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而黴齋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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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詩歌趣味,是帶着一個類乎宗教的傾心,可以用海舶運輸而流行的。

    故民國十九年時代,中國雖一切還是古舊的中國,中國的新詩,便有了機械動力的聲音。

    這聲音,遙遙來自遠處,如一襲新衣樣子,因其嶄新,而裝飾于詩人想象中,極其流行。

    因此唯美的詩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連雲高樓,寫着文明的都市的贊美詩;普羅詩人,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亞荒原的盡頭,寫着鍛鐵廠、船塢以及其他事物傾心的詩。

    矚目遠景,幻想天國,詩人的從容權利,古今原無二緻。

    然而數數稍前一時的式樣,僅使人對那業已為人忘卻的“人生文學”,倍增感慨了。

     “京樣”的“人生文學”,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過一時節國内詩歌的興味,詩人以一個紳士或蕩子的閑暇心情,窺觑寬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鹵,狡猾,自私,一切現象使詩人生悲憫的心,寫出對不公平的抗議,雖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觀念,以及抗議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來的老派頭,所以老杜的詩歌,在精神上當時還為諸詩人崇拜取法的詩歌。

    但當前諸人,信心堅固,願力宏偉,棄絕辭藻,力取樸質,故人生文學這名詞卻使人聯想到一個光明的希望。

    這人生文學,式樣古拙,旋即消滅,除了當時的多數學生,以及現時的少數中學教員,能記憶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出什麼痕迹存在了。

     京樣的人生文學結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學興起以後,一個談近十年來文學之發展的情況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認的。

    人生文學的不能壯實耐久,一面是創造社的興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學提倡者同時即是“趣味主義”講究者。

    趣味主義的擁護,幾乎成為文學見解的正宗。

    看看名人雜感集數量之多,以及稍前幾個作家诙諧諷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

    諷刺與诙諧,在原則上說來,當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學,但這趣味使人生文學不能端重,失去嚴肅,瑣碎小巧,轉入泥裡。

    從此,這名詞也漸漸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學的沒落,所據雖多在詩歌以外,然而詩歌的人生文學,卻以同一意義而“不”人生文學的。

     “京樣”不能流行以後,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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