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沒落》（第二卷部分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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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著雷海宗譯
第一章起源和景色
B、一群高等文化
Ⅵ、曆史景物與自然景物
一個人，不管他生在世界上是為得事業或為得學業的，在他活動的時候或思索的時候，總是警醒的，所以也就是“精神集中的”，那就是說，他是在注意那一時刻他的光明世界對他有意義的一件事物。
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正在做一個物理學的實驗，突然被迫轉而考慮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那幾乎可以說是痛苦難言的。
我前面已經說過，在人類意識中輪換出現的無數景幕中，清楚地分為兩類——命運及節奏的境界，因果及張弛的境界。
我稱這兩種境界為“曆史境界”和“自然境界”。
在前者，生活所使用的是批判的理解：眼力控制一切，内心所感到的節奏成為臆想中的波列[1]，而最後爆發的精神經驗形成劃時代的頂峰。
在後者，思維本身控制一切，因果的批判把生活說成一個嚴格的過程，把活的實際說成抽象的真理，把張弛現象說成一個公式。
這是怎麼一回事情呢？兩者都是由展望而見到的景色。
一是展望者把自己浸入永不重複的實際中，一是他企圖掌握一套永恒有效的系統真理。
在知識隻處在附屬地位的曆史境界中，集體利用個體。
在我們稱為記憶和回想的圖景中，事物顯得一片光明，并且是由我們生活的節奏去推動的。
但是年代學的因素使我們感到，隻要史實一成為曆史知識，它就要受到意識條件的根本限制。
在自然境界中，是一直存在的主觀因素是不适合的和使人迷惑的，但是在曆史境界中，是同樣一直存在的客觀因素，即數據，把人引入錯誤。
當我們從事自然境界的工作時，我們的環境和心情應當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超然的，我們可以忘我。
但是每一個人，每一個階級，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家庭，總是聯系到它自己來觀察曆史境界的。
自然的特點，在于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太空；而曆史是由過去的混沌中湧出，展現在觀察者的眼前，然後由他出發向外來推移的。
代表現在的個人，總是處在中點；他将不能有意義地應付這些史實，如果他忽視史實的方向——這種方向是屬于生活的範疇的，而不是集于思維的範疇的。
每個時代，每個地方，每個生活的集團，都有他自己的曆史視野，一個真的曆史學者的特點就在于他能體現他的時代所要求的曆史境界。
所以，自然與曆史的分别有如純粹批判與不純粹批判之間的區别——把“批判”理解為實際生活經驗的對立面的。
自然科學就是批判，而不是任何其他事物。
然而在曆史境界，批判隻能科學地準備條件，以便曆史家去作瞰視。
曆史就是那個四面八方的鳥瞰。
有那種眼力的人可以“曆史地”理解每個事實和每個情勢。
自然是一個體系，任何體系都是可以學習的。
對于曆史的自我适應的過程，每個人由童年的早期印象就已開始。
兒童的眼睛是銳利的，對于切身環境的事物，如家庭的生活，自家的住宅和所處的街道之類，他們都能直接體察和感覺其核心，這是遠在本城和城市居民進入他們視線以前的事，而“民族”“國土”“國家”諸詞對他們尚完全沒有明确的意義。
正是如此，也正如此透徹地，原始人類把他們狹窄天地之間的事物理解為曆史，理解為生活——特别是有關生命本身的事物，如生、死、疾病、衰老的景象，如激戰或熱愛的經過，無論是個人經驗的或在别人生活中觀察到的，如家人、氏族、村裡的命運，以及他們的行動和動機，如世仇、械鬥、勝利和報複的傳說。
生活的境界在擴大，出現的已不是一個個的生命，而是生活總體在一來一往。
景象不再限于村裡和氏族，而是包括遙遠的種族和國家；不再以年月為限，而是擴大到許多世代。
任何人所實際經驗過或參加到的曆史，不會超過祖父的世代；無論對古代的日耳曼人或對現代黑人種，對伯裡克利或對瓦倫斯坦，都是如此。
至此，實際生活的境界結束，一個新的境界開始，這個新境界的根據是傳聞和曆史傳說：在這個新境界中，由于長期的習慣，我們的心情是适用于一個清楚的和固定的意識天地的。
對于不同文化的人們，這個天地的幅度是大不相同的。
對于我們西方人，真正的曆史是由這個進一步的意識天地開始的，因為我們是在永恒的境界下生活的；而對希臘人和羅馬人來說，曆史正是到那裡就停止了。
對修昔底德來說波斯戰争的經過，對恺撒來說，布尼戰争的經過，都已經是沒有活的意義的了。
超過這個境界，其他的曆史性的景象體制——植物世界、動物世界、大地以及星空的命運的景象，就湧現到眼前，這些景象最後與自然科學的終極意境混而為一，成為宇宙創成和宇宙毀滅的神話般的圖景。
兒童和原始人類的自然圖景，來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細事物，這種瑣事不斷迫使他們避免觀察令人生畏的廣大自然，轉而去批判地注視切身環境的一些事物和情境。
正與小動物一樣，兒童是從遊戲中發現最初的真理。
研究一下他的玩具，拆散開他的洋娃娃，把鏡子倒轉過來看看後面有什麼東西，發現一條确切不移的道理之後的勝利感——任何的自然研究也不過如此而已。
原始人類，在逐步學習中，把這種批判的經驗援用于他的武器和工具，援用于他的衣、食、住所需的原料，那就是說，援用于已死的東西。
他把此種經驗援用于動物，但隻在它們已不是他自己在追逐或被追逐之中所注視和觀察的活物時，此時他不是有生地而是機械地把它們理解為對他有确定用途的一堆骨頭和肉——這正與他對一個事物的理解一樣，先是一個鬼物的動作，後來成為一個因果的過程。
高等文化的成熟人類，每時每刻也是在作同樣的轉移。
這裡也是有一個自然境界，而進一步又有我們對于下雨、打閃、風暴、冬夏、月球的晦朔、星球的旋轉所獲印象的境界。
但到了這個境界，充滿了恐懼和敬畏的宗教感，使人有了更高超的一個準繩。
正如在曆史境界中，我們探索生活的終極事物，在此我們企圖建立自然的最後真理。
一切仍在知識界限之外的，我們稱為上帝。
而一切已在知識界限之内的，我們希望以因果的規律理解為上帝的活動、創造和表現。
所以，每一套科學地建立的事理的體系，都有雙重的趨勢，這種趨勢自原始時代就是内在的和不變的。
一個趨勢面向技術知識的最高可能的系統，是為實際的、經濟和軍事的目的服務的；很多種動物已把這一方面發展到很高的程度，它由動物的成就，通過原始人類對于火和金屬的控制，一直發展到我們浮士德文化的機器工藝。
另一個趨勢隻在有了語言工具之後嚴格的人類思維與物質意象分開時，方才出現的。
其目的是要達到最高可能的理論知識。
這在文化早期我們稱為宗教，在文化晚期稱為自然科學。
火，對于戰士是一種武器，對于工匠是他裝具的一部分，對于巫師是上帝的一個神迹，對于自然科學家是一個研究的題目。
但這一切都屬于人類意識的自然的、科學的一面。
在曆史境界我們看不到火的本身，而隻看到焚燒迦太基和莫斯科的大火和圍繞胡斯和喬旦諾·布魯諾身邊的柴火。
Ⅶ、人的曆史與世界的曆史 我重複一遍：每個人隻是在聯系他自己之中去生活地體察任何其他人及其生命的。
同是一群鴿子，在一個見到它們降落在他的田地上的農民的眼光中，就與在街上見到它們的一個活物愛好者或由空中見到它們的一個鷹鳥的眼光中大不相同。
對于一個農民，他的兒子就是他的未來和接班人，但是在他的鄰居的眼光中他不過也是一個農民，在一個軍官的眼光中他是一個士兵，在一個外鄉窮人的眼光中他是一個當地人。
拿破侖在任校尉時和在作皇帝之後，對人對事的看法就很有不同。
把一個人放在新的地位，叫一個革命家擔任部長，任一個士兵為将軍，曆史和曆史中的人物對他立刻就變得與從前不同。
塔勒朗了解他的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屬于他們的世界；但如果他忽然被投入克拉蘇、恺撒、卡塔林尼和西塞羅的隊伍中，他對他們的行動和觀點的理解就會是無用的或是錯誤的。
沒有超然的曆史，一個家族的曆史，對于每個成員都是不同的；一個國家的曆史，對于每個政黨都是不同的；一個時代的曆史，對于每個民族都是不同的。
對于世界大戰的看法，一個德國人與英國人不同；對于經濟史的看法，一個工人與一個雇主不同；而西方史學家眼光中的世界史與阿拉伯和中國偉大曆史家眼光中的世界史又完全是兩回事。
隻有關于年世非常久遠和曆史家本人全無利益關系的時代的曆史，才有可能客觀地對待；我們會發現，在判斷和描述伯羅奔尼撒戰争和阿克庭之戰時，連我們最高明的曆史家也不能完全擺脫當前利益的影響。
一個觀察者通過他自己的有色眼鏡去觀察人物，并不妨害深刻地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必須的。
我們發現，這種理解正是歪曲或完全忽視曆史事件獨特性這一重要關鍵的那些綜合論斷所缺乏的成分；在此方面最壞的例證就是唯物史觀，它可以說是一個形态上的荒原。
但是雖然如此，也正因如此，對于每一個人，因為他屬于一個階級、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和一個文化，就都有聯系到他自己的一個典型的曆史圖景；同樣地，對于整個時代、整個階級、整個文化，也各自有典型的曆史圖景。
每個文化，作為最高的一個總體，都有它自己的一個最高的綜合論斷，這個綜合論斷，對它說來，是它的根本的和象征性的曆史境界：每個人或每個有個性的集體都需要使自己能夠配合那個曆史境界。
當我們說一個人的概念是深刻的或是膚淺的時候，獨創的或平庸的時候，錯誤的或陳腐的時候，我們的判斷是不自覺地出發于由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人格中的一個價值觀的境界中。
所以，顯然地，浮士德文化的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曆史圖景，并且自幼年以來有種種不同的圖景，由于每天和每年的不同經驗，這些圖景是在不斷地流動和變換。
不同的個人和不同的時代或階級的典型曆史圖景，又是如何的不同，例如奧托大帝的世界與格爾格雷七世的世界，威尼斯總統的世界與一個窮香客的世界！羅倫佐、德·梅弟奇、瓦倫斯坦、克倫威爾、馬拉、俾斯麥、哥特時代的一個農奴，巴羅克時代的一個哲人，以及三十年戰争、七年戰争或解放戰争[2]中的一個軍官，又各自是生活在如何不同的世界中！再如，專看我們自己的時代，看一看實際生活為他自己的鄉裡和鄉人範圍的一個夫利舍[3]農民，漢堡的一個大商人，一個物理學教授！但是，對于以上這些人，不分各自的年歲、身份和時代，都有一個共同基礎，這個共同基礎把這些人的總調，也就是他們的根本境界，區别于任何其他文化的根本境界。
然而，在此之外，還有一種區别，把古典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曆史圖景與中國的、阿拉伯的，而尤其與我們西方文化的曆史圖景區别開來，那就是前兩者的狹小視野。
希臘人所可能知道的，所必然知道的古埃及曆史，他們永不讓它滲入他們的獨特的曆史圖景之中，這個曆史圖景對大多數人是以年歲最大的參加者所能講述的範圍為限的，連對知識較高的人也以特羅耶戰争為終點，超過這一終點他們不肯承認是曾有任何曆史事物的。
與此相反，阿拉伯文化很早就敢于大膽嘗試，我們由猶太人和居魯士以下的波斯人曆史思想中都可看到
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正在做一個物理學的實驗，突然被迫轉而考慮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那幾乎可以說是痛苦難言的。
我前面已經說過，在人類意識中輪換出現的無數景幕中，清楚地分為兩類——命運及節奏的境界，因果及張弛的境界。
我稱這兩種境界為“曆史境界”和“自然境界”。
在前者，生活所使用的是批判的理解：眼力控制一切，内心所感到的節奏成為臆想中的波列[1]，而最後爆發的精神經驗形成劃時代的頂峰。
在後者，思維本身控制一切，因果的批判把生活說成一個嚴格的過程，把活的實際說成抽象的真理，把張弛現象說成一個公式。
這是怎麼一回事情呢？兩者都是由展望而見到的景色。
一是展望者把自己浸入永不重複的實際中，一是他企圖掌握一套永恒有效的系統真理。
在知識隻處在附屬地位的曆史境界中，集體利用個體。
在我們稱為記憶和回想的圖景中，事物顯得一片光明，并且是由我們生活的節奏去推動的。
但是年代學的因素使我們感到，隻要史實一成為曆史知識，它就要受到意識條件的根本限制。
在自然境界中，是一直存在的主觀因素是不适合的和使人迷惑的，但是在曆史境界中，是同樣一直存在的客觀因素，即數據，把人引入錯誤。
當我們從事自然境界的工作時，我們的環境和心情應當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超然的，我們可以忘我。
但是每一個人，每一個階級，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家庭，總是聯系到它自己來觀察曆史境界的。
自然的特點，在于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太空；而曆史是由過去的混沌中湧出，展現在觀察者的眼前，然後由他出發向外來推移的。
代表現在的個人，總是處在中點；他将不能有意義地應付這些史實，如果他忽視史實的方向——這種方向是屬于生活的範疇的，而不是集于思維的範疇的。
每個時代，每個地方，每個生活的集團，都有他自己的曆史視野，一個真的曆史學者的特點就在于他能體現他的時代所要求的曆史境界。
所以，自然與曆史的分别有如純粹批判與不純粹批判之間的區别——把“批判”理解為實際生活經驗的對立面的。
自然科學就是批判，而不是任何其他事物。
然而在曆史境界，批判隻能科學地準備條件，以便曆史家去作瞰視。
曆史就是那個四面八方的鳥瞰。
有那種眼力的人可以“曆史地”理解每個事實和每個情勢。
自然是一個體系，任何體系都是可以學習的。
對于曆史的自我适應的過程，每個人由童年的早期印象就已開始。
兒童的眼睛是銳利的，對于切身環境的事物，如家庭的生活，自家的住宅和所處的街道之類，他們都能直接體察和感覺其核心，這是遠在本城和城市居民進入他們視線以前的事，而“民族”“國土”“國家”諸詞對他們尚完全沒有明确的意義。
正是如此，也正如此透徹地，原始人類把他們狹窄天地之間的事物理解為曆史，理解為生活——特别是有關生命本身的事物，如生、死、疾病、衰老的景象，如激戰或熱愛的經過，無論是個人經驗的或在别人生活中觀察到的，如家人、氏族、村裡的命運，以及他們的行動和動機，如世仇、械鬥、勝利和報複的傳說。
生活的境界在擴大，出現的已不是一個個的生命，而是生活總體在一來一往。
景象不再限于村裡和氏族，而是包括遙遠的種族和國家；不再以年月為限，而是擴大到許多世代。
任何人所實際經驗過或參加到的曆史，不會超過祖父的世代；無論對古代的日耳曼人或對現代黑人種，對伯裡克利或對瓦倫斯坦，都是如此。
至此，實際生活的境界結束，一個新的境界開始，這個新境界的根據是傳聞和曆史傳說：在這個新境界中，由于長期的習慣，我們的心情是适用于一個清楚的和固定的意識天地的。
對于不同文化的人們，這個天地的幅度是大不相同的。
對于我們西方人，真正的曆史是由這個進一步的意識天地開始的，因為我們是在永恒的境界下生活的；而對希臘人和羅馬人來說，曆史正是到那裡就停止了。
對修昔底德來說波斯戰争的經過，對恺撒來說，布尼戰争的經過，都已經是沒有活的意義的了。
超過這個境界，其他的曆史性的景象體制——植物世界、動物世界、大地以及星空的命運的景象，就湧現到眼前，這些景象最後與自然科學的終極意境混而為一，成為宇宙創成和宇宙毀滅的神話般的圖景。
兒童和原始人類的自然圖景，來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細事物，這種瑣事不斷迫使他們避免觀察令人生畏的廣大自然，轉而去批判地注視切身環境的一些事物和情境。
正與小動物一樣，兒童是從遊戲中發現最初的真理。
研究一下他的玩具，拆散開他的洋娃娃，把鏡子倒轉過來看看後面有什麼東西，發現一條确切不移的道理之後的勝利感——任何的自然研究也不過如此而已。
原始人類，在逐步學習中，把這種批判的經驗援用于他的武器和工具，援用于他的衣、食、住所需的原料，那就是說，援用于已死的東西。
他把此種經驗援用于動物，但隻在它們已不是他自己在追逐或被追逐之中所注視和觀察的活物時，此時他不是有生地而是機械地把它們理解為對他有确定用途的一堆骨頭和肉——這正與他對一個事物的理解一樣，先是一個鬼物的動作，後來成為一個因果的過程。
高等文化的成熟人類，每時每刻也是在作同樣的轉移。
這裡也是有一個自然境界，而進一步又有我們對于下雨、打閃、風暴、冬夏、月球的晦朔、星球的旋轉所獲印象的境界。
但到了這個境界，充滿了恐懼和敬畏的宗教感，使人有了更高超的一個準繩。
正如在曆史境界中，我們探索生活的終極事物，在此我們企圖建立自然的最後真理。
一切仍在知識界限之外的，我們稱為上帝。
而一切已在知識界限之内的，我們希望以因果的規律理解為上帝的活動、創造和表現。
所以，每一套科學地建立的事理的體系，都有雙重的趨勢，這種趨勢自原始時代就是内在的和不變的。
一個趨勢面向技術知識的最高可能的系統，是為實際的、經濟和軍事的目的服務的；很多種動物已把這一方面發展到很高的程度，它由動物的成就，通過原始人類對于火和金屬的控制，一直發展到我們浮士德文化的機器工藝。
另一個趨勢隻在有了語言工具之後嚴格的人類思維與物質意象分開時，方才出現的。
其目的是要達到最高可能的理論知識。
這在文化早期我們稱為宗教，在文化晚期稱為自然科學。
火，對于戰士是一種武器，對于工匠是他裝具的一部分，對于巫師是上帝的一個神迹，對于自然科學家是一個研究的題目。
但這一切都屬于人類意識的自然的、科學的一面。
在曆史境界我們看不到火的本身，而隻看到焚燒迦太基和莫斯科的大火和圍繞胡斯和喬旦諾·布魯諾身邊的柴火。
Ⅶ、人的曆史與世界的曆史 我重複一遍：每個人隻是在聯系他自己之中去生活地體察任何其他人及其生命的。
同是一群鴿子，在一個見到它們降落在他的田地上的農民的眼光中，就與在街上見到它們的一個活物愛好者或由空中見到它們的一個鷹鳥的眼光中大不相同。
對于一個農民，他的兒子就是他的未來和接班人，但是在他的鄰居的眼光中他不過也是一個農民，在一個軍官的眼光中他是一個士兵，在一個外鄉窮人的眼光中他是一個當地人。
拿破侖在任校尉時和在作皇帝之後，對人對事的看法就很有不同。
把一個人放在新的地位，叫一個革命家擔任部長，任一個士兵為将軍，曆史和曆史中的人物對他立刻就變得與從前不同。
塔勒朗了解他的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屬于他們的世界；但如果他忽然被投入克拉蘇、恺撒、卡塔林尼和西塞羅的隊伍中，他對他們的行動和觀點的理解就會是無用的或是錯誤的。
沒有超然的曆史，一個家族的曆史，對于每個成員都是不同的；一個國家的曆史，對于每個政黨都是不同的；一個時代的曆史，對于每個民族都是不同的。
對于世界大戰的看法，一個德國人與英國人不同；對于經濟史的看法，一個工人與一個雇主不同；而西方史學家眼光中的世界史與阿拉伯和中國偉大曆史家眼光中的世界史又完全是兩回事。
隻有關于年世非常久遠和曆史家本人全無利益關系的時代的曆史，才有可能客觀地對待；我們會發現，在判斷和描述伯羅奔尼撒戰争和阿克庭之戰時，連我們最高明的曆史家也不能完全擺脫當前利益的影響。
一個觀察者通過他自己的有色眼鏡去觀察人物，并不妨害深刻地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必須的。
我們發現，這種理解正是歪曲或完全忽視曆史事件獨特性這一重要關鍵的那些綜合論斷所缺乏的成分；在此方面最壞的例證就是唯物史觀，它可以說是一個形态上的荒原。
但是雖然如此，也正因如此，對于每一個人，因為他屬于一個階級、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和一個文化，就都有聯系到他自己的一個典型的曆史圖景；同樣地，對于整個時代、整個階級、整個文化，也各自有典型的曆史圖景。
每個文化，作為最高的一個總體，都有它自己的一個最高的綜合論斷，這個綜合論斷，對它說來，是它的根本的和象征性的曆史境界：每個人或每個有個性的集體都需要使自己能夠配合那個曆史境界。
當我們說一個人的概念是深刻的或是膚淺的時候，獨創的或平庸的時候，錯誤的或陳腐的時候，我們的判斷是不自覺地出發于由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人格中的一個價值觀的境界中。
所以，顯然地，浮士德文化的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曆史圖景，并且自幼年以來有種種不同的圖景，由于每天和每年的不同經驗，這些圖景是在不斷地流動和變換。
不同的個人和不同的時代或階級的典型曆史圖景，又是如何的不同，例如奧托大帝的世界與格爾格雷七世的世界，威尼斯總統的世界與一個窮香客的世界！羅倫佐、德·梅弟奇、瓦倫斯坦、克倫威爾、馬拉、俾斯麥、哥特時代的一個農奴，巴羅克時代的一個哲人，以及三十年戰争、七年戰争或解放戰争[2]中的一個軍官，又各自是生活在如何不同的世界中！再如，專看我們自己的時代，看一看實際生活為他自己的鄉裡和鄉人範圍的一個夫利舍[3]農民，漢堡的一個大商人，一個物理學教授！但是，對于以上這些人，不分各自的年歲、身份和時代，都有一個共同基礎，這個共同基礎把這些人的總調，也就是他們的根本境界，區别于任何其他文化的根本境界。
然而，在此之外，還有一種區别，把古典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曆史圖景與中國的、阿拉伯的，而尤其與我們西方文化的曆史圖景區别開來，那就是前兩者的狹小視野。
希臘人所可能知道的，所必然知道的古埃及曆史，他們永不讓它滲入他們的獨特的曆史圖景之中，這個曆史圖景對大多數人是以年歲最大的參加者所能講述的範圍為限的，連對知識較高的人也以特羅耶戰争為終點，超過這一終點他們不肯承認是曾有任何曆史事物的。
與此相反，阿拉伯文化很早就敢于大膽嘗試，我們由猶太人和居魯士以下的波斯人曆史思想中都可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