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師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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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世間的慨歎
在清朝光緒年間天津河東有一個地藏庵，庵前有一戶人家。
這是一座四進四出的進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
曾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乎此使李家在當地的聲名更加顯赫了。
但是，他為官不久，便辭官返鄉了，開始經商。
在晚年的時候，他虔誠拜佛，為人寬厚，樂善好施，被人稱為“李善人”。
而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是光緒六年（1880年），在這個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
生我時，我的母親隻有20歲，而我父親已近68歲了。
這是因為我是父親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雖然父親很疼愛我，但是在那時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為庶子，身份也就無法與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相比。
從小就感受到這種不公平待遇給我帶來的壓抑感，然而隻能是忍受着，也許這就為我今後出家埋下了伏筆。
在我5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了。
沒有了父親的庇護，我與母親的處境很是困難，看着母親一天到晚低眉順眼、謹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難受，也使我産生了自卑的傾向。
我養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終日裡與書作伴，與畫為伍。
隻有在書畫的世界裡，我才能找到快樂和自由！ 聽我母親後來跟我講：在我降生的時候，有一隻喜鵲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産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
而我後來也一直将這根橄榄枝帶在身邊，并時常對着它祈禱。
由于我的父親對佛教的誠信，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經典，受到佛法的熏陶。
我小時候剛開始識字，就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親的妻子，學習念誦《大悲咒》和《往生咒》。
而我的嫂子也經常教我背誦《心經》和《金剛經》等。
雖然那時我根本就不明白這些佛經的含義，也無從知曉它們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歡念經時那種空靈的感受。
也隻有在這時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詳！而我想這也許成為我今後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時候，大約是六七歲的樣子，就跟着我的哥哥文熙開始讀書識字，并學習各種待人接物的禮儀，那時我哥哥已經20歲了。
由于我們家是書香門第，又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襲着嚴格的教育理念。
因此，我哥哥對我方方面面的功課，都督教得異常嚴格，稍有錯誤必加以嚴懲。
我自小就在這樣嚴厲的環境中長大，這使我從小就沒有了小孩子應有的天真活潑，也疑我的天性也遭到了壓抑而導緻有些扭曲。
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那就是這種嚴格施教，對于我後來所養成的嚴謹認真的學習習慣和生活作風是起了決定作用的，而我後來的一切成就幾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當我長到八九歲時，就拜在常雲政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開始攻讀各種經史子集，并開始學習書法、金石等技藝。
在我13歲那年，天津的名士趙幼梅先生和唐靜岩先生開始教我填詞和書法，使我在詩詞書畫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較以前深厚了。
為了考取功名，我對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縣學加以訓練。
在我16歲的時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過去所受的壓抑而造成的“反叛”傾向也開始擡頭了。
我開始對過去刻苦學習是為了報國濟世的思想不那麼熱衷了，卻對文藝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戲曲，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票友。
在此期間，我結識過一個叫楊翠喜的藝人，我經常去聽她唱戲，并送她回家，隻可惜後來她被官家包養，後來又嫁給一個商人作了妾。
由此後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時我哥哥已經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醫大師了，但是有一點我很不喜歡，就是他為人比較勢利，攀權倚貴，嫌貧愛富。
我曾經把我的看法向他說起，他不接受，并指責我有辱祖訓，不務正業。
無法，我隻有與其背道而馳了，從行動上表示我的不滿，對貧賤低微的人我禮敬有加，對富貴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對小動物我關懷備至，對人我卻不冷不熱。
在别人眼裡我成為了一個怪人，不可理喻，不過對此我倒是無所謂的。
這可能是我日後看破紅塵出家為僧的決定因素！ 遇見精神的出生地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南方度過的，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發生重大轉變的地方。
作為一名高校的藝術教師，我在浙一師的六年執教生涯中業績斐然，作為一個諸藝略通的人，那段時期也該算我藝術創作的一個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歸宿，最終步入了佛門。
1912年3月，我接受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次年更名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務長經亨頤的邀請，來該校任教。
我之所以決定辭去此前在上海《大學洋報》極為出色的主編工作，除了經亨頤的熱情邀請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個重要的原因。
經亨頤就曾說，“我本性淡泊，辭去他處厚聘，樂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 我那時已人到中年，而且漸漸厭倦了浮華聲色，内心渴望一份安甯和平靜，生活方式也漸漸變得内斂起來。
我早在《太平洋報》任職期間，平日裡便喜歡離群索居，幾乎是足不出戶。
而在這之前，無論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長之地天津，還是在我“二十文章驚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學以專攻藝術的日本東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風華旋裹的氛圍之中，随着這種心境的轉變，到杭州來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個再合适不過的選擇。
1918年8月19日，農曆七月十三，相傳是大勢至菩薩的聖誕，我便于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發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9月下旬，我移錫靈隐受戒。
正是在受戒期間，我輾轉披讀了馬一孚送我的兩本佛門律學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際的二位高僧藕益智旭與見月寶華所著的《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和《寶華傳戒正範》，不禁悲欣交集，發願要讓其時弛廢已久的佛門律學重光于世。
可以說，我後來的一切事物就是從事對佛教律學的研究，如果說因此取得了一點成績，也正是此開始起步的。
對于我的出家，曆來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其實，我為此寫過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對于自己出家的原由與經過作了詳細的介紹，無論如何，這在我看來，佛教為世人提供了一條對醫治生命無常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這使我覺得，沒有比依佛法修行更為積極和更有意義的人生之路。
當人們試圖尋找各種各樣的原因來解釋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時，不要忘記，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正是來自于佛教本身。
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藝海暢遊的樂趣 有人說我在出家前是書法家、畫家、音樂家、詩人、戲劇家等，出家後這些造詣更深。
其實不是這樣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興趣而已。
我認為一個人在他有生之年應多學一些東西，不見得樣樣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學多聞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這一生一世。
而我在出家後，拜印光大師為師，所有的精力都緻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禅的含義，在這些興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癡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
然而，每當回憶起那段藝海生涯，總是有說不盡的樂趣！ 記得在我18歲那年，我與茶商之女俞氏結為夫妻。
當時哥哥給了我三十萬元作賀禮，于是我就買了一架鋼琴，開始學習音樂方面的知識，并嘗試着作曲。
後來我與母親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于上海有我家的産業，我可以以少東家的身份支取相當高的生活費用，也因此得以與上海的名流們交往。
當時，上海域南有一個組織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學比試，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獲得第一名。
從而與文社的主事許渙元先生成為朋友，他為我們全家在南城草堂打掃了房屋，并讓我們移居了過去，在那裡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結為金蘭之好，還号稱是“天涯五友”。
後來我們共同成立了“上海書畫公會”，每個星期都出版書畫報紙，與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們一起探讨研究書畫及詩詞歌賦。
但是這個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由于公社解散，而我的長子在出生後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後我的母親又過世了，多重不幸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打擊。
于是我将母親的遺體運回天津安葬，并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帶回天津，我獨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學。
在日本我就讀于日本當時美術界的最高學府——上野美術學校，而我當時的老師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畫家之一——黑田清輝。
當時我除了學習繪畫外，還努力學習音樂和作曲。
那時我确實是沉浸在藝術的海洋中，那是一種真正的快樂享受。
我從日本回來後，政府的腐敗統治導緻國衰民困，金融市場更是慘淡，很多錢莊、票号都相繼倒閉，我家的大部分财産也因此化為烏有了。
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樣無憂無慮了，為此我到上海城東女校當老師去了，并且同時任《太平洋報》文藝版的主編。
但是沒多久報社被查封，我也為此丢掉了工作。
大概幾個月後我應聘到浙江師範學校擔任繪畫和音樂教員，那段時間是我在藝術領域裡馳騁最潇灑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實的日子。
如果說人類的情欲像一座煤礦，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欲望轉變為巨大的能量，而這種轉變會因人而異，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遲有早。
我可能就屬于後者，來得比較緩慢了。
遁入空門的修行 導緻我出家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不乏小時候的家庭熏染，而有一些應該歸功于我在浙江師範的經曆。
那種忙碌而充實的生活，将我在年輕時沾染上的一些所謂的名士習氣洗刷幹淨，讓我更加注重的是為人師表的道德修養的磨煉。
因此
這是一座四進四出的進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
曾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乎此使李家在當地的聲名更加顯赫了。
但是，他為官不久，便辭官返鄉了，開始經商。
在晚年的時候，他虔誠拜佛，為人寬厚，樂善好施，被人稱為“李善人”。
而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是光緒六年（1880年），在這個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
生我時，我的母親隻有20歲，而我父親已近68歲了。
這是因為我是父親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雖然父親很疼愛我，但是在那時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為庶子，身份也就無法與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相比。
從小就感受到這種不公平待遇給我帶來的壓抑感，然而隻能是忍受着，也許這就為我今後出家埋下了伏筆。
在我5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了。
沒有了父親的庇護，我與母親的處境很是困難，看着母親一天到晚低眉順眼、謹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難受，也使我産生了自卑的傾向。
我養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終日裡與書作伴，與畫為伍。
隻有在書畫的世界裡，我才能找到快樂和自由！ 聽我母親後來跟我講：在我降生的時候，有一隻喜鵲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産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
而我後來也一直将這根橄榄枝帶在身邊，并時常對着它祈禱。
由于我的父親對佛教的誠信，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經典，受到佛法的熏陶。
我小時候剛開始識字，就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親的妻子，學習念誦《大悲咒》和《往生咒》。
而我的嫂子也經常教我背誦《心經》和《金剛經》等。
雖然那時我根本就不明白這些佛經的含義，也無從知曉它們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歡念經時那種空靈的感受。
也隻有在這時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詳！而我想這也許成為我今後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時候，大約是六七歲的樣子，就跟着我的哥哥文熙開始讀書識字，并學習各種待人接物的禮儀，那時我哥哥已經20歲了。
由于我們家是書香門第，又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襲着嚴格的教育理念。
因此，我哥哥對我方方面面的功課，都督教得異常嚴格，稍有錯誤必加以嚴懲。
我自小就在這樣嚴厲的環境中長大，這使我從小就沒有了小孩子應有的天真活潑，也疑我的天性也遭到了壓抑而導緻有些扭曲。
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那就是這種嚴格施教，對于我後來所養成的嚴謹認真的學習習慣和生活作風是起了決定作用的，而我後來的一切成就幾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當我長到八九歲時，就拜在常雲政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開始攻讀各種經史子集，并開始學習書法、金石等技藝。
在我13歲那年，天津的名士趙幼梅先生和唐靜岩先生開始教我填詞和書法，使我在詩詞書畫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較以前深厚了。
為了考取功名，我對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縣學加以訓練。
在我16歲的時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過去所受的壓抑而造成的“反叛”傾向也開始擡頭了。
我開始對過去刻苦學習是為了報國濟世的思想不那麼熱衷了，卻對文藝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戲曲，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票友。
在此期間，我結識過一個叫楊翠喜的藝人，我經常去聽她唱戲，并送她回家，隻可惜後來她被官家包養，後來又嫁給一個商人作了妾。
由此後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時我哥哥已經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醫大師了，但是有一點我很不喜歡，就是他為人比較勢利，攀權倚貴，嫌貧愛富。
我曾經把我的看法向他說起，他不接受，并指責我有辱祖訓，不務正業。
無法，我隻有與其背道而馳了，從行動上表示我的不滿，對貧賤低微的人我禮敬有加，對富貴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對小動物我關懷備至，對人我卻不冷不熱。
在别人眼裡我成為了一個怪人，不可理喻，不過對此我倒是無所謂的。
這可能是我日後看破紅塵出家為僧的決定因素！ 遇見精神的出生地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南方度過的，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發生重大轉變的地方。
作為一名高校的藝術教師，我在浙一師的六年執教生涯中業績斐然，作為一個諸藝略通的人，那段時期也該算我藝術創作的一個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歸宿，最終步入了佛門。
1912年3月，我接受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次年更名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務長經亨頤的邀請，來該校任教。
我之所以決定辭去此前在上海《大學洋報》極為出色的主編工作，除了經亨頤的熱情邀請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個重要的原因。
經亨頤就曾說，“我本性淡泊，辭去他處厚聘，樂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 我那時已人到中年，而且漸漸厭倦了浮華聲色，内心渴望一份安甯和平靜，生活方式也漸漸變得内斂起來。
我早在《太平洋報》任職期間，平日裡便喜歡離群索居，幾乎是足不出戶。
而在這之前，無論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長之地天津，還是在我“二十文章驚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學以專攻藝術的日本東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風華旋裹的氛圍之中，随着這種心境的轉變，到杭州來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個再合适不過的選擇。
1918年8月19日，農曆七月十三，相傳是大勢至菩薩的聖誕，我便于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發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9月下旬，我移錫靈隐受戒。
正是在受戒期間，我輾轉披讀了馬一孚送我的兩本佛門律學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際的二位高僧藕益智旭與見月寶華所著的《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和《寶華傳戒正範》，不禁悲欣交集，發願要讓其時弛廢已久的佛門律學重光于世。
可以說，我後來的一切事物就是從事對佛教律學的研究，如果說因此取得了一點成績，也正是此開始起步的。
對于我的出家，曆來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其實，我為此寫過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對于自己出家的原由與經過作了詳細的介紹，無論如何，這在我看來，佛教為世人提供了一條對醫治生命無常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這使我覺得，沒有比依佛法修行更為積極和更有意義的人生之路。
當人們試圖尋找各種各樣的原因來解釋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時，不要忘記，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正是來自于佛教本身。
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藝海暢遊的樂趣 有人說我在出家前是書法家、畫家、音樂家、詩人、戲劇家等，出家後這些造詣更深。
其實不是這樣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興趣而已。
我認為一個人在他有生之年應多學一些東西，不見得樣樣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學多聞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這一生一世。
而我在出家後，拜印光大師為師，所有的精力都緻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禅的含義，在這些興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癡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
然而，每當回憶起那段藝海生涯，總是有說不盡的樂趣！ 記得在我18歲那年，我與茶商之女俞氏結為夫妻。
當時哥哥給了我三十萬元作賀禮，于是我就買了一架鋼琴，開始學習音樂方面的知識，并嘗試着作曲。
後來我與母親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于上海有我家的産業，我可以以少東家的身份支取相當高的生活費用，也因此得以與上海的名流們交往。
當時，上海域南有一個組織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學比試，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獲得第一名。
從而與文社的主事許渙元先生成為朋友，他為我們全家在南城草堂打掃了房屋，并讓我們移居了過去，在那裡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結為金蘭之好，還号稱是“天涯五友”。
後來我們共同成立了“上海書畫公會”，每個星期都出版書畫報紙，與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們一起探讨研究書畫及詩詞歌賦。
但是這個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由于公社解散，而我的長子在出生後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後我的母親又過世了，多重不幸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打擊。
于是我将母親的遺體運回天津安葬，并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帶回天津，我獨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學。
在日本我就讀于日本當時美術界的最高學府——上野美術學校，而我當時的老師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畫家之一——黑田清輝。
當時我除了學習繪畫外，還努力學習音樂和作曲。
那時我确實是沉浸在藝術的海洋中，那是一種真正的快樂享受。
我從日本回來後，政府的腐敗統治導緻國衰民困，金融市場更是慘淡，很多錢莊、票号都相繼倒閉，我家的大部分财産也因此化為烏有了。
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樣無憂無慮了，為此我到上海城東女校當老師去了，并且同時任《太平洋報》文藝版的主編。
但是沒多久報社被查封，我也為此丢掉了工作。
大概幾個月後我應聘到浙江師範學校擔任繪畫和音樂教員，那段時間是我在藝術領域裡馳騁最潇灑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實的日子。
如果說人類的情欲像一座煤礦，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欲望轉變為巨大的能量，而這種轉變會因人而異，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遲有早。
我可能就屬于後者，來得比較緩慢了。
遁入空門的修行 導緻我出家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不乏小時候的家庭熏染，而有一些應該歸功于我在浙江師範的經曆。
那種忙碌而充實的生活，将我在年輕時沾染上的一些所謂的名士習氣洗刷幹淨，讓我更加注重的是為人師表的道德修養的磨煉。
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