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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人。
當外國人指責中國在他的統治下發展緩慢的時候，應該記住這位滿洲親王克己的力量是多麼值得稱贊。
因為這種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純潔無瑕，無可挑剔，使得他在國家事務中，情願不以個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導革命。
其實，談起這位攝政王，我們可以同說過這樣一句聰明話的智者一道說：“不輕易發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風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比攻城奪池還難。
” 本書就要結束了，我想說的是，在講這個中國的牛津運動的過程中，我已盡力說明，自從歐洲人進入中國以後，我們中國人怎樣努力與那現代歐洲那強烈的物質實利主義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壞力量戰鬥，使它不緻于危害中國的長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業，然後我們又如何遭到失敗，率領我們戰鬥的中國牛津運動的領導人現在都已亡故。
眼下的問題是：今後該怎麼辦？我們是隻能聽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掃除淨盡呢？還是有什麼辦法能避免這樣一場災難？在此，正如馬修·阿諾德要說的，我覺得此刻我的敵人正以一種急不可待的喜悅，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卻要避開他們。
我說過，義和團事變之後，整個中華民族、中國的統治階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面對現代歐洲各國那種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中國文明的應戰能力不足，無效無用。
我還表示過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的統治階層、中國的文人學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錯誤的。
在此，我将兌現我的諾言。
在我看來，一個人或一國人用以反對和試圖消除一個社會錯誤或政治錯誤，存在着四種方式。
下面，我想對此做出具體的說明。
假設在上海地區有一個納稅人，他誠心誠意地相信上海租界運行的有軌，電車對于上海人民來說不僅是一種讨厭的東西，而且是一種很壞的、不道德的、傷風敗俗、導緻混亂的設施。
懷着這種念頭，他首先可以以一個納稅人的名義，抗議在上海街道上鋪設有軌電車道。
如果抗議無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幾個志同道合者站到馬路中央，逼迫有軌電車司機要麼停車，要麼從他或他們身上碾過去。
如果電車司機拒絕停車，他就用拳頭和血肉之軀去與電車對抗，這時候，如果沒有警察和市政人員來幹預，愚蠢的納稅人就會粉身碎骨，而上海的電車道也仍将原封不動。
端王及其義和團員用來抵禦現代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到來的方法就是這樣一種方法。
上海的那位納稅人，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來阻止電車的運行。
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夥創辦一個對立的電車公司。
從财政方面或其他
當外國人指責中國在他的統治下發展緩慢的時候，應該記住這位滿洲親王克己的力量是多麼值得稱贊。
因為這種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純潔無瑕，無可挑剔，使得他在國家事務中，情願不以個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導革命。
其實，談起這位攝政王，我們可以同說過這樣一句聰明話的智者一道說：“不輕易發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風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比攻城奪池還難。
” 本書就要結束了，我想說的是，在講這個中國的牛津運動的過程中，我已盡力說明，自從歐洲人進入中國以後，我們中國人怎樣努力與那現代歐洲那強烈的物質實利主義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壞力量戰鬥，使它不緻于危害中國的長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業，然後我們又如何遭到失敗，率領我們戰鬥的中國牛津運動的領導人現在都已亡故。
眼下的問題是：今後該怎麼辦？我們是隻能聽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掃除淨盡呢？還是有什麼辦法能避免這樣一場災難？在此，正如馬修·阿諾德要說的，我覺得此刻我的敵人正以一種急不可待的喜悅，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卻要避開他們。
我說過，義和團事變之後，整個中華民族、中國的統治階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面對現代歐洲各國那種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中國文明的應戰能力不足，無效無用。
我還表示過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的統治階層、中國的文人學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錯誤的。
在此，我将兌現我的諾言。
在我看來，一個人或一國人用以反對和試圖消除一個社會錯誤或政治錯誤，存在着四種方式。
下面，我想對此做出具體的說明。
假設在上海地區有一個納稅人，他誠心誠意地相信上海租界運行的有軌，電車對于上海人民來說不僅是一種讨厭的東西，而且是一種很壞的、不道德的、傷風敗俗、導緻混亂的設施。
懷着這種念頭，他首先可以以一個納稅人的名義，抗議在上海街道上鋪設有軌電車道。
如果抗議無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幾個志同道合者站到馬路中央，逼迫有軌電車司機要麼停車，要麼從他或他們身上碾過去。
如果電車司機拒絕停車，他就用拳頭和血肉之軀去與電車對抗，這時候，如果沒有警察和市政人員來幹預，愚蠢的納稅人就會粉身碎骨，而上海的電車道也仍将原封不動。
端王及其義和團員用來抵禦現代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到來的方法就是這樣一種方法。
上海的那位納稅人，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來阻止電車的運行。
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夥創辦一個對立的電車公司。
從财政方面或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