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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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于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于文學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讨，隻是一九三九年以來的事。
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于傳記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于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于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
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于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面，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面，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
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隻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内前進。
在這幾年以内，陸續寫成《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
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隻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隻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于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将來。
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颠撲不破的名言。
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叙述故籍，其結果隻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
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
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
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
自己對于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标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
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将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
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别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幹《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
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
我們對于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
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
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采取哪一個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
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家傳戶誦的文章。
這裡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讨論文學，讨論政治，乃至于讨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
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
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蹑手蹑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
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
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系，而後才有叙述的機會。
至于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
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了“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面。
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裡面，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
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
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裡。
這裡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
但是一切隻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裡面。
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
假如我們甘冒比拟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維多利亞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
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其實不是偶然的事。
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
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裡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曆，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
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赜鈎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
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面。
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絕對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
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隻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
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
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适用于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做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唯有談到第三個做法了。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曆，有證據。
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
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于傳記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于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于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
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于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面，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面，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
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隻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内前進。
在這幾年以内，陸續寫成《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
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隻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隻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于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将來。
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颠撲不破的名言。
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叙述故籍，其結果隻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
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
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
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
自己對于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标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
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将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
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别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幹《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
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
我們對于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
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
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采取哪一個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
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家傳戶誦的文章。
這裡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讨論文學，讨論政治，乃至于讨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
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
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蹑手蹑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
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
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系，而後才有叙述的機會。
至于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
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了“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面。
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裡面，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
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
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裡。
這裡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
但是一切隻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裡面。
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
假如我們甘冒比拟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維多利亞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
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其實不是偶然的事。
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
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裡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曆，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
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赜鈎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
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面。
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絕對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
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隻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
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
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适用于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做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唯有談到第三個做法了。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曆，有證據。
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