原理原則，還是要記得“曆史事實”。
多記“曆史事實”，是研究“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
研究曆史的方法就是從曆史事實中發見曆史發展的原理原則；再用這種原理原則去說明曆史的事實。
換言之，即從這千頭萬緒的曆史事實中，找出他們的相互關聯，找出他們的運動法則，找出他們發展的傾向。
這樣，任何交錯複雜的曆史事實，在我們面前，便再不是混亂一團，而是一定的曆史發展階段上所表現出來的應有的現象。
這樣，我們也就不僅可以知道曆史上的任何事實，“怎麼樣”發生發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為甚麼”要發生和發展。
中國過去的曆史家，也有他們的曆史方法。
如他們或以事系年而創為“編年史”，或以事系人，而創為“紀傳史”，或即事名篇而創為“紀事本末”。
但是編年史，則一事前後隔越，紀傳史，則一事彼此錯陳，紀事本末體對于曆史事實雖類聚而條分，原始而要終，但是他并沒有對于事與事之間給以聯系之總結果，隻是一些孤立的事實。
因之中國過去的曆史方法，可以說隻是一種簡單的邏輯。
用這種簡單的邏輯整理中國史，當然是不夠的。
近來實驗主義堰倡為點點滴滴研究中國史之議，實際上，這是乾嘉學派的舊方法，并不是實驗主義的新方法。
所謂點點滴滴，不過是對于史料之疏通辨證，訓釋輯補而已，但對于這樣的工作，清代的曆史家，已經留下極大的成績。
我們不是說，這種瑣碎的研究工作，對于研究中國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們覺得這正是研究曆史的一個前提工作。
但是如果沒有正确的方法，就是點點滴滴的曆史研究，也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結論的。
在另一方面，新的曆史學，直到現在，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他依然是當作一種制成品，原封原樣地輸入中國。
因此，在過去若幹年間，這種外來的曆史學，一到中國，便成了若幹教義的集成。
近來，已有不少的曆史家在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史，但一旦接觸中國具體曆史事實的時候，便不能正确地運用方法論了。
因此，我以為新的曆史家，在現在的任務，不是高談方法論，而是應該帶着他們已經知道了的方法，走進中國曆史資料的寶庫，去用曆史資料來考驗方法論。
在下面，我提出幾點關于中國史研究的意見，也許這幾點意見，可以幫助讀者對于中國史的研究。
二 看看大漢族以外的中國 中國的曆史家，過去以至現在，都是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處理中國的曆史，因此，過去以至現在的中國史著述都不是中國史，而是大漢族史。
但是大漢族史不是中國史，而隻是中國史的一個主要的構成部分；真正的中國史，是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内其他諸種族的曆史活動之總和。
因此，研究中國史，首先應該抛棄那種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之狹義的種族主義的立場，把自己超然于種族主義之外，用極客觀的眼光，把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内的諸種族，都當作中國史構成的曆史單位，從這些曆史單位之各自的曆史活動與其相互的曆史交流中，看出中國史之全面的運動與全面的發展。
考古學的發現和無數古典的傳說指示吾人，活動于中國這塊地盤上之最初的人類是兩個系統的人種：其一為“蒙古高原系”人種，其一為“南太平洋系”人種。
這兩系人種，在中國史前時代，還是處于匹敵的地位。
他們具有同一水準的文化創造，而且他們之間有着不斷的文化的和血統的交流。
此外，在同一時代，這兩系人種，又各自分裂為許多氏族，分布于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自然環境之中，平行地展開他們各自的曆史活動。
在後來的曆史發展中，他們或由分裂而再進于統一，或由統一而再進于分裂。
因此，如果要了解中國史前社會的全部内容，就不能從某一人種的曆史活動得到說明，而是要從這兩系人種之文化的和血統的融混及其各自的分裂與統一中，才能得到說明。
在太古時代，中國并無所謂支配種族或落後種族。
今日之成為支配種族或為落後種族，乃是後來曆史發展的結果。
漢族的形成，是殷周以來“蒙古高原系”人種中的一部分融混的結果。
直到漢代，這個混成的種族才以漢族之名出現為中國曆史上之支配種族。
自從漢族在中國這塊曆史地盤上成為支配種族以後，于是不僅“南太平洋系”人種被稱為南蠻或西南夷，即散在中原以外之“蒙古高原系”的諸種族，也被稱為西羌北狄與東夷了。
因此，在中國史上，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秦漢隋唐以至明代之曆史的發展中，漢族不斷地向中原以外的地域展開，因而使其他諸種族一步步的退出了中原曆史的領域。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看到漢族以外之其他諸種族也不斷地企圖或竟然侵入中原文化區域，如周之嚴允，秦漢之匈奴，晉之五胡，南北朝之鮮卑，隋之吐谷渾，唐之吐蕃、南诏，宋之契丹、女真與鞑靼，明之瓦剌、阿魯台與女真，這
這種浩歎，正是表現中國曆史研究者，對于龐大的中國曆史資料，沒有方法來處理了。
誠然，中國留下來的曆史典籍，的确是非常豐富，一部二十四史還不過是九牛之一毛。
所謂二十四史，隻是曆代增湊起來的一部官史，（唐隻有三史，宋增至十七史，明增至二十一史，清增至二十四史）此外在史部之中還有汗牛充棟的私人著作，并未收入。
若廣義的說，則六經皆史，諸子皆史，乃至曆代以來私人的文集，詩集，畫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議，地方的志書等，無一非史。
再廣義些說，一切曆史的遺留，現存者與再發現者，亦無一非史。
因而中國的曆史資料，真可以說浩如煙海。
當作“曆史”，這些典籍，的确是太多；但當作“曆史資料”，則這些典籍，我們還覺太少，因此，問題還是不在于曆史典籍太多，而是在于沒有很好的研究方法。
懂得了研究的方法，則一切的曆史資料，都變成了工程師手中的磚瓦，不懂得曆史方法，則結果便會被材料包圍而不得脫身。
所謂曆史方法，就是從千頭萬緒的曆史事實中，找出那一種貫通于他們之中的原理原則，使一切曆史的事實，都在這種原理原則之前，得到正确的說明。
這種原理原則不是用人類主觀的思維，可以想得出來的，而是從無數具體的曆史事實中抽象出來的。
因此要找出曆史發展的原理原則，還是要記得“曆史事實”。
多記“曆史事實”，是研究“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
研究曆史的方法就是從曆史事實中發見曆史發展的原理原則；再用這種原理原則去說明曆史的事實。
換言之，即從這千頭萬緒的曆史事實中，找出他們的相互關聯，找出他們的運動法則，找出他們發展的傾向。
這樣，任何交錯複雜的曆史事實，在我們面前，便再不是混亂一團，而是一定的曆史發展階段上所表現出來的應有的現象。
這樣，我們也就不僅可以知道曆史上的任何事實，“怎麼樣”發生發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為甚麼”要發生和發展。
中國過去的曆史家，也有他們的曆史方法。
如他們或以事系年而創為“編年史”，或以事系人，而創為“紀傳史”，或即事名篇而創為“紀事本末”。
但是編年史，則一事前後隔越，紀傳史，則一事彼此錯陳，紀事本末體對于曆史事實雖類聚而條分，原始而要終，但是他并沒有對于事與事之間給以聯系之總結果，隻是一些孤立的事實。
因之中國過去的曆史方法，可以說隻是一種簡單的邏輯。
用這種簡單的邏輯整理中國史，當然是不夠的。
近來實驗主義堰倡為點點滴滴研究中國史之議，實際上，這是乾嘉學派的舊方法，并不是實驗主義的新方法。
所謂點點滴滴，不過是對于史料之疏通辨證，訓釋輯補而已，但對于這樣的工作，清代的曆史家，已經留下極大的成績。
我們不是說，這種瑣碎的研究工作，對于研究中國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們覺得這正是研究曆史的一個前提工作。
但是如果沒有正确的方法，就是點點滴滴的曆史研究，也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結論的。
在另一方面，新的曆史學，直到現在，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他依然是當作一種制成品，原封原樣地輸入中國。
因此，在過去若幹年間，這種外來的曆史學，一到中國，便成了若幹教義的集成。
近來，已有不少的曆史家在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史，但一旦接觸中國具體曆史事實的時候，便不能正确地運用方法論了。
因此，我以為新的曆史家，在現在的任務，不是高談方法論，而是應該帶着他們已經知道了的方法，走進中國曆史資料的寶庫，去用曆史資料來考驗方法論。
在下面，我提出幾點關于中國史研究的意見，也許這幾點意見，可以幫助讀者對于中國史的研究。
二 看看大漢族以外的中國 中國的曆史家，過去以至現在，都是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處理中國的曆史，因此，過去以至現在的中國史著述都不是中國史，而是大漢族史。
但是大漢族史不是中國史，而隻是中國史的一個主要的構成部分；真正的中國史，是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内其他諸種族的曆史活動之總和。
因此，研究中國史，首先應該抛棄那種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之狹義的種族主義的立場，把自己超然于種族主義之外，用極客觀的眼光，把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内的諸種族，都當作中國史構成的曆史單位，從這些曆史單位之各自的曆史活動與其相互的曆史交流中，看出中國史之全面的運動與全面的發展。
考古學的發現和無數古典的傳說指示吾人，活動于中國這塊地盤上之最初的人類是兩個系統的人種：其一為“蒙古高原系”人種，其一為“南太平洋系”人種。
這兩系人種，在中國史前時代，還是處于匹敵的地位。
他們具有同一水準的文化創造，而且他們之間有着不斷的文化的和血統的交流。
此外，在同一時代，這兩系人種，又各自分裂為許多氏族，分布于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自然環境之中，平行地展開他們各自的曆史活動。
在後來的曆史發展中，他們或由分裂而再進于統一，或由統一而再進于分裂。
因此，如果要了解中國史前社會的全部内容，就不能從某一人種的曆史活動得到說明，而是要從這兩系人種之文化的和血統的融混及其各自的分裂與統一中，才能得到說明。
在太古時代，中國并無所謂支配種族或落後種族。
今日之成為支配種族或為落後種族，乃是後來曆史發展的結果。
漢族的形成，是殷周以來“蒙古高原系”人種中的一部分融混的結果。
直到漢代，這個混成的種族才以漢族之名出現為中國曆史上之支配種族。
自從漢族在中國這塊曆史地盤上成為支配種族以後，于是不僅“南太平洋系”人種被稱為南蠻或西南夷，即散在中原以外之“蒙古高原系”的諸種族，也被稱為西羌北狄與東夷了。
因此，在中國史上，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秦漢隋唐以至明代之曆史的發展中，漢族不斷地向中原以外的地域展開，因而使其他諸種族一步步的退出了中原曆史的領域。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看到漢族以外之其他諸種族也不斷地企圖或竟然侵入中原文化區域，如周之嚴允，秦漢之匈奴，晉之五胡，南北朝之鮮卑，隋之吐谷渾，唐之吐蕃、南诏，宋之契丹、女真與鞑靼，明之瓦剌、阿魯台與女真，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