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長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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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氏長慶集》卷二八《與元九書》雲：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全唐詩》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雲：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
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寅恪按：自來文人作品，其最能為他人所欣賞，最能于世間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負自誇者。
若夫樂天之《長恨歌》，則據其自述之語，實系自許以為壓卷之傑構，而亦為當時之人所極欣賞，且流播最廣之作品。
此無怪乎曆千歲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誦于赤縣神州及雞林海外“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長慶集·序》中語）也。
雖然，古今中外之人讀此詩者衆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婦牛童馬走”固不足論，即所謂文人學士之倫，其诠釋此詩形諸著述者，以寅恪之淺陋，尚未見有切當之作。
故姑試為妄說，别進一新解焉。
鄙意以為欲了解此詩，第一，須知當時文體之關系。
第二，須知當時文人之關系。
何謂文體之關系？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雲： 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
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
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
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贽。
今有唐詩數百種行于世者是也。
寅恪按：趙氏所述唐代科舉士子風習，似與此詩絕無關涉。
然一考當日史實，則不能不于此注意。
蓋唐代科舉之盛，肇于高宗之時，成于玄宗之代，而極于德宗之世。
德宗本為崇獎文詞之君主，自貞元以後，尤欲以文治粉飾苟安之政局。
就政治言，當時藩鎮跋扈，武夫橫恣，固為紛亂之狀态。
然就文章言，則其盛況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貞觀、開元之時代。
此時之健者有韓、柳、元、白，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運動即發生于此時，殊非偶然也。
又中國文學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于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中之中堅人物是也。
此二者相互之關系，自來未有論及之者。
寅恪嘗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其要旨以為古文之興起，乃其時古文家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之所緻，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說者也。
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結論者，因見近年所發現唐代小說，如敦煌之俗文學，及日本遺存之《遊仙窟》等，與洛陽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緻非當時高才文士（張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體，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實不勝叙寫表達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職任。
其低級骈體之敦煌俗文學及燕山外史式之《遊仙窟》等，皆世所習見，不複具引。
茲節錄公式化之墓志文二通以供例證如下。
《芒洛冢墓遺文四編》卷三《安師墓志》雲： 君諱師，字文則，河南洛陽人也。
十六代祖西華國君，東漢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為屬國，乃以仰為并州刺史，因家洛陽焉。
又《康達墓志》雲： 君諱達，自（字？）文則，河南伊阙人也。
□以□ 因家河□焉。
今觀兩志文因襲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則知非大事創革不可。
是《韓昌黎集》《河東先生集》中碑志、傳記之文所以多創造之傑作，而谀墓之金為應得之報酬也。
夫當時叙寫人生之文衰弊至極，欲事改進，一應革去不适描寫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當改用便于創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則其初必須嘗試為之。
然碑志、傳記為叙述真實人事之文，其體尊嚴，實不合于嘗試之條件。
而小說則可為駁雜無實之說，既能以俳諧出之，又可資雅俗共賞，實深合嘗試且兼備宣傳之條件。
此韓愈之所以為愛好小說之人，緻為張籍所譏。
觀于文昌遺書退之之事，如《唐摭言》卷五“切磋”條（參《韓昌黎集》卷一四《答張籍書注》《重答張籍書注》及《全唐文》卷六八四張籍《上韓昌黎書》《上韓昌黎第二書》）雲：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
張水部以書勸之。
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歡，此有以累于令德。
其二曰，君子發言舉足，不遠于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
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
可知也。
是故唐代貞元、元和年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時，複更輾轉為後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源起及體制也。
唐代舉人之以備具衆體之小說之文求知于主司，即與以古文詩什投獻者無異。
元稹、李紳撰《莺莺傳》及《莺莺歌》于貞元時，白居易與陳鴻撰《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于元和時，雖非如趙氏所言是舉人投獻主司之作品，但實為貞元、元和年間新興之文體。
此種文體之興起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系，其優點便在于創造，而其特征則尤在備具衆體也。
既明乎此，則知陳氏之《長恨歌傳》與白氏之《長恨歌》非通常序文與本詩之關系，而為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
趙氏所謂“文備衆體”中，“可以見詩筆”（趙氏所謂詩筆系與史才并舉者。
史才指小說中叙事之散文言。
詩筆即謂詩之筆法，指韻文而言。
其筆字與六朝人之以無韻之文為筆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當之。
其所謂“可以見史才”“議論”之部分，陳氏之傳當之。
後人昧于此義，遂多妄說，如沈德潛《唐詩别裁集》卷八選《長恨歌》評雲： 迷離恍惚，不用收結，此正作法之妙。
又《唐宋詩醇》卷二二雲： 結處點清長恨，為一詩結穴。
戛然而止，全勢已足，不必另作收束。
初視之，其言似皆甚允當。
詳繹之，則白氏此歌乃與傳文為一體者。
其真正之收結，即議論與夫作詩之緣起，乃見于陳氏傳文中。
傳文略雲： 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
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
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将來也。
歌既成，使鴻傳焉。
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
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
今但傳《長恨歌》雲爾。
此節諸語正與元氏《莺莺傳》末結束一節所雲： 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
予嘗于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
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裡第，語及于是。
公垂卓然稱異，遂為《莺莺歌》以傳之。
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适相符合。
而李氏之《莺莺歌》，其詩最後數語亦為： 詩中報郎含隐語，郎知暗到花深處。
三五月明當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語（語字從董解元西廂本，他本作路）。
然則《莺莺歌》雖不似《長恨歌》之迷離恍惚，但亦不用所謂收結者，其故何耶？蓋《莺莺傳》既可謂之《會真記》（見拙著《讀〈莺莺傳〉》，載《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一分。
今附于第四章後），故《莺莺歌》亦可謂之《會真歌》。
《莺莺歌》以“與郎相見”即會真結（會真之義與遇仙同，說詳拙著《讀〈莺莺傳〉》），與《長恨歌》以長恨結，正複相同。
至于二詩之真正收結，則又各在其傳文之中也。
二詩作者不同，價值亦異，而其體裁實無一不合。
蓋二者同為具備衆體之小說中之歌詩部分也。
後世評《長恨歌》者，如前所引二例，于此全未明了，宜乎其贊美樂天，而不得其道矣。
更取韓退之小說作品觀之（詳見拙著《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如《韓昌黎集》卷二一《石鼎聯句詩序》，即當時流行具備衆體之小說文也。
其序略雲： 二子（侯喜劉師服）因起謝曰：“尊師（軒轅彌明）非世人也，其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
”道士奮曰：“不然。
章不可以不成也。
”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
”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
書訖，使讀。
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
” 寅恪按：此八句四十字，即《石鼎聯句詩序》之末段。
其詞雲： 全勝瑚琏貴，空有口傳名。
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拯。
磨砻去圭角，浸潤着光精。
願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
此篇結句“此物”二字，即“石鼎”之代稱。
亦正與李公垂之《莺莺歌》，即《會真歌》之“與郎相見”，白樂天《長恨歌》之“此恨綿綿”，皆以結局之詞義為全篇之題名，結構全同。
于此可以知當時此種文章之體制，而不妄事評贊矣。
複次，洪氏《韓公年譜》雲： 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
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诮如是之甚。
且言彌明形貌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詞耶？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
朱子《韓義考異》雲： 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
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意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
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谑，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
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着之，尤不足以為據也。
寅恪按：朱子說甚谛，其深識當時文章體裁，殊非一般治唐文者所及。
故不嫌骈贅，并附于此，以資參校。
何謂文人之關系？《白氏長慶集》卷二八《與元九書》雲： 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
小窮，則以詩相勉。
索居，則以詩相慰。
同處，則以詩相娛。
元白二人作詩，相互之密切關系，此數語已足以盡之，不必更别引其他事實以為證明。
然元白二人之作詩，亦各受他一人之影響，自無待論。
如前引《全唐詩》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每被老元偷格律”句，樂天自注雲： 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
又“苦教短李伏歌行”句，自注雲： 李二十嘗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蓋《白氏長慶集》卷二《和答詩十首·序》略雲： 五年春，微之左轉為江陵士曹掾。
仆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緻于執事，凡二十章，欲足下在途諷讀。
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皆得作者風。
豈仆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
又《元氏長慶集》卷二四《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二十首·序》雲： 予友李公垂，予樂府新題二十首。
雅有所謂，不虛為文。
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
今《白氏長慶集》卷三卷四所載《新樂府》五十首，即因公垂、微之所詠而作也。
其所以使李氏心伏者，乃由當時文士各出其所作互事觀摩，争求超越，如《白氏長慶集》卷二《和答詩十首·序》雲： 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閑，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
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
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
今并觀同時諸文人具有互相關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辭（即文體）則非徒仿效，亦加改進。
于立意（即意旨）則非徒沿襲，亦有增創。
蓋仿效沿襲即所謂同，改進增創即所謂異。
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彙于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而得以知當時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競造勝境，為不可及也。
據上所論，則知白、陳之《長恨歌》及《長恨歌傳》，實受李、元之《莺莺歌》及《莺莺傳》之影響，而微之之《連昌宮詞》又受白、陳之《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之影響。
其間因革演化之迹，顯然可見。
茲釋《長恨歌》，姑就《莺莺歌》及《莺莺傳》與《長恨歌》及《長恨歌傳》言之，暫置《連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全唐詩》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雲：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
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寅恪按：自來文人作品，其最能為他人所欣賞，最能于世間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負自誇者。
若夫樂天之《長恨歌》，則據其自述之語，實系自許以為壓卷之傑構，而亦為當時之人所極欣賞，且流播最廣之作品。
此無怪乎曆千歲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誦于赤縣神州及雞林海外“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長慶集·序》中語）也。
雖然，古今中外之人讀此詩者衆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婦牛童馬走”固不足論，即所謂文人學士之倫，其诠釋此詩形諸著述者，以寅恪之淺陋，尚未見有切當之作。
故姑試為妄說，别進一新解焉。
鄙意以為欲了解此詩，第一，須知當時文體之關系。
第二，須知當時文人之關系。
何謂文體之關系？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雲： 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
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
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
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贽。
今有唐詩數百種行于世者是也。
寅恪按：趙氏所述唐代科舉士子風習，似與此詩絕無關涉。
然一考當日史實，則不能不于此注意。
蓋唐代科舉之盛，肇于高宗之時，成于玄宗之代，而極于德宗之世。
德宗本為崇獎文詞之君主，自貞元以後，尤欲以文治粉飾苟安之政局。
就政治言，當時藩鎮跋扈，武夫橫恣，固為紛亂之狀态。
然就文章言，則其盛況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貞觀、開元之時代。
此時之健者有韓、柳、元、白，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運動即發生于此時，殊非偶然也。
又中國文學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于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中之中堅人物是也。
此二者相互之關系，自來未有論及之者。
寅恪嘗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其要旨以為古文之興起，乃其時古文家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之所緻，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說者也。
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結論者，因見近年所發現唐代小說，如敦煌之俗文學，及日本遺存之《遊仙窟》等，與洛陽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緻非當時高才文士（張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體，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實不勝叙寫表達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職任。
其低級骈體之敦煌俗文學及燕山外史式之《遊仙窟》等，皆世所習見，不複具引。
茲節錄公式化之墓志文二通以供例證如下。
《芒洛冢墓遺文四編》卷三《安師墓志》雲： 君諱師，字文則，河南洛陽人也。
十六代祖西華國君，東漢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為屬國，乃以仰為并州刺史，因家洛陽焉。
又《康達墓志》雲： 君諱達，自（字？）文則，河南伊阙人也。
□以□ 因家河□焉。
今觀兩志文因襲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則知非大事創革不可。
是《韓昌黎集》《河東先生集》中碑志、傳記之文所以多創造之傑作，而谀墓之金為應得之報酬也。
夫當時叙寫人生之文衰弊至極，欲事改進，一應革去不适描寫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當改用便于創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則其初必須嘗試為之。
然碑志、傳記為叙述真實人事之文，其體尊嚴，實不合于嘗試之條件。
而小說則可為駁雜無實之說，既能以俳諧出之，又可資雅俗共賞，實深合嘗試且兼備宣傳之條件。
此韓愈之所以為愛好小說之人，緻為張籍所譏。
觀于文昌遺書退之之事，如《唐摭言》卷五“切磋”條（參《韓昌黎集》卷一四《答張籍書注》《重答張籍書注》及《全唐文》卷六八四張籍《上韓昌黎書》《上韓昌黎第二書》）雲：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
張水部以書勸之。
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歡，此有以累于令德。
其二曰，君子發言舉足，不遠于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
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
可知也。
是故唐代貞元、元和年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時，複更輾轉為後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源起及體制也。
唐代舉人之以備具衆體之小說之文求知于主司，即與以古文詩什投獻者無異。
元稹、李紳撰《莺莺傳》及《莺莺歌》于貞元時，白居易與陳鴻撰《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于元和時，雖非如趙氏所言是舉人投獻主司之作品，但實為貞元、元和年間新興之文體。
此種文體之興起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系，其優點便在于創造，而其特征則尤在備具衆體也。
既明乎此，則知陳氏之《長恨歌傳》與白氏之《長恨歌》非通常序文與本詩之關系，而為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
趙氏所謂“文備衆體”中，“可以見詩筆”（趙氏所謂詩筆系與史才并舉者。
史才指小說中叙事之散文言。
詩筆即謂詩之筆法，指韻文而言。
其筆字與六朝人之以無韻之文為筆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當之。
其所謂“可以見史才”“議論”之部分，陳氏之傳當之。
後人昧于此義，遂多妄說，如沈德潛《唐詩别裁集》卷八選《長恨歌》評雲： 迷離恍惚，不用收結，此正作法之妙。
又《唐宋詩醇》卷二二雲： 結處點清長恨，為一詩結穴。
戛然而止，全勢已足，不必另作收束。
初視之，其言似皆甚允當。
詳繹之，則白氏此歌乃與傳文為一體者。
其真正之收結，即議論與夫作詩之緣起，乃見于陳氏傳文中。
傳文略雲： 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
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
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将來也。
歌既成，使鴻傳焉。
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
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
今但傳《長恨歌》雲爾。
此節諸語正與元氏《莺莺傳》末結束一節所雲： 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
予嘗于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
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裡第，語及于是。
公垂卓然稱異，遂為《莺莺歌》以傳之。
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适相符合。
而李氏之《莺莺歌》，其詩最後數語亦為： 詩中報郎含隐語，郎知暗到花深處。
三五月明當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語（語字從董解元西廂本，他本作路）。
然則《莺莺歌》雖不似《長恨歌》之迷離恍惚，但亦不用所謂收結者，其故何耶？蓋《莺莺傳》既可謂之《會真記》（見拙著《讀〈莺莺傳〉》，載《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一分。
今附于第四章後），故《莺莺歌》亦可謂之《會真歌》。
《莺莺歌》以“與郎相見”即會真結（會真之義與遇仙同，說詳拙著《讀〈莺莺傳〉》），與《長恨歌》以長恨結，正複相同。
至于二詩之真正收結，則又各在其傳文之中也。
二詩作者不同，價值亦異，而其體裁實無一不合。
蓋二者同為具備衆體之小說中之歌詩部分也。
後世評《長恨歌》者，如前所引二例，于此全未明了，宜乎其贊美樂天，而不得其道矣。
更取韓退之小說作品觀之（詳見拙著《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如《韓昌黎集》卷二一《石鼎聯句詩序》，即當時流行具備衆體之小說文也。
其序略雲： 二子（侯喜劉師服）因起謝曰：“尊師（軒轅彌明）非世人也，其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
”道士奮曰：“不然。
章不可以不成也。
”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
”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
書訖，使讀。
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
” 寅恪按：此八句四十字，即《石鼎聯句詩序》之末段。
其詞雲： 全勝瑚琏貴，空有口傳名。
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拯。
磨砻去圭角，浸潤着光精。
願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
此篇結句“此物”二字，即“石鼎”之代稱。
亦正與李公垂之《莺莺歌》，即《會真歌》之“與郎相見”，白樂天《長恨歌》之“此恨綿綿”，皆以結局之詞義為全篇之題名，結構全同。
于此可以知當時此種文章之體制，而不妄事評贊矣。
複次，洪氏《韓公年譜》雲： 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
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诮如是之甚。
且言彌明形貌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詞耶？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
朱子《韓義考異》雲： 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
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意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
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谑，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
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着之，尤不足以為據也。
寅恪按：朱子說甚谛，其深識當時文章體裁，殊非一般治唐文者所及。
故不嫌骈贅，并附于此，以資參校。
何謂文人之關系？《白氏長慶集》卷二八《與元九書》雲： 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
小窮，則以詩相勉。
索居，則以詩相慰。
同處，則以詩相娛。
元白二人作詩，相互之密切關系，此數語已足以盡之，不必更别引其他事實以為證明。
然元白二人之作詩，亦各受他一人之影響，自無待論。
如前引《全唐詩》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每被老元偷格律”句，樂天自注雲： 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
又“苦教短李伏歌行”句，自注雲： 李二十嘗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蓋《白氏長慶集》卷二《和答詩十首·序》略雲： 五年春，微之左轉為江陵士曹掾。
仆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緻于執事，凡二十章，欲足下在途諷讀。
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皆得作者風。
豈仆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
又《元氏長慶集》卷二四《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二十首·序》雲： 予友李公垂，予樂府新題二十首。
雅有所謂，不虛為文。
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
今《白氏長慶集》卷三卷四所載《新樂府》五十首，即因公垂、微之所詠而作也。
其所以使李氏心伏者，乃由當時文士各出其所作互事觀摩，争求超越，如《白氏長慶集》卷二《和答詩十首·序》雲： 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閑，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
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
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
今并觀同時諸文人具有互相關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辭（即文體）則非徒仿效，亦加改進。
于立意（即意旨）則非徒沿襲，亦有增創。
蓋仿效沿襲即所謂同，改進增創即所謂異。
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彙于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而得以知當時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競造勝境，為不可及也。
據上所論，則知白、陳之《長恨歌》及《長恨歌傳》，實受李、元之《莺莺歌》及《莺莺傳》之影響，而微之之《連昌宮詞》又受白、陳之《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之影響。
其間因革演化之迹，顯然可見。
茲釋《長恨歌》，姑就《莺莺歌》及《莺莺傳》與《長恨歌》及《長恨歌傳》言之，暫置《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