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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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治事的精神
曾氏生平學問，泰半是從事業上磨煉得來的；而事業之所以昭著，則又得力于其學問涵養，二者頗有相互為用之妙。
在他的意思，學問不經事業的磨煉，終不能切于實際，事業不經學問的陶镕，則不學無術，終不能建諸久遠。
所以治事的精神，在他整個的學問中，占最大的地位。
他生平事業，可分治家、治軍、從政數端，以下将分章詳述，本章先言其治事精神。
他所以能在昏庸多忌的滿洲政府之下，以一書生而能削平大亂，位極人臣，使一班親貴雖欲中傷而無可語者，就因為他有這種治事的精神。
他綜攬東南軍政大權，轉戰數千裡，網羅各項人才，而各項人才無大小，莫不心誠悅服，欣然就範者，也是因為他有這種治事的精神。
這種治事的精神，雖然時過境遷，但是其價值仍多不朽。
他治事精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凡事立有确定規模，規模确定之後，便認定目标向前做去，方法雖變，而規模則始終不變。
大概有了規模，不但可以督勵他人，使努力前進，并且可以督勵自己，使勿松懈。
好逸惡勞，人之恒情，不有一個規模做限制，恐怕任何人都不容易始終不懈。
現在各機關、各工廠，都規定做工時間及其他種種條例，便是所謂規模。
故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自己，這規模都是決不可少。
不過所謂規模，是不是合乎事實，假如不合乎事實，自己一方面徒是執意孤行，在别人則正人遠去，邪曲阿從，如此不但不成為規模，并且要因之偾事了。
曾氏的規模如何呢？他說： 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
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系先立規模，後求精熟。
即顔淵未達一間，亦隻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日記）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總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弟之總理密微，精力較勝于我……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無修理，雖大亦悉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
（鹹豐七年十月初四緻沅浦弟）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于天，毀譽聽之于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衆人之喜懼為喜懼耳。
（批牍） 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于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
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于心”兩句。
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綴數句為之疏解。
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于尤悔耳。
（日記） 這幾段中看得他主張凡百事務，都應先立定規模，把規模确定了之後，就一心一意地在這規模上求精熟，無論一切阻礙困難、成敗毀譽，與夫衆人之喜懼，都聽其自然，不稍改變自己的規模。
大概凡百事務的一種規模，就等于海船開駛的方向，辦事主體的人，就是舵工，其他辦事人員，應該在同一規模之下，共同努力，就等于船員與舵工同在一方向上把船向前開駛。
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遇着風浪，遇着逆水，都不應該改變它原定的方向，這是辦事的先決問題。
他說“我有可以自立者”，就是指此。
他是凡百事務都有一定規模，治家、治軍、從政、修己……都在這種精神上努力前進。
然而他的規模究竟是如何呢？總說一句，就是“自反而縮，求慊于心”。
條分之則可以說在他自己方面，是拿清、慎、勤三個字做自勵的規模；在辦事方面，則立定遠大與密微兩個規模。
遠大就是凡事從大處着想，密微是凡事從細處着手，如是然後才可以不散漫、不颟顸、不至毫無條理，而可以行之久遠。
然而這幾句話，看起來似乎容易，行起來倒有些為難呢。
因為凡事莫不有其阻礙與困難，毀譽與成敗，假如意志不堅、心地不坦、器量不大，都不免要變成一紙空文，毫無實際，不然便要流弊百出，至于偾事。
此中樞機，隻在少數人的胸臆之間，而影響之巨，有時竟達乎四海之内，因此我們明白他拿“自反而縮求慊于心”一語，做一切規模的規模，是有至理存焉。
他自己是如此了，是不是因此即可以化及部屬，化及全國呢？當然有時也靠不住。
那麼怎樣去保全他這個規模，貫徹他這個精神呢？我覺得他有一個始終不變的常度，這個常度就是貫徹他一切規模的利器。
這常度的内容，就我所觀察，可分為三項：（1）誠拙的态度，（2）宏大的器量，（3）嚴密的考查。
這三件事組成他的常度。
他終其生未嘗稍變，他的學風、他的辦事規模、他的人生，都建築在這個常度上。
怎樣是誠拙的态度呢？他說：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
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亮。
（日記） 凡辦公事，須視為己事，将來為國為民，亦宜處處視為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
（日記）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
世之亂也上下終于亡等之欲，奸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
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曆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欤？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湘鄉昭忠祠記》） 即此數語，已可見得他誠拙的态度。
大概規模确立之後，他便誠心求之，虛心處之，無論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
他相信隻要自己腳跟立得穩，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所以他雖曆經靖港之敗、湖口之敗、南昌之困、祁門之困，但是他的常度不稍變，志氣不稍屈，而終成一代中興事業。
他自信心是如此的誠笃，希望心是如此的遠大，所以視公事如己事，視國事如家事。
平常人所以易挾私見，易動客氣，甚至稍稍得意，便趾高氣揚；稍稍失意，便心灰意冷，流于頹廢。
我都以為是器量太淺，缺少自信心而時時希望取巧的緣故。
我們看看曾氏這種誠拙的精神，應增長不少的自信心與勇氣。
曾氏所以能如此者，固然是賴有誠笃的自信心與遠大的希望心，但是所以能如此者，卻又因為他有過人的器量，始能容納遠大的希望，始能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的胸懷。
不然，智慮不離乎鐘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旦妻子歡娛童仆飽，便心意滿足，不顧其他。
這種人要他有多大的抱負，則根本這抱負即無所容載，這是器量的關系，所以孔子說：“鬥筲之人，何足算也！”便是說器量褊狹的人，沒有出息。
所謂器量宏大，就是要能多所容納，一方面要容納自己最大的抱負，一方面還要容納他人的臧否得失。
我們看他所為《昭忠祠記》與他平時的言論主張，處處都見得是要以忠誠為天下倡，處處要以誠拙精神挽救天下頹風，簡直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概。
在他日記中有這樣一段：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
惡其拂逆，而必欲其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
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這種器量，是何等偉大！非以聖賢自期者，其孰能之！他既已如此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了，而猶日夜自責，惟恐失于狹隘而不能容物，所以在他日記中又有這樣一段：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為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懑者，亦十之二三。
實則大亂之時，餘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餘之隘也！餘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将終身不改亦！愧悚何已！ 這又是何等待人寬而責己嚴。
拿這種精神去辦事，還有不成功之理嗎？常人辦事，所以不能順理成章，是因為未能真正精誠團結，而所以不能精誠團結，莫非惡人之拂逆己意，必欲使天下之人皆順從我而後始快于心。
于是凡不順從我者，皆設法以誅鋤之，其結果則使一世之人，皆鮮廉寡恥、阿附求容，正氣日益消亡，社會日趨下流，而自己亦終不免于權臣之行。
故凡擔當天下大事者，必具有能容天下之量，則人之拂我、逆我者，皆可借為磨砺德行之工具，然自曾氏以後，就未多見了。
器量寬大，并不是松懈放任。
随部屬如何辦理，則一切事務都要廢弛了，尚何規模常度之可言？他的個性很嚴肅，又很精細，又不畏煩劇，事無大小，似乎都要經他的考察。
他謂治事之法，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為主。
他說： 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裡，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
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
眼到者，着意看人，認真看公牍是也。
手到者，于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随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
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衆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丁甯是也。
（見全書雜著二） 又曰：莅事之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将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
袁簡齋雲：“多其察，少其發。
”仆更加一語雲：“酷其罰。
”三者并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日記） 此處最見到他治事精神的，就是所謂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照這樣做去，不但自己所經曆的事不會有絲毫的差錯，即屬員亦無從松懈。
這種精神可以說出乎他的天性，也可以說這是維持他辦事規模的主要因素。
所以這種嚴肅的治事精神，它是無時不在。
他常說：“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
”然而他雖是如此的嚴肅，卻完全是以事為主，隻求事能辦得好，不是要以苛刻待人。
所以察之雖不嫌過多，發之則不宜過驟，務使事體辦好，而人心鹹服，非至萬不得已，不輕言罰，然苟一罰，則又不妨其酷，蓋欲儆一以懲百也。
他所謂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這是完全以寬厚之心行嚴肅之政，惟恐自己稍有意氣，稍有粗心，以緻考察失實，而誤正事。
謹慎如此，誠拙如此，人又焉有不服，焉有不感發興起，戮力從公之理呢？此處我們見得他為常人所不能及者有兩件事：一是不怕煩劇，一是不存意氣。
不怕煩劇，故能遇事周密，不至稍有弛懈；不存意氣，故能一秉至公，而無所恩怨。
常人既怕煩劇，故凡事皆多草草，及稍稍潰敗，又複輕動意氣，于是賞罰恩怨，皆不能出于大公，事業之敗，胥由于此。
我們看曾氏辦事的精神，先立定了規模，次守之以常度——誠拙的态度、寬宏的器量、嚴肅的考察，而又繼之以始終不懈的精神，故對事的本身上，是得到知人曉事、履險如夷的功效，并且于治事之外，得到作育英才的佳果。
何謂知人曉事呢？他說： 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曆黾勉得之。
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願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故。
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
今日能知人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
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僞私晻暧，則為小人。
故群毀群譽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書劄） 大抵莅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
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見其曠，此高明之說也。
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于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批牍） 此處見得知人曉事之重要。
他說，知人誠不易學，而曉事則可以黾勉得之。
大概所謂曉事者，就是明曉事理之所以然，與事理之所當然。
這件事雖然亦非易易，但是曆事既久，經驗漸增，即是曉事的途徑。
至于知人，則非自己的學問、涵養、識見、才能，都有以超過對方的人，則不足以知之，所以這件事不是容易學來的。
綜這兩件事可以歸納成一個“識”字。
他曾說：“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
”我以為知人曉事就是“識”的注腳，辦事尤其是辦大事的人，假如沒有知人曉事之識，則人之短長，事之是非，都冥然不明于心，處理自是無一是處，縱一秉至公，然事理不明，鮮不失當，将終不免于謬誤。
他所謂莅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也就是識。
他的識見能遠大，能深察，便是所謂高明與精明。
以高明、精明的眼光，去知人曉事，自然人無不知，事無不曉，而每事都可歸于平穩踏實的地位。
這兩件事——知人、曉事，可算是曾氏生平的特長，而尤其是知人一項，他簡直是神乎其技。
許多人被他一見之下，可以察識終身，見其儀表，可以察其内心，更是無從隐秘，不知者以為他是精于相術，實則是他學問、涵養、才識、閱曆，有過人處，故一入眼簾，即能知其為何如人。
他生平得力于此者至夥，茲錄“薛福成”一段如下： 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轶古今。
或邂逅于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許為異才。
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滞，宏獎人才，尤屬不遺餘力。
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谒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
”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诏。
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
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珍、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拔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極一時之選。
其餘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
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
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曾國藩拔之列将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
這一段是薛氏身曆其事，記述最為親切。
寫他知人之明，可謂透澈無遺。
吾人讀薛氏叙《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更知他對各項人才，兼收并蓄，而處理得當，使人人得盡所長，莫不死心塌地，竭盡忠忱。
固然是他偉大的人格感化力之深，然亦由其英明卓識，超乎常人，使才大者不得不心悅誠服，才小者不敢不死心塌地。
曾氏更能量其才器而任以适當之事，此為曾氏治事精神上最得力之點。
我們驟然看去，總覺得他這知人之明，未免太神奇了，究竟他有什麼神通呢？他用什麼方法去看人呢？現在還是拿他自己的言論來證明，庶乎比較的切實。
他說： 觀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尤以習勞為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鹹豐十年七月初八日緻沅季弟）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
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
（日記） 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
賢否智愚，所由區矣。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若是當使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
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锱铢，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以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俾得循循于規矩之中。
（日記） 此處所雲觀人之法，自然不能代表他觀人的全體，但是至少可以借此而知其大概了。
在他言論之中，我們可以知得他的觀人标準隻有兩事：一曰操守，二曰志趣。
操守是一個人的骨子，所謂為人之本，以樸實廉介為主。
志趣是一個人格局器量的表現，志趣不遠者，縱有操守，亦不過成為硁硁自守之士。
有了樸實廉介的操守，又有高遠的志趣，再能習苦耐勞，有條理而少大言，自然是上等的人才；其次則志趣高明，而稍欠切實，顧體面而恥居人後，此種人則全恃用之者如何調度，使之心滿意足，勉為其大，亦往往能于此等人中獲得英才。
若遺棄之，或委屈之，則将自傷郁抑，終于不能自振。
所以他主張對這等人，應該略示假借，使自奮發。
最壞的是根本無所謂操守，于是乎投機取巧，無所不為，而志趣亦決不會高遠，總是安于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但計锱铢而已。
這等人隻好請他做機械工作，使循循于規矩之中。
故人才以操守為最重要，操守是有颠撲不破的認識，有堅忍不拔的精神，有學養，有抱負，合則留，不合則去，不為
在他的意思，學問不經事業的磨煉，終不能切于實際，事業不經學問的陶镕，則不學無術，終不能建諸久遠。
所以治事的精神，在他整個的學問中，占最大的地位。
他生平事業，可分治家、治軍、從政數端，以下将分章詳述，本章先言其治事精神。
他所以能在昏庸多忌的滿洲政府之下，以一書生而能削平大亂，位極人臣，使一班親貴雖欲中傷而無可語者，就因為他有這種治事的精神。
他綜攬東南軍政大權，轉戰數千裡，網羅各項人才，而各項人才無大小，莫不心誠悅服，欣然就範者，也是因為他有這種治事的精神。
這種治事的精神，雖然時過境遷，但是其價值仍多不朽。
他治事精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凡事立有确定規模，規模确定之後，便認定目标向前做去，方法雖變，而規模則始終不變。
大概有了規模，不但可以督勵他人，使努力前進，并且可以督勵自己，使勿松懈。
好逸惡勞，人之恒情，不有一個規模做限制，恐怕任何人都不容易始終不懈。
現在各機關、各工廠，都規定做工時間及其他種種條例，便是所謂規模。
故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自己，這規模都是決不可少。
不過所謂規模，是不是合乎事實，假如不合乎事實，自己一方面徒是執意孤行，在别人則正人遠去，邪曲阿從，如此不但不成為規模，并且要因之偾事了。
曾氏的規模如何呢？他說： 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
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系先立規模，後求精熟。
即顔淵未達一間，亦隻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日記）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總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弟之總理密微，精力較勝于我……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無修理，雖大亦悉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
（鹹豐七年十月初四緻沅浦弟）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于天，毀譽聽之于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衆人之喜懼為喜懼耳。
（批牍） 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于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
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于心”兩句。
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綴數句為之疏解。
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于尤悔耳。
（日記） 這幾段中看得他主張凡百事務，都應先立定規模，把規模确定了之後，就一心一意地在這規模上求精熟，無論一切阻礙困難、成敗毀譽，與夫衆人之喜懼，都聽其自然，不稍改變自己的規模。
大概凡百事務的一種規模，就等于海船開駛的方向，辦事主體的人，就是舵工，其他辦事人員，應該在同一規模之下，共同努力，就等于船員與舵工同在一方向上把船向前開駛。
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遇着風浪，遇着逆水，都不應該改變它原定的方向，這是辦事的先決問題。
他說“我有可以自立者”，就是指此。
他是凡百事務都有一定規模，治家、治軍、從政、修己……都在這種精神上努力前進。
然而他的規模究竟是如何呢？總說一句，就是“自反而縮，求慊于心”。
條分之則可以說在他自己方面，是拿清、慎、勤三個字做自勵的規模；在辦事方面，則立定遠大與密微兩個規模。
遠大就是凡事從大處着想，密微是凡事從細處着手，如是然後才可以不散漫、不颟顸、不至毫無條理，而可以行之久遠。
然而這幾句話，看起來似乎容易，行起來倒有些為難呢。
因為凡事莫不有其阻礙與困難，毀譽與成敗，假如意志不堅、心地不坦、器量不大，都不免要變成一紙空文，毫無實際，不然便要流弊百出，至于偾事。
此中樞機，隻在少數人的胸臆之間，而影響之巨，有時竟達乎四海之内，因此我們明白他拿“自反而縮求慊于心”一語，做一切規模的規模，是有至理存焉。
他自己是如此了，是不是因此即可以化及部屬，化及全國呢？當然有時也靠不住。
那麼怎樣去保全他這個規模，貫徹他這個精神呢？我覺得他有一個始終不變的常度，這個常度就是貫徹他一切規模的利器。
這常度的内容，就我所觀察，可分為三項：（1）誠拙的态度，（2）宏大的器量，（3）嚴密的考查。
這三件事組成他的常度。
他終其生未嘗稍變，他的學風、他的辦事規模、他的人生，都建築在這個常度上。
怎樣是誠拙的态度呢？他說：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
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亮。
（日記） 凡辦公事，須視為己事，将來為國為民，亦宜處處視為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
（日記）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
世之亂也上下終于亡等之欲，奸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
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曆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欤？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湘鄉昭忠祠記》） 即此數語，已可見得他誠拙的态度。
大概規模确立之後，他便誠心求之，虛心處之，無論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
他相信隻要自己腳跟立得穩，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所以他雖曆經靖港之敗、湖口之敗、南昌之困、祁門之困，但是他的常度不稍變，志氣不稍屈，而終成一代中興事業。
他自信心是如此的誠笃，希望心是如此的遠大，所以視公事如己事，視國事如家事。
平常人所以易挾私見，易動客氣，甚至稍稍得意，便趾高氣揚；稍稍失意，便心灰意冷，流于頹廢。
我都以為是器量太淺，缺少自信心而時時希望取巧的緣故。
我們看看曾氏這種誠拙的精神，應增長不少的自信心與勇氣。
曾氏所以能如此者，固然是賴有誠笃的自信心與遠大的希望心，但是所以能如此者，卻又因為他有過人的器量，始能容納遠大的希望，始能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的胸懷。
不然，智慮不離乎鐘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旦妻子歡娛童仆飽，便心意滿足，不顧其他。
這種人要他有多大的抱負，則根本這抱負即無所容載，這是器量的關系，所以孔子說：“鬥筲之人，何足算也！”便是說器量褊狹的人，沒有出息。
所謂器量宏大，就是要能多所容納，一方面要容納自己最大的抱負，一方面還要容納他人的臧否得失。
我們看他所為《昭忠祠記》與他平時的言論主張，處處都見得是要以忠誠為天下倡，處處要以誠拙精神挽救天下頹風，簡直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概。
在他日記中有這樣一段：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
惡其拂逆，而必欲其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
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這種器量，是何等偉大！非以聖賢自期者，其孰能之！他既已如此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了，而猶日夜自責，惟恐失于狹隘而不能容物，所以在他日記中又有這樣一段：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為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懑者，亦十之二三。
實則大亂之時，餘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餘之隘也！餘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将終身不改亦！愧悚何已！ 這又是何等待人寬而責己嚴。
拿這種精神去辦事，還有不成功之理嗎？常人辦事，所以不能順理成章，是因為未能真正精誠團結，而所以不能精誠團結，莫非惡人之拂逆己意，必欲使天下之人皆順從我而後始快于心。
于是凡不順從我者，皆設法以誅鋤之，其結果則使一世之人，皆鮮廉寡恥、阿附求容，正氣日益消亡，社會日趨下流，而自己亦終不免于權臣之行。
故凡擔當天下大事者，必具有能容天下之量，則人之拂我、逆我者，皆可借為磨砺德行之工具，然自曾氏以後，就未多見了。
器量寬大，并不是松懈放任。
随部屬如何辦理，則一切事務都要廢弛了，尚何規模常度之可言？他的個性很嚴肅，又很精細，又不畏煩劇，事無大小，似乎都要經他的考察。
他謂治事之法，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為主。
他說： 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裡，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
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
眼到者，着意看人，認真看公牍是也。
手到者，于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随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
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衆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丁甯是也。
（見全書雜著二） 又曰：莅事之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将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
袁簡齋雲：“多其察，少其發。
”仆更加一語雲：“酷其罰。
”三者并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日記） 此處最見到他治事精神的，就是所謂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照這樣做去，不但自己所經曆的事不會有絲毫的差錯，即屬員亦無從松懈。
這種精神可以說出乎他的天性，也可以說這是維持他辦事規模的主要因素。
所以這種嚴肅的治事精神，它是無時不在。
他常說：“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
”然而他雖是如此的嚴肅，卻完全是以事為主，隻求事能辦得好，不是要以苛刻待人。
所以察之雖不嫌過多，發之則不宜過驟，務使事體辦好，而人心鹹服，非至萬不得已，不輕言罰，然苟一罰，則又不妨其酷，蓋欲儆一以懲百也。
他所謂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這是完全以寬厚之心行嚴肅之政，惟恐自己稍有意氣，稍有粗心，以緻考察失實，而誤正事。
謹慎如此，誠拙如此，人又焉有不服，焉有不感發興起，戮力從公之理呢？此處我們見得他為常人所不能及者有兩件事：一是不怕煩劇，一是不存意氣。
不怕煩劇，故能遇事周密，不至稍有弛懈；不存意氣，故能一秉至公，而無所恩怨。
常人既怕煩劇，故凡事皆多草草，及稍稍潰敗，又複輕動意氣，于是賞罰恩怨，皆不能出于大公，事業之敗，胥由于此。
我們看曾氏辦事的精神，先立定了規模，次守之以常度——誠拙的态度、寬宏的器量、嚴肅的考察，而又繼之以始終不懈的精神，故對事的本身上，是得到知人曉事、履險如夷的功效，并且于治事之外，得到作育英才的佳果。
何謂知人曉事呢？他說： 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曆黾勉得之。
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願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故。
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
今日能知人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
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僞私晻暧，則為小人。
故群毀群譽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書劄） 大抵莅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
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見其曠，此高明之說也。
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于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批牍） 此處見得知人曉事之重要。
他說，知人誠不易學，而曉事則可以黾勉得之。
大概所謂曉事者，就是明曉事理之所以然，與事理之所當然。
這件事雖然亦非易易，但是曆事既久，經驗漸增，即是曉事的途徑。
至于知人，則非自己的學問、涵養、識見、才能，都有以超過對方的人，則不足以知之，所以這件事不是容易學來的。
綜這兩件事可以歸納成一個“識”字。
他曾說：“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
”我以為知人曉事就是“識”的注腳，辦事尤其是辦大事的人，假如沒有知人曉事之識，則人之短長，事之是非，都冥然不明于心，處理自是無一是處，縱一秉至公，然事理不明，鮮不失當，将終不免于謬誤。
他所謂莅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也就是識。
他的識見能遠大，能深察，便是所謂高明與精明。
以高明、精明的眼光，去知人曉事，自然人無不知，事無不曉，而每事都可歸于平穩踏實的地位。
這兩件事——知人、曉事，可算是曾氏生平的特長，而尤其是知人一項，他簡直是神乎其技。
許多人被他一見之下，可以察識終身，見其儀表，可以察其内心，更是無從隐秘，不知者以為他是精于相術，實則是他學問、涵養、才識、閱曆，有過人處，故一入眼簾，即能知其為何如人。
他生平得力于此者至夥，茲錄“薛福成”一段如下： 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轶古今。
或邂逅于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許為異才。
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滞，宏獎人才，尤屬不遺餘力。
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谒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
”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诏。
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
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珍、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拔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極一時之選。
其餘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
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
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曾國藩拔之列将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
這一段是薛氏身曆其事，記述最為親切。
寫他知人之明，可謂透澈無遺。
吾人讀薛氏叙《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更知他對各項人才，兼收并蓄，而處理得當，使人人得盡所長，莫不死心塌地，竭盡忠忱。
固然是他偉大的人格感化力之深，然亦由其英明卓識，超乎常人，使才大者不得不心悅誠服，才小者不敢不死心塌地。
曾氏更能量其才器而任以适當之事，此為曾氏治事精神上最得力之點。
我們驟然看去，總覺得他這知人之明，未免太神奇了，究竟他有什麼神通呢？他用什麼方法去看人呢？現在還是拿他自己的言論來證明，庶乎比較的切實。
他說： 觀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尤以習勞為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鹹豐十年七月初八日緻沅季弟）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
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
（日記） 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
賢否智愚，所由區矣。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若是當使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
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锱铢，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以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俾得循循于規矩之中。
（日記） 此處所雲觀人之法，自然不能代表他觀人的全體，但是至少可以借此而知其大概了。
在他言論之中，我們可以知得他的觀人标準隻有兩事：一曰操守，二曰志趣。
操守是一個人的骨子，所謂為人之本，以樸實廉介為主。
志趣是一個人格局器量的表現，志趣不遠者，縱有操守，亦不過成為硁硁自守之士。
有了樸實廉介的操守，又有高遠的志趣，再能習苦耐勞，有條理而少大言，自然是上等的人才；其次則志趣高明，而稍欠切實，顧體面而恥居人後，此種人則全恃用之者如何調度，使之心滿意足，勉為其大，亦往往能于此等人中獲得英才。
若遺棄之，或委屈之，則将自傷郁抑，終于不能自振。
所以他主張對這等人，應該略示假借，使自奮發。
最壞的是根本無所謂操守，于是乎投機取巧，無所不為，而志趣亦決不會高遠，總是安于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但計锱铢而已。
這等人隻好請他做機械工作，使循循于規矩之中。
故人才以操守為最重要，操守是有颠撲不破的認識，有堅忍不拔的精神，有學養，有抱負，合則留，不合則去，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