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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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六年，居正為庶吉士，從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
這時政治的大權，一切都在世宗手裡。
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六歲的時候，他隻是興王，武宗死了，遺诏召他嗣位。
他自安陸興王府入京。
到了城外，禮部尚書請用皇太子即位禮，世宗立即拒絕，堅持着遺诏隻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
十六歲的青年，這樣地堅決，确實是一個英主的舉動。
即位以後，為了追尊父親興獻王的事情，和大臣發生許多的争執，但是在大體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世宗稱興獻王為皇考，伯父孝宗為皇伯考，是一種合理的主張。
此外還有許多興禮作樂的事，也許現代的我們不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如廢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隻稱先師，撤除塑像，隻設木主，究竟不失為開明的舉動。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經老了。
他隻是四十一歲，但是皇帝的年齡，和一般人不同。
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進的誘惑，于是他開始感覺到厭倦，再由厭倦感覺到衰邁了。
從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經不視朝，二十年以後，便一直在西苑萬壽宮，連宮内也不去。
一切的政務，都在因循和頹廢中間消磨了。
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宮中開始修醮，至此更是無日不在修醮的當中。
當時還有前朝、後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給世宗皇帝看的；後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給世宗看的，但是後朝的世宗，隻是道士的領袖。
可是世宗對于整個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會放松。
他是洞内的虎豹，發怒的時候，會從洞内跳出來，打死些獐貓鹿兔，打得厭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優裕懶散的生活。
二十六年以後，世宗殺夏言，殺曾銑，殺丁汝夔、楊選、楊守謙、王忬，乃至殺楊繼盛，殺嚴世蕃，都是同一心理作用。
然而世宗畢竟厭倦而衰邁了，整個的政權慢慢地從手裡落下，嚴嵩、嚴世蕃父子就乘此盜弄君權，顯赫一時。
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裡，當他從齋醮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嚴嵩不免奉命回籍，嚴世蕃竟至身首異處。
假如這是當時政治的軌道，那麼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這樣的軌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來，政治的樞紐全在内閣。
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内閣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組織。
現代西方的内閣，是議會政治的産物；它的權力相當龐大，有時甚至成為國家的統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議會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個的内閣，人員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時多至二三十人；全體閣員，不是出于一個政黨，便出于幾個政見不甚懸殊的政黨；内閣總理，縱使不一定能夠操縱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閣的領導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
明代的内閣便完全兩樣了。
整個的内閣隻是皇帝的秘書廳，内閣大學士隻是皇帝的秘書：内閣的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的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隻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時常分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緻，這隻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内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秘書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輔一人拟稿，稱為票拟；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隻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删定；首輔的産生，常常是論資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輔數年，忽然來了一個資格較深的大學士，便隻能退任次輔；首輔、次輔職權的分限，一切沒有明文規定，隻有習慣，因此首輔和其餘的閣員，時常會有不斷的鬥争；政治的波濤，永遠發生在内閣以内，次輔因為觊觎首輔的大權，便要攻擊首輔，首輔因為感受次輔的威脅，也要驅逐次輔；同時因為維持内閣的尊嚴，所以他們的鬥争，常是暗鬥而不是明争；又因為内閣閣員，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鬥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壞皇帝對他的信任，以緻加以貶斥或降調，而此種鬥争的後面，常常潛伏着誣蔑、讒毀甚至殺機。
這樣的政争，永遠是充滿血腥，而居正參加政治的時代，血腥正在内閣中蕩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閣大學士隻有夏言、嚴嵩二人。
在二十三年以後，嚴嵩曾經當過一年有餘的首輔，但是因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這是曾經當過三年首輔、資格較深的人物，所以退為次輔。
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他們雖然同是來自江西，卻是屬于兩個範疇的人物。
夏言是一味的高亢，嚴嵩便是一味的柔佞。
夏言有時甚至和世宗反抗。
世宗在醮天的時候，自己戴着香葉冠，一時高興，制了幾頂香葉冠，分賜大臣。
第二天嚴嵩把輕紗籠着香葉冠，顫巍巍地戴進西苑來。
夏言竟沒有戴，世宗問起來，他隻說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
在他們同在内閣的時候，有一次嚴嵩跪在皇帝面前，淚水像雨一樣地落下，說夏言欺負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這是夏言第一次落職。
以後便是嚴嵩的專權；貪污放恣成為政治的風氣，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
夏言再入内閣以後，他們兩人仍把以前的作風再行表演。
世宗派小内監到他們家裡去的時候，夏言隻是坐着，把他們當奴才看待；嚴嵩卻拉小内監并坐，數長數短地問着，等到小内監告辭的時候，更是滿把的金錢塞到他們袖管裡。
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給玉皇大帝的表章，&mdash&mdash因為寫在青紙上，當時稱為青詞，&mdash&mdash便吩咐夏言、嚴嵩拟上來，夏言隻是潦草塞責，嚴嵩便聚精會神，把他的文學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詞上面。
這是第二次夏言、嚴嵩在閣内的鬥争，但是這次夏言的失敗，卻失敗在内閣之外。
自從明代開國起，直到神宗中世，國家的邊患，隻有北方的一面。
元代的後裔都在北邊，在他們分散的時候，對于國家，本來不成為多大的問題；但是一旦團結起來，常會給予國家一種嚴重的威脅。
最初鞑靼騎士，未入河套，所以國家西邊還比較安靜。
英宗天順六年，鞑靼開始侵入河套，以後逐漸視為他們的給養地，不時再從河套出擊，國家西邊遂感覺不安。
孝宗弘治十年，設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謂三邊，便是指陝西省甘肅、延綏、甯夏三邊，一切的布置，都是對付河套的鞑靼，以後稱為“套寇”。
第一任三邊總制王越曾經主張以十五萬大軍窮搜河套，事未得行。
武宗正德三年三邊總制楊一清主張奪回河套，上言：“茲欲複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甯夏，使河套千裡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裡，用省内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
”但是楊一清的計劃，也沒有貫徹。
到嘉靖年間，盤踞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
河套不清，三邊永無甯日。
夏言當政以後，二十五年夏間用曾銑總督(1)陝西三邊軍務。
曾銑，江都人，雖然出生在風華績靡的地方，但是充滿報國的熱情。
到任不久，十餘萬套寇沖入邊牆，大掠延安、慶陽，曾銑一面以幾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卻另派大軍，直搗套寇的根據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
但是曾銑認定最切實的辦法，隻有把鞑靼逐出河套。
他上疏言： 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将百年，孝宗欲複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
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複為陛下言者。
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鋸，面背森然。
臣非不知兵兇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
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蒿，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
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饷，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驺發，雷火炮擊，則寇不能支。
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
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間曾銑的計劃。
他主張一面修築邊牆，一面收複河套，他又說：“夫臣方議築邊，又議複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複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
這時政治的大權，一切都在世宗手裡。
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六歲的時候，他隻是興王，武宗死了，遺诏召他嗣位。
他自安陸興王府入京。
到了城外，禮部尚書請用皇太子即位禮，世宗立即拒絕，堅持着遺诏隻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
十六歲的青年，這樣地堅決，确實是一個英主的舉動。
即位以後，為了追尊父親興獻王的事情，和大臣發生許多的争執，但是在大體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世宗稱興獻王為皇考，伯父孝宗為皇伯考，是一種合理的主張。
此外還有許多興禮作樂的事，也許現代的我們不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如廢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隻稱先師，撤除塑像，隻設木主，究竟不失為開明的舉動。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經老了。
他隻是四十一歲，但是皇帝的年齡，和一般人不同。
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進的誘惑，于是他開始感覺到厭倦，再由厭倦感覺到衰邁了。
從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經不視朝，二十年以後，便一直在西苑萬壽宮，連宮内也不去。
一切的政務，都在因循和頹廢中間消磨了。
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宮中開始修醮，至此更是無日不在修醮的當中。
當時還有前朝、後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給世宗皇帝看的；後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給世宗看的，但是後朝的世宗，隻是道士的領袖。
可是世宗對于整個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會放松。
他是洞内的虎豹，發怒的時候，會從洞内跳出來，打死些獐貓鹿兔，打得厭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優裕懶散的生活。
二十六年以後，世宗殺夏言，殺曾銑，殺丁汝夔、楊選、楊守謙、王忬，乃至殺楊繼盛，殺嚴世蕃，都是同一心理作用。
然而世宗畢竟厭倦而衰邁了，整個的政權慢慢地從手裡落下，嚴嵩、嚴世蕃父子就乘此盜弄君權，顯赫一時。
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裡，當他從齋醮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嚴嵩不免奉命回籍，嚴世蕃竟至身首異處。
假如這是當時政治的軌道，那麼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這樣的軌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來，政治的樞紐全在内閣。
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内閣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組織。
現代西方的内閣，是議會政治的産物；它的權力相當龐大，有時甚至成為國家的統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議會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個的内閣，人員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時多至二三十人；全體閣員，不是出于一個政黨，便出于幾個政見不甚懸殊的政黨；内閣總理，縱使不一定能夠操縱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閣的領導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
明代的内閣便完全兩樣了。
整個的内閣隻是皇帝的秘書廳，内閣大學士隻是皇帝的秘書：内閣的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的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隻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時常分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緻，這隻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内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秘書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輔一人拟稿，稱為票拟；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隻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删定；首輔的産生，常常是論資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輔數年，忽然來了一個資格較深的大學士，便隻能退任次輔；首輔、次輔職權的分限，一切沒有明文規定，隻有習慣，因此首輔和其餘的閣員，時常會有不斷的鬥争；政治的波濤，永遠發生在内閣以内，次輔因為觊觎首輔的大權，便要攻擊首輔，首輔因為感受次輔的威脅，也要驅逐次輔；同時因為維持内閣的尊嚴，所以他們的鬥争，常是暗鬥而不是明争；又因為内閣閣員，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鬥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壞皇帝對他的信任，以緻加以貶斥或降調，而此種鬥争的後面，常常潛伏着誣蔑、讒毀甚至殺機。
這樣的政争，永遠是充滿血腥，而居正參加政治的時代，血腥正在内閣中蕩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閣大學士隻有夏言、嚴嵩二人。
在二十三年以後，嚴嵩曾經當過一年有餘的首輔，但是因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這是曾經當過三年首輔、資格較深的人物，所以退為次輔。
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他們雖然同是來自江西，卻是屬于兩個範疇的人物。
夏言是一味的高亢，嚴嵩便是一味的柔佞。
夏言有時甚至和世宗反抗。
世宗在醮天的時候，自己戴着香葉冠，一時高興，制了幾頂香葉冠，分賜大臣。
第二天嚴嵩把輕紗籠着香葉冠，顫巍巍地戴進西苑來。
夏言竟沒有戴，世宗問起來，他隻說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
在他們同在内閣的時候，有一次嚴嵩跪在皇帝面前，淚水像雨一樣地落下，說夏言欺負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這是夏言第一次落職。
以後便是嚴嵩的專權；貪污放恣成為政治的風氣，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
夏言再入内閣以後，他們兩人仍把以前的作風再行表演。
世宗派小内監到他們家裡去的時候，夏言隻是坐着，把他們當奴才看待；嚴嵩卻拉小内監并坐，數長數短地問着，等到小内監告辭的時候，更是滿把的金錢塞到他們袖管裡。
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給玉皇大帝的表章，&mdash&mdash因為寫在青紙上，當時稱為青詞，&mdash&mdash便吩咐夏言、嚴嵩拟上來，夏言隻是潦草塞責，嚴嵩便聚精會神，把他的文學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詞上面。
這是第二次夏言、嚴嵩在閣内的鬥争，但是這次夏言的失敗，卻失敗在内閣之外。
自從明代開國起，直到神宗中世，國家的邊患，隻有北方的一面。
元代的後裔都在北邊，在他們分散的時候，對于國家，本來不成為多大的問題；但是一旦團結起來，常會給予國家一種嚴重的威脅。
最初鞑靼騎士，未入河套，所以國家西邊還比較安靜。
英宗天順六年，鞑靼開始侵入河套，以後逐漸視為他們的給養地，不時再從河套出擊，國家西邊遂感覺不安。
孝宗弘治十年，設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謂三邊，便是指陝西省甘肅、延綏、甯夏三邊，一切的布置，都是對付河套的鞑靼，以後稱為“套寇”。
第一任三邊總制王越曾經主張以十五萬大軍窮搜河套，事未得行。
武宗正德三年三邊總制楊一清主張奪回河套，上言：“茲欲複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甯夏，使河套千裡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裡，用省内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
”但是楊一清的計劃，也沒有貫徹。
到嘉靖年間，盤踞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
河套不清，三邊永無甯日。
夏言當政以後，二十五年夏間用曾銑總督(1)陝西三邊軍務。
曾銑，江都人，雖然出生在風華績靡的地方，但是充滿報國的熱情。
到任不久，十餘萬套寇沖入邊牆，大掠延安、慶陽，曾銑一面以幾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卻另派大軍，直搗套寇的根據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
但是曾銑認定最切實的辦法，隻有把鞑靼逐出河套。
他上疏言： 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将百年，孝宗欲複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
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複為陛下言者。
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鋸，面背森然。
臣非不知兵兇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
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蒿，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
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饷，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驺發，雷火炮擊，則寇不能支。
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
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間曾銑的計劃。
他主張一面修築邊牆，一面收複河套，他又說：“夫臣方議築邊，又議複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複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