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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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學的意義與範圍
中國從前學者，常會發生一種錯誤，以為做學問就是隔絕塵世，關起門來讀書。
因此書本之外無學問，書本之外無世界。
前輩先生往往讀書數十年，而不解世事者，甚或出大門而不知東南西北者，都還是書齋裡的本色。
就是宋人在那裡喊“學者學為人也”的口号，似乎是與世間相接近了，但是他們日日在那裡尋孔顔樂處，仍舊未免語句上的摸索，結果不過多刻幾本《語錄》，多教出幾個同樣沒用的生徒，實際與古人為學意義，相去尚遠。
按《說文》：“斆（篆文省作學），覺悮也。
從教，從冂，冂尚矇也，臼聲。
”《段注》冂下曰覆也。
尚童蒙，故教而覺之。
吾謂凡所不知不能者，皆謂之蒙，經他人之教，然後豁然知之能之，便謂之覺。
故學字有提示仿效之義，先生拿過去的文化積累，和他自己的造詣成績，提示學生，學生則憑其良知良能，以仿效，以覺悟，以知類通達，以化民成俗。
《學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學所以如此重要，就是要借過去的文化，啟發後人的蒙昧。
固然也未嘗不有聰明特達智慮過人的人，似乎是可以不學而能。
然而一人智力，成效總是很少，而所謂化民成俗者，是要使人民于不自覺間，變化其心性，改易其習俗，而趨于一軌，所謂納民于軌物，這是何等偉大的事業！豈一人智力之所能勝？故一方面要孜孜不倦地去學，一方面還要急急地教百姓去學，然後化民成俗的大業，才有希望。
在這種學的空氣中，自然不是終日的自己抱着書本教，百姓也終日的抱着書本子去讀死書。
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為問使自得個什麼？就是要教百姓明了五倫之義，人心皆有，不學則蒙蔽而不能通達罷了。
孔子教弟子亦是“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緻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是知古人之所謂學，須在事業上表現出來，才見得是真學問；後世号稱做事業的人，往往不學無術，卑污苟且，而号稱做學問的人，又往往死于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隸，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學問和事業分作兩截。
往者已矣，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隻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則清朝的曾國藩。
二人都是以書生而克平世亂，都是在千辛萬苦中，把學問事業，磨煉成功，都是戎馬倥偬之間，讀書為學不倦。
不過，王守仁天資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為學途徑，多偏于上達一方面，于下學功夫，則言之頗少。
曾國藩為笃實一路的人，處處腳踏實地，故其為學途徑，最合于下學之門。
陽明之學學之不善，還會發生毛病；曾國藩的學問，則無論如何，都不會發生弊端。
高明的人應該走這條路，遲鈍的人也應該走這條路，下學的功夫如此，上達的功夫亦不過如此。
因為他對學問的見解，不與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體力行地做出榜樣來，這便見得他的真學問。
他說： 今人都将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
于孝弟兩字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
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于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
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虧于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隻算個名教中之罪人。
賢弟性情真摯，而短于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
《曲禮》、《内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
（道光廿三年六月六日緻諸弟） 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于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诩，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乎？……大學之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緻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
格物，緻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
物者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屍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即
因此書本之外無學問，書本之外無世界。
前輩先生往往讀書數十年，而不解世事者，甚或出大門而不知東南西北者，都還是書齋裡的本色。
就是宋人在那裡喊“學者學為人也”的口号，似乎是與世間相接近了，但是他們日日在那裡尋孔顔樂處，仍舊未免語句上的摸索，結果不過多刻幾本《語錄》，多教出幾個同樣沒用的生徒，實際與古人為學意義，相去尚遠。
按《說文》：“斆（篆文省作學），覺悮也。
從教，從冂，冂尚矇也，臼聲。
”《段注》冂下曰覆也。
尚童蒙，故教而覺之。
吾謂凡所不知不能者，皆謂之蒙，經他人之教，然後豁然知之能之，便謂之覺。
故學字有提示仿效之義，先生拿過去的文化積累，和他自己的造詣成績，提示學生，學生則憑其良知良能，以仿效，以覺悟，以知類通達，以化民成俗。
《學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學所以如此重要，就是要借過去的文化，啟發後人的蒙昧。
固然也未嘗不有聰明特達智慮過人的人，似乎是可以不學而能。
然而一人智力，成效總是很少，而所謂化民成俗者，是要使人民于不自覺間，變化其心性，改易其習俗，而趨于一軌，所謂納民于軌物，這是何等偉大的事業！豈一人智力之所能勝？故一方面要孜孜不倦地去學，一方面還要急急地教百姓去學，然後化民成俗的大業，才有希望。
在這種學的空氣中，自然不是終日的自己抱着書本教，百姓也終日的抱着書本子去讀死書。
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為問使自得個什麼？就是要教百姓明了五倫之義，人心皆有，不學則蒙蔽而不能通達罷了。
孔子教弟子亦是“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緻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是知古人之所謂學，須在事業上表現出來，才見得是真學問；後世号稱做事業的人，往往不學無術，卑污苟且，而号稱做學問的人，又往往死于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隸，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學問和事業分作兩截。
往者已矣，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隻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則清朝的曾國藩。
二人都是以書生而克平世亂，都是在千辛萬苦中，把學問事業，磨煉成功，都是戎馬倥偬之間，讀書為學不倦。
不過，王守仁天資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為學途徑，多偏于上達一方面，于下學功夫，則言之頗少。
曾國藩為笃實一路的人，處處腳踏實地，故其為學途徑，最合于下學之門。
陽明之學學之不善，還會發生毛病；曾國藩的學問，則無論如何，都不會發生弊端。
高明的人應該走這條路，遲鈍的人也應該走這條路，下學的功夫如此，上達的功夫亦不過如此。
因為他對學問的見解，不與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體力行地做出榜樣來，這便見得他的真學問。
他說： 今人都将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
于孝弟兩字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
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于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
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虧于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隻算個名教中之罪人。
賢弟性情真摯，而短于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
《曲禮》、《内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
（道光廿三年六月六日緻諸弟） 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于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诩，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乎？……大學之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緻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
格物，緻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
物者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屍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