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閣中的混鬥(下)

關燈
隆慶三年十二月,内閣中的大波來了。

    吏部尚書楊博緻仕,穆宗召高拱複入内閣,兼掌吏部事。

    從此内閣和吏部的大權集中到高拱手裡,他成為事實上的首相。

     高拱的複起,據王世貞《首輔傳》及《明史·張居正傳》,完全出于居正的策動,居正和司禮監李芳勾結,由李芳提出高拱入閣,兼掌吏部。

    據說居正的計劃,不但要引進高拱,抵制趙貞吉,而且要借此剝奪首輔李春芳的大權。

    其實春芳在位,始終不曾獨攬政權,居正對于薊遼的布置,也始終不曾受到春芳的牽制。

    貞吉入閣以後,因為個性倔強,居正當然感到不快,但是引進高拱,抵制貞吉,簡直引虎拒狼,居正不會做這樣的笨事。

    而且穆宗二年十一月間,李芳因忤旨已交刑部監禁待決,四年四月,發充南京淨軍。

    (1)要說刑部監禁的内監,能夠推薦内閣大臣,這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的故事。

     高拱這一次入閣,出于内監的力量,是無可疑的。

    穆宗是一位寬厚的人,但是因為他和大臣失去了應有的聯系,左右的内監處處影響他的主張。

    隆慶初年最得意的内監是滕祥、孟沖、陳洪。

    引導穆宗遊幸、玩鳌山燈、作長夜飲的,都是他們。

    隆慶二年,徐階緻仕,便是因為和内監不和,也許便是滕祥、孟沖、陳洪這一群人作祟。

    高拱入閣以後,司禮掌印太監出缺,馮保認為應由自己頂補,偏偏高拱推薦陳洪。

    以後陳洪又出缺了,高拱推薦孟沖,再給馮保一次失望。

    因此馮保和高拱結下不共戴天的大仇,成為隆慶六年居正勾結馮保、推翻高拱的張本。

    假如我們認識徐階失敗的原因,同時再推求高拱甘心結怨馮保,一再推薦孟沖、陳洪的原因,顯然地便會知道高拱第二次入閣,完全得力于滕祥、孟沖、陳洪這一群人;而且因為以後的故事,也知道高拱入閣與馮保無涉,與居正也無涉。

    那麼,為什麼隆慶元年高拱會罷相呢?事情也很顯然,一則徐階的首輔大權尚在,二則高拱和内監們,還沒有發生相當的關系。

    隆慶三年,徐階和高拱失職家居,丹陽“大俠”邵方先和徐階接洽複職的事,徐階不用;邵方再和高拱接洽,妥當以後,邵方立刻入京,不久高拱也入閣了。

    (2)這是當時“名傾中外”(3)的故事。

    所以這一次高拱入閣,推薦的人有了,居間的人也有了,一切都見于《明史》,但是《明史·居正傳》卻認為居正策動,不能不算是荒謬。

    “大俠”隻是一個交通中外的惡棍,隆慶六年六月居正當國以後,吩咐應天巡撫張佳胤把邵方殺去,确是一件痛快的事。

     居正對于高拱的入閣,雖然沒有什麼策動,但是也沒有任何的反感,毋甯說,他對于高拱,還有相當的期待。

    自己和徐階的關系,這是公開的事實,但是自己和高拱,不是也有相當的關系嗎?在國子監同事的時候,他們有過相互的了解,他們也知道日後在政治界應有的地位。

    高拱死後,居正說:“追惟平昔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

    ”(4)又說:“不榖與玄老為生死交,所以疏附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

    ”(5)這時居正已經當國多年了,用不到諱飾,所言自有可信。

    即在高拱炙手可熱的時候,居正也曾說過:“今天子基命宥密,孰與成王賢?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内外,皆跷足抗手,歌頌盛德。

    即餘驽下,幸從公後,參預國政,五年于茲,公每降心相從,宮府之事,悉以谘之,期于周、召夾輔之誼,以獎王室,此神明所知也。

    ”(6)高拱六十歲生日,是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這時内閣隻有高拱、居正二人。

    “周、召夾輔”,恰恰适合,也可看出高拱對于居正,還給予相當的地位,所以居正提到周、召的故事。

    但是高拱錯了,“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7),何嘗不是經傳的成文?“專權”雖然成為史冊的貶詞,但是大權獨攬,便不願意共攬,留着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在左右,而自己又沒有卓越的地位,可以籠罩一切,必然會引起政治上的不安。

    居正親眼看到了,所以後來當國的時候,隻肯引進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強這一群三等的人材;他引進的申時行,也許高明一些,但是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進士,和居正的輩行,差得太遠,不能構成威脅。

    高拱的失敗,正是居正的借鑒。

     高拱入閣,同時兼掌吏部,用人行政的大權,一手包辦,在政府裡,成為最大的勢力。

    内閣中最感受威脅的是趙貞吉。

    恰巧左都禦史王廷在隆慶四年正月緻仕,貞吉和首輔李春芳說明了,在二月中兼掌都察院。

    一邊是行政權,一邊是監察權,真是旗鼓相當。

    從隆慶三年十二月高拱入閣以後,到四年十一月趙貞吉緻仕為止,他們是内閣中兩個對峙的勢力。

    首輔李春芳和陳以勤隻是旁觀,居正比較和高拱接近。

    這是這一年中内閣的大勢。

     高拱真是第一流的吏部尚書。

    以前吏部當局,照例不和外間來往,算是避嫌疑。

    到徐階為吏部侍郎的時候,才打破這種慣習。

    高拱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員的姓名籍貫,編造成冊,同時在下邊注明賢否,所以對于當時的人材,竟是按圖索骥,一求便得。

    他認定國防的重要,以後兵部侍郎出為總督,總督入為兵部尚書的計劃,便從此确定。

    他認為軍事行政,需要專門人才,所以對于兵部司官,不輕加更動,以後兵備道和邊方督撫,也常用兵部的人員。

    這是他的主張。

     在國家大政方面,他的第一着便是和徐階為難。

    他還記得徐階不經商量,發表世宗遺诏的故事!等待三年了,現在他要報複。

    世宗因為大禮,曾經貶竄許多人,徐階用遺诏起用了,高拱對于他們,再來一次罷黜。

    他疏稱:“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托诏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将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臣以為未可。

    ”世宗垂死的時候,相信王金、陶仿、陶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這一群人的醫藥,他們一個個升官。

    世宗死了,徐階發表遺诏,歸罪他們,于是他們一齊入獄,等待死刑的執行。

    從隆慶元年到隆慶四年,事态遷延下來了,也許是皇天上帝的“保祐”吧,高拱入閣以後奏稱:“人君隕于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

    先帝臨禦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

    今謂先帝為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穆宗批準了,王金等因此免死,改編口外為民。

    遺诏當然隻是大臣們的主張,但是主持世宗遺诏的,除了徐階,還有居正。

    現在遺诏推翻了,我們看到居正的文章,“肅皇帝(8)憑玉幾而授顧命,天下莫不聞,而論者乃罪及方士,污蔑先皇,規脫己責,公為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義,若揭日月而行也。

    ”(9)這是隆慶五年的事;一杯苦酒,居正慢慢地咽下。

    隆慶六年政變的種子,正在他胸中逐日滋長。

     隆慶三年,高拱起用的時候,居正曾經說過:“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為也。

    ”(10)四年之初,他也曾說:“中元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即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

    幸此公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惬輿情。

    區區在位一日,當為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

    ”(11)這一封信,便是非常地閃爍。

    什麼是“其中人心”?何以去留“不能自必”?高拱的勢力,正在逐日發展,居正已經感覺到威脅,然而他要掙紮,他不肯放棄政權。

     第一個放棄政權的是陳以勤。

    在混鬥的内閣中,他永遠是中立。

    酣鬥的戰士們,高拱是裕邸的舊同事,趙貞吉是同鄉,張居正是自己的門生,你教我怎樣辦?當國家大事的人多着呢,自己也不眷戀這一個地位。

    隆慶四年七月,以勤緻仕了。

     這年十月,高拱提議考察科道,科是六科給事中,道是十三道監察禦史。

    高拱上次去職,失敗在言官手裡,現在便要考察言官。

    考察當然是一種臨時京察,照例由吏部和都察院會同舉行的,于是兼管吏部的高拱,便和兼管都察院的趙貞吉來一次正面沖突。

    貞吉疏稱:“頃因禦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谕考核言官,并及升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

    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謇谔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緻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

    ”穆宗接受高拱的提議,事情還得辦。

    考察的時候,高拱主張斥逐貞吉的左右,貞吉當然有他的辦法,凡是高拱的左右,主張一概斥逐。

    僵局形成了,需要調解,調解的結果,雙方人員,一概保留,但是高拱的政敵,隻要與貞吉無關,還是貶斥。

    這一次考察,貶斥二十七人;禦史王圻貶斥了;曾為給事中已遷大理少卿的魏時亮去了;曾為禦史已遷大理寺右丞的耿定向去了,曾為給事中已遷廣東巡撫右佥都禦史的吳時來也去了。

    其他還有因為曾劾高拱,此時不待考察,自行去職的禦史郝傑。

    一切都很痛快。

    高拱手下,有的是言官:韓楫、宋之韓、程文、塗孟桂。

    誰不同意,便給誰一次彈劾。

    居正到了現在,慢慢地有些“去留不能自必”了!吳時來是徐階的門生,耿定向是自己的朋友,他們都去了,居正當然有些不安。

    但是高拱還得先行對付趙貞吉。

    這一次是韓楫出馬。

    調解盡管調解,攻擊還得攻擊。

    韓楫彈劾貞吉庸橫,考察有私。

    貞吉上疏答辯,自稱:“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

    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

    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内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

    ”貞吉決定緻仕回籍了,他隻是請求解除高拱兼掌吏部的大權,以免私黨的建立。

    但是在他解職之前,國家大計,因為意外的轉變,一切還待貞吉的贊襄。

     中國北邊的鞑靼,從明代開國之初,直到隆慶年間,永遠和中原處在戰争的地位。

    鞑靼的領袖是小王子,但是從世宗以後,領導權落到俺答手中。

    進攻北京的是他;京師屢次戒嚴,為的是他;世宗殺兵部尚書,殺薊遼總督,也為的是他。

    他手下有的是鞑靼武士,但是同樣也有漢人。

    在已往的時代,四鄰的文化,比中原低,各個戰士的戰鬥力,也許比中原強,但是組織的能力,不如中原,所以戰事還是處于劣勢。

    漢人去了以後,組織力加強了,更加影響到戰鬥力,中原的地位,便從優勢轉到劣勢。

    這便是内奸的“成績”。

    明世宗的時候,邱富、趙全這一群人投了鞑靼,慢慢地誘合沿邊的漢人,一直到幾萬人,成為内奸集團。

    他們在豐州築城堡,開水田。

    這個地方稱為闆升,闆升是鞑靼語的房屋。

    他們替俺答計劃戰争
0.13974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