瑣談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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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電影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接着，就發生了所謂“劇本荒”的問題，在每年召開的制片廠廠長會議上，廠長們都提出了“給我們編劇”的要求，事實上經常有因為劇本不足而“停工待料”的情況。
劇本是電影生産的原料，沒有劇本，或者劇本不足，制片廠就會“窩工”，許多導演、演員等就會無事可做，枉度青春。
而現在，我們還不可能給制片廠以足夠的、有一定水平的專業電影編劇，于是，改編問題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所謂改編，就是把小說、話劇、歌劇、報告文學等文藝作品，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的意思。
也就是把别種文藝形式改編成電影藝術的形式，我們常常從報章雜志上，或者從其他文藝作品中看到有很好的可以拍電影的題材，但是就因為我們還缺乏懂得電影藝術的規律，懂得電影攝制實際的改編力量，而不能拍成電影。
我們的電影事業正在迅速發展，今後每年要拍上百部影片，單靠少數專業編劇，已經是很不夠了。
我們的故事影片，要盡可能地反映當前的實際，表現新人新事，要反映工、農、兵、學、商、科學、文教、衛生、體育以及兄弟民族等等各方面的題材，那麼我想除了依靠群衆，走群衆路線，發動大量的業餘創作之外，還應該多從其他文學樣式中選取題材，有計劃地做改編工作。
這一點，據我所知，外國的情況也是這樣。
我曾經問過許多友好國家的電影廠的領導人，他們電影劇本的來源大緻有三：一是專業編劇的創作；二是特邀專業作家編寫；三是從著名的小說、特寫、戲劇改編，而其中，改編的又占相當大的比重。
這就說明，假如我們有一批有一定思想水平、政治熱情，有一定社會知識，而又較熟悉電影業務的作家，能夠來參加改編工作，那麼我們電影劇本的來源就比較寬了。
報刊上每天都出現新人新事，英雄人物，全國有幾十種文藝刊物，一年出版幾十部長篇小說，成千上萬的短篇小說，完全有可能從這大量的作品中，找到适合于改編電影的題材。
這，也就是兩條腳走路的問題。
一方面要培養一批專業的電影劇作家；一方面的确要花一些力氣，培養一些能夠改編的作家。
随便舉一個例子，一九五九年國慶獻禮的故事片中，假如沒有《青春之歌》、《風暴》，不就會顯得遜色了嗎？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所以講一講這個問題也似乎還有必要。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改編很重要，但是也有些人不大願意做這一工作。
理由，據說是改編很困難。
這個困難，可能有幾種想法：一種，的确是感到很難，不知怎樣改編才好；另一種是認為改編要受原著的拘束，也還可能和原作者發生争論。
但是，我想這些問題并不是不可以解決的。
因為我們大家有個共同的目的：攝制電影是為了通過這一最大衆化的藝術形式來教育人民群衆，同時也為了豐富廣大人民群衆的文化生活。
有了這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再加上大家都力求虛心地研究探讨，那麼，隻要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能掌握電影藝術的一定的特點，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改編不是創作，但改編也得付出創造性的勞動。
有人把改編看得很容易，認為原作已經有了很好的主題，很好的情節、性格和結構，所以改編隻不過用電影的手法把它改寫一遍而已；但也有人把改編看得很困難，特别是改編在文藝上已有定評的“名著”，認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幾天之前，有一位朋友頗有感慨地和我說：“我從來沒有看過一部從名著改編的電影而能夠得到閱讀原作那樣的享受和感動。
”的确，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我想，這除不同的藝術樣式必然的會有不同的表現方法之外，主要的還存在着一個改編者對原著的看法（包括世界觀和創作方法）和改編者的工力的問題。
托爾斯泰自己沒有改編過《安娜·卡列尼娜》，魯迅先生自己沒有改編過《阿Q正傳》，那麼我想，要求看到改編後的戲劇或電影而依然能夠得到閱讀原著當時那樣的享受和感動，本來就是一件很難能的事情了。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電影《青春之歌》海報 列夫·托爾斯秦 回想起來，除了《祝福》之外，我還做過兩次改編的工作。
那是一九三三年把茅盾先生的短篇小說《春蠶》改編為電影劇本，和一九四三年把托爾斯泰的《複活》改編為話劇。
這三次改編，應該說都是失敗之作。
去年，意大利制片家狄羅蘭斯得到三位有名的編劇家（MarioComerini,EmioDeConcini,EvoPerilli）的合作，改編了托爾斯泰的《戰争與和平》，盡管拍成之後的這部影片的長度達一萬八千七百呎，放映時間達三小時二十八分，看起來這三位編劇家也還是大刀闊斧地删節了托爾斯泰原著中許多重要的描寫和場景的。
舉例來說，原作主要人物二十三人，電影中隻剩了十七人，原著中描寫戰争的場面有十次，在電影中也隻剩了三次，再例如原著中的娜泰莎與波爾會晤的場面，托爾斯泰寫了二百五十多頁，而在電影中卻隻用一個鏡頭輕輕地帶過去了。
從《戰争與和平》的改編使我聯想到《紅樓夢》和《水浒傳》。
對于這兩部書，我想，要把這樣浩瀚的篇幅和這樣錯綜複雜的情節包括到一個節目中去，客觀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對此，我們的前輩已經摸索到了一個可行的方案，這就是以人物或者情節為中心，化整為零，改編為可以獨立、而又是互相聯系貫串的“本戲”，或者自成段落的電影。
如京劇中的《武十回》、《宋十回》以及《逼上梁山》、《紅樓二尤》等等。
至于《儒林外史》和《聊齋志異》，那麼原作本身就是自成段落的故事和小品的綜合，改編這兩部名著，就屬于從短篇改編的範疇了。
要把六十五萬言的《戰争與和平》縮編為三小時半的電影固然困難，反過來說，要把萬把字甚至幾千字的短篇小說改編為戲劇、電影也很不容易。
前者是滿桌珍馐，任你選用，後者則是要你從拔萃、提煉和結晶了的、為數不多的精華中間，去體會作品的精神實質，同時還因為要把它從一種藝術樣式改寫成為另一種藝術樣式，所以就必須要在不傷害原作的主題思想和原有風格的原則之下，通過更多的動作，形象——有時還不得不加以擴大、稀釋和填補，來使它成為主要通過形象和訴諸視覺、聽覺的形式。
割愛固然“吃力不讨好”，要在大師名匠們的原作之外再增添一點東西，就更難免有“狗尾續貂”和“佛頭著糞”的危險了。
有的同志問，是不是小說、戲曲都有可能改編為電影，或者問得更具體些，說哪一種作品比較的适宜于改編？我想，一般說來，不論是小說、戲劇、傳記文學、叙事詩歌，凡是故事性（或者說戲劇性）較強，人物性格比較鮮明，頭緒不太繁複的，就比較容易改編。
反之，困難就比較多些。
《天方夜譚》的故事，莎士比亞的劇本，莫泊桑的短篇小說，都是改編得很頻繁的；契诃夫的小說、戲劇，有的容易改編，有的就比較困難。
至于我們中國的古典作品，除小說外，如《長恨歌》、《孔雀東南飛》、《琵琶行》等等，都是比較适合于改編的。
是不是也有一些原作完全不可能改編？這就很難說。
據我看，像《約翰·克裡斯朵夫》那樣的小說，要用戲劇或者電影的形式來表現，幾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也還有一個例子，譬如歌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除了“從這部小說得到啟示”而完全改作之外，要照原作改編，我看肯定的是不可能的。
莎士比亞像 契诃夫像 莫泊桑像 從改編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增删，很自然地就會聯想到增删的程度、範圍——也就是改編本與原作的距離的問題。
對此，我以為應該按原作的性質而有所不同。
假如要改編的原著是經典著作，如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這些巨匠大師們的著作，那麼我想，改編者無論如何總得力求忠實于原著，即使是細節的增删、改作，也不該越出以至損傷原作的主題思想和他們的獨特風格。
假如要改編的原作是神話、民間傳說和所謂“稗官野史”，那麼我想，改編者在這方面就可以有更大的增删和改作的自由。
譬如王魁負桂英的故事，起源于宋人夏噩和元人柳貫的《王魁傳》，他們都把王魁寫作負心人的典型，可是最近我們在北京看了川劇《焚香記》，卻以團圓作結，把悲劇改成了喜劇，不僅人物性格，連主要的故事情節也修改了，這一方面當然反映了《焚香記》作者王玉峰的立場和思想，我個人就不贊成這種翻案文章，但是單從改編這個問題來看，對神話、傳說的改編，改編者可以有較大的自由，卻是大家公認的事了。
這一類例子是很多的，試看從唐人李朝威的《柳毅傳》，經過元人尚仲賢的雜劇《洞庭湖柳毅傳書》，一直到最近經常上演的京劇、評劇，這中間的改動，不都是很大嗎？ 以上是關于改編的一些偶感，以下我想回到本題，談談關于改編的幾個問題。
但是，為了給大家在接觸改編的一些問題時有一個從原作到改編的初步的具體的印象，并作為探讨的依據，我想首先談我改編《祝福》的一些粗淺體會。
當然，限于我自己的水平，這個劇本改編得不夠理想，因此，隻能供大家作參考。
歌德像 二 《祝福》是魯迅先生的著作，已經是舉世皆知的名著，這部影片要在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上映，所以我接受這一改編工作就把它看作是一件嚴肅的政治任務。
在改編工作中我力求做到的是：（一）力求忠實于原著的主題思想；（二）力求保存原作的謹嚴、樸質、外冷峻而内熾熱的風格；（三）由于原作小說發表于一九
劇本是電影生産的原料，沒有劇本，或者劇本不足，制片廠就會“窩工”，許多導演、演員等就會無事可做，枉度青春。
而現在，我們還不可能給制片廠以足夠的、有一定水平的專業電影編劇，于是，改編問題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所謂改編，就是把小說、話劇、歌劇、報告文學等文藝作品，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的意思。
也就是把别種文藝形式改編成電影藝術的形式，我們常常從報章雜志上，或者從其他文藝作品中看到有很好的可以拍電影的題材，但是就因為我們還缺乏懂得電影藝術的規律，懂得電影攝制實際的改編力量，而不能拍成電影。
我們的電影事業正在迅速發展，今後每年要拍上百部影片，單靠少數專業編劇，已經是很不夠了。
我們的故事影片，要盡可能地反映當前的實際，表現新人新事，要反映工、農、兵、學、商、科學、文教、衛生、體育以及兄弟民族等等各方面的題材，那麼我想除了依靠群衆，走群衆路線，發動大量的業餘創作之外，還應該多從其他文學樣式中選取題材，有計劃地做改編工作。
這一點，據我所知，外國的情況也是這樣。
我曾經問過許多友好國家的電影廠的領導人，他們電影劇本的來源大緻有三：一是專業編劇的創作；二是特邀專業作家編寫；三是從著名的小說、特寫、戲劇改編，而其中，改編的又占相當大的比重。
這就說明，假如我們有一批有一定思想水平、政治熱情，有一定社會知識，而又較熟悉電影業務的作家，能夠來參加改編工作，那麼我們電影劇本的來源就比較寬了。
報刊上每天都出現新人新事，英雄人物，全國有幾十種文藝刊物，一年出版幾十部長篇小說，成千上萬的短篇小說，完全有可能從這大量的作品中，找到适合于改編電影的題材。
這，也就是兩條腳走路的問題。
一方面要培養一批專業的電影劇作家；一方面的确要花一些力氣，培養一些能夠改編的作家。
随便舉一個例子，一九五九年國慶獻禮的故事片中，假如沒有《青春之歌》、《風暴》，不就會顯得遜色了嗎？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所以講一講這個問題也似乎還有必要。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改編很重要，但是也有些人不大願意做這一工作。
理由，據說是改編很困難。
這個困難，可能有幾種想法：一種，的确是感到很難，不知怎樣改編才好；另一種是認為改編要受原著的拘束，也還可能和原作者發生争論。
但是，我想這些問題并不是不可以解決的。
因為我們大家有個共同的目的：攝制電影是為了通過這一最大衆化的藝術形式來教育人民群衆，同時也為了豐富廣大人民群衆的文化生活。
有了這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再加上大家都力求虛心地研究探讨，那麼，隻要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能掌握電影藝術的一定的特點，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改編不是創作，但改編也得付出創造性的勞動。
有人把改編看得很容易，認為原作已經有了很好的主題，很好的情節、性格和結構，所以改編隻不過用電影的手法把它改寫一遍而已；但也有人把改編看得很困難，特别是改編在文藝上已有定評的“名著”，認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幾天之前，有一位朋友頗有感慨地和我說：“我從來沒有看過一部從名著改編的電影而能夠得到閱讀原作那樣的享受和感動。
”的确，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我想，這除不同的藝術樣式必然的會有不同的表現方法之外，主要的還存在着一個改編者對原著的看法（包括世界觀和創作方法）和改編者的工力的問題。
托爾斯泰自己沒有改編過《安娜·卡列尼娜》，魯迅先生自己沒有改編過《阿Q正傳》，那麼我想，要求看到改編後的戲劇或電影而依然能夠得到閱讀原著當時那樣的享受和感動，本來就是一件很難能的事情了。
電影《青春之歌》劇照 電影《青春之歌》海報 列夫·托爾斯秦 回想起來，除了《祝福》之外，我還做過兩次改編的工作。
那是一九三三年把茅盾先生的短篇小說《春蠶》改編為電影劇本，和一九四三年把托爾斯泰的《複活》改編為話劇。
這三次改編，應該說都是失敗之作。
去年，意大利制片家狄羅蘭斯得到三位有名的編劇家（MarioComerini,EmioDeConcini,EvoPerilli）的合作，改編了托爾斯泰的《戰争與和平》，盡管拍成之後的這部影片的長度達一萬八千七百呎，放映時間達三小時二十八分，看起來這三位編劇家也還是大刀闊斧地删節了托爾斯泰原著中許多重要的描寫和場景的。
舉例來說，原作主要人物二十三人，電影中隻剩了十七人，原著中描寫戰争的場面有十次，在電影中也隻剩了三次，再例如原著中的娜泰莎與波爾會晤的場面，托爾斯泰寫了二百五十多頁，而在電影中卻隻用一個鏡頭輕輕地帶過去了。
從《戰争與和平》的改編使我聯想到《紅樓夢》和《水浒傳》。
對于這兩部書，我想，要把這樣浩瀚的篇幅和這樣錯綜複雜的情節包括到一個節目中去，客觀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對此，我們的前輩已經摸索到了一個可行的方案，這就是以人物或者情節為中心，化整為零，改編為可以獨立、而又是互相聯系貫串的“本戲”，或者自成段落的電影。
如京劇中的《武十回》、《宋十回》以及《逼上梁山》、《紅樓二尤》等等。
至于《儒林外史》和《聊齋志異》，那麼原作本身就是自成段落的故事和小品的綜合，改編這兩部名著，就屬于從短篇改編的範疇了。
要把六十五萬言的《戰争與和平》縮編為三小時半的電影固然困難，反過來說，要把萬把字甚至幾千字的短篇小說改編為戲劇、電影也很不容易。
前者是滿桌珍馐，任你選用，後者則是要你從拔萃、提煉和結晶了的、為數不多的精華中間，去體會作品的精神實質，同時還因為要把它從一種藝術樣式改寫成為另一種藝術樣式，所以就必須要在不傷害原作的主題思想和原有風格的原則之下，通過更多的動作，形象——有時還不得不加以擴大、稀釋和填補，來使它成為主要通過形象和訴諸視覺、聽覺的形式。
割愛固然“吃力不讨好”，要在大師名匠們的原作之外再增添一點東西，就更難免有“狗尾續貂”和“佛頭著糞”的危險了。
有的同志問，是不是小說、戲曲都有可能改編為電影，或者問得更具體些，說哪一種作品比較的适宜于改編？我想，一般說來，不論是小說、戲劇、傳記文學、叙事詩歌，凡是故事性（或者說戲劇性）較強，人物性格比較鮮明，頭緒不太繁複的，就比較容易改編。
反之，困難就比較多些。
《天方夜譚》的故事，莎士比亞的劇本，莫泊桑的短篇小說，都是改編得很頻繁的；契诃夫的小說、戲劇，有的容易改編，有的就比較困難。
至于我們中國的古典作品，除小說外，如《長恨歌》、《孔雀東南飛》、《琵琶行》等等，都是比較适合于改編的。
是不是也有一些原作完全不可能改編？這就很難說。
據我看，像《約翰·克裡斯朵夫》那樣的小說，要用戲劇或者電影的形式來表現，幾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也還有一個例子，譬如歌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除了“從這部小說得到啟示”而完全改作之外，要照原作改編，我看肯定的是不可能的。
莎士比亞像 契诃夫像 莫泊桑像 從改編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增删，很自然地就會聯想到增删的程度、範圍——也就是改編本與原作的距離的問題。
對此，我以為應該按原作的性質而有所不同。
假如要改編的原著是經典著作，如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這些巨匠大師們的著作，那麼我想，改編者無論如何總得力求忠實于原著，即使是細節的增删、改作，也不該越出以至損傷原作的主題思想和他們的獨特風格。
假如要改編的原作是神話、民間傳說和所謂“稗官野史”，那麼我想，改編者在這方面就可以有更大的增删和改作的自由。
譬如王魁負桂英的故事，起源于宋人夏噩和元人柳貫的《王魁傳》，他們都把王魁寫作負心人的典型，可是最近我們在北京看了川劇《焚香記》，卻以團圓作結，把悲劇改成了喜劇，不僅人物性格，連主要的故事情節也修改了，這一方面當然反映了《焚香記》作者王玉峰的立場和思想，我個人就不贊成這種翻案文章，但是單從改編這個問題來看，對神話、傳說的改編，改編者可以有較大的自由，卻是大家公認的事了。
這一類例子是很多的，試看從唐人李朝威的《柳毅傳》，經過元人尚仲賢的雜劇《洞庭湖柳毅傳書》，一直到最近經常上演的京劇、評劇，這中間的改動，不都是很大嗎？ 以上是關于改編的一些偶感，以下我想回到本題，談談關于改編的幾個問題。
但是，為了給大家在接觸改編的一些問題時有一個從原作到改編的初步的具體的印象，并作為探讨的依據，我想首先談我改編《祝福》的一些粗淺體會。
當然，限于我自己的水平，這個劇本改編得不夠理想，因此，隻能供大家作參考。
歌德像 二 《祝福》是魯迅先生的著作，已經是舉世皆知的名著，這部影片要在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上映，所以我接受這一改編工作就把它看作是一件嚴肅的政治任務。
在改編工作中我力求做到的是：（一）力求忠實于原著的主題思想；（二）力求保存原作的謹嚴、樸質、外冷峻而内熾熱的風格；（三）由于原作小說發表于一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