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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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明人類之狂妄和愚昧，與思索個人的老死病苦，一樣是偉大的事業，積極的可以當成一種重大的工作，再消極的也不失為一種有趣的消遣。
女子教育在個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種古怪聯想：一是《漢書·藝文志》小說部門，有本談胎教的書，名《青史子》，《玉函山房輯佚書》還保留了一鱗半爪。
這部書當秦漢時或者因為篇章完整，不曾被《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兩部雜書引用。
因此小說部門多了這樣一部書名，俨然特意用它來諷刺近代人，生兒育女事原來是小說戲劇！二是現藏大英博物院，成為世界珍品之一，相傳是晉人顧恺之畫的《女史箴圖》卷。
那個圖畫的用意，當時本重在注釋文辭，教育女子，現在想不到僅僅對于我一個朋友特别有意義。
朋友×先生，正從圖畫上服飾器物研究兩晉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憑借它，方能有些發現與了解。
三是帝王時代勸農教民的《耕織圖》，用意本在“往民間去”，可是它在皇後妃宮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圖》在一個平常農民家中的地位，隻是有趣而好玩。
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時，忽然一變而成中國藝術品，非常重視。
這可見，一切事物在“時間”下都無固定性。
存在的意義，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價值，多與原來情形不合。
現在四十歲左右的讀書人，要他稱引兩部有關女子教育的固有書籍時，他大緻會舉出三十年前上層婦女必讀的《列女傳》，和普通女子應讀的《女兒經》。
五四運動談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學到大學，若問問什麼是她們必讀的書，必不知從何說起。
正因為沒有一本書特别為她們寫的。
即或在普通大學習曆史或教育，能有機會把《列女傳》看完，且明白它從漢代到晚清封建社會具有何種價值與意義，一百人中恐不會到五個人。
新的沒有，舊的不讀，這個現象說明一件事情，即大學教育設計中，對于女子教育的無計劃。
這無計劃的現象，實由于缺乏了解不關心而來，在教育設計上俨然隻尊重一個空洞言詞“男女平等”，從不曾稍稍從身、心兩方面對社會适應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别”。
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為一種庸俗平凡的類型，類型的特點是生命無性格，生活無目的，生存無幻想。
一切都表示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
在上層社會婦女中，這個表示退化現象的類型尤其顯著觸目。
下面是随手可拾的例子，代表這類型的三種樣式。
某太太，是一個歐美留學生，她的出國是因為對婦女解放運動熱心“活動”成功的，但為人似乎善忘，回國數年以後，她學的是什麼，不特别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仿佛不知道。
她就用“太太”名義在社會上讨生活，依然繼續兩種方式“活動”，即出外與人談婦女運動，在家與客人玩麻雀牌。
她有幾個同志，都是從麻雀牌桌上認識的。
她生存下來既無任何高尚理想，也無什麼美麗目的，不僅對“國家”與“人”并無多大興趣，即她自己應當如何就活得更有意義，她也從不曾思索過。
大家都以為她是一個有榮譽，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層婦女，事實上，她隻配說是一個代表上層階級莫名其妙活下來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無可疵議。
戰争後尚因事南去北來。
她的事也許“經濟”關系比“政治”關系密切。
為人熱忱愛國，至少是她在與銀行界中人物玩撲克時，曾努力給人造成一個愛國印象。
每到南行時，就千方百計将許多金票放在襪子中，書本中，地圖中，以及一切可以瞞過稅官眼目的隐蔽處。
可是這種對于金錢的癖好，處置這個阿堵物的小心處，若與使用它時的方式兩相對照，便反映出這個上流婦女愚而貪得與愚而無知到如何驚人程度。
她一生主要的興趣在玩牌，她的教育與門閥，卻使她做了國選代表。
她雖代表婦女向社會要求應有的權利，她的真正興趣倒集中在如何從昆明帶點洋貨過重慶，又如何由重慶帶點金子回昆明。
某貴婦人，她的丈夫在社會上素稱中堅分子，居領導地位。
她畢業于歐洲一個最著名女子學校，嫁後即隻做“貴婦”，到昆明來，住在用外國錢币計值的上等旅館，生活方能習慣。
應某官僚宴會時，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兩百元，散席後還照例玩牌到半夜。
事後卻向熟人說，雲南什麼都不能吃，玩牌時，輸赢不到三千塊錢，小氣鬼。
住雲南，兩個小孩子的衣食用品，利用丈夫服務機關便利，無不從香港買來，可是依然覺得雲南對她實在太不方便，且擔心孩子無美國桔子吃，會患貧血病。
因此，住不多久，一家人又乘飛機往香港去了。
中國當前是個什麼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國人，也似乎不很明白。
她隻明白，她是一個上等人，一個闊人，一個有權勢的官太太，如此而已。
這三個上等身份的婦女，在戰争期有一個相同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隻是賭博。
竟若命運已給她們注定，除玩牌外，生命無可娛樂，亦無可作為。
這種現象我們如不能說是命定，想尋出一個原因，就應當說這是五四以來國家當局對于女子教育無計劃的表現。
學校隻教她們讀書，并不曾教她們如何做人。
家庭既不能用何種方式訓練她們，學校對她們生活也從不過問，一離開學校嫁人後，丈夫若是小公務員，兩夫婦都有機會成為賭鬼，丈夫成了新貴以後，她們自然很容易變成那樣一個類型——軟體動物。
五四運動在中國讀書人思想觀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縛，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
當初争取這種新的人生觀時，表現在文字上、行為上，都很激烈、很興奮，都覺得世界或社會既因人而産生，道德和風俗也因人而存在。
“重新做人”的意識極強，“人的文學”于是成為一個動人的名詞。
可是“重新做人”雖已成為一個口号，具盡符咒的魔力。
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麼樣人？似乎被主持這個運動的人，把範圍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義太泛，把趨勢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
初期白話文學中的詩歌、小說、戲劇，大多數隻反映出兩性問題的重新認識，重新建設一個新觀念，這新觀念就側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說，女人已被解放了。
可是表示解放隻是大學校可以男女同學，自由戀愛。
愚而無知的政治上負責者，俨然應用下面觀點輕輕松松對付了這個問題： “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女同學你們看來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們意思辦。
” 于是開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學。
正因為等于在無可奈何情形中放棄固有見解，取不幹涉主義，因此對于男女同學教育上各問題，便不再過問。
就是說，在生理上，社會業務習慣上，家庭組織上，為女子設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讨論的各種問題，從不作任何計劃。
換言之，即是在一種無目的的狀況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
我們若對過去稍加分析，自然會明白，這八年中不僅女子教育如此，整個教育事實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過，這八年正是中國近三十年内政最黑暗糊塗時代。
内戰不息，軍閥割據，賄選賣官，貪贓納賄，一切都視為極其自然，負責者毫無羞恥感和責任感。
北京政府的内政部不發薪，部員就借口擴大交通，拆賣故宮皇城作生活費用；教育部不發薪，部員就主張将京師圖書館藏善本書封存抵押于鹽業銀行。
一切國家機關都俨然和官産處取同一态度，凡經手保管的，都可自由處理變賣，不受任何限制。
因此雍和宮喇嘛就賣法寶，天壇經管人就賣祭器。
故宮有一群太監，民國以後留在京中侍候溥儀，因偷賣東西太多，恐被查出，索性一把火燒去西路大殿兩幢滅迹，據估計損失至少值紋銀五千萬！後來故宮博物院長易培基的監守自盜，不過說明這個“北京風氣”在國家收藏的文物寶庫中，還未去盡
女子教育在個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種古怪聯想：一是《漢書·藝文志》小說部門，有本談胎教的書，名《青史子》，《玉函山房輯佚書》還保留了一鱗半爪。
這部書當秦漢時或者因為篇章完整，不曾被《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兩部雜書引用。
因此小說部門多了這樣一部書名，俨然特意用它來諷刺近代人，生兒育女事原來是小說戲劇！二是現藏大英博物院，成為世界珍品之一，相傳是晉人顧恺之畫的《女史箴圖》卷。
那個圖畫的用意，當時本重在注釋文辭，教育女子，現在想不到僅僅對于我一個朋友特别有意義。
朋友×先生，正從圖畫上服飾器物研究兩晉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憑借它，方能有些發現與了解。
三是帝王時代勸農教民的《耕織圖》，用意本在“往民間去”，可是它在皇後妃宮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圖》在一個平常農民家中的地位，隻是有趣而好玩。
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時，忽然一變而成中國藝術品，非常重視。
這可見，一切事物在“時間”下都無固定性。
存在的意義，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價值，多與原來情形不合。
現在四十歲左右的讀書人，要他稱引兩部有關女子教育的固有書籍時，他大緻會舉出三十年前上層婦女必讀的《列女傳》，和普通女子應讀的《女兒經》。
五四運動談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學到大學，若問問什麼是她們必讀的書，必不知從何說起。
正因為沒有一本書特别為她們寫的。
即或在普通大學習曆史或教育，能有機會把《列女傳》看完，且明白它從漢代到晚清封建社會具有何種價值與意義，一百人中恐不會到五個人。
新的沒有，舊的不讀，這個現象說明一件事情，即大學教育設計中，對于女子教育的無計劃。
這無計劃的現象，實由于缺乏了解不關心而來，在教育設計上俨然隻尊重一個空洞言詞“男女平等”，從不曾稍稍從身、心兩方面對社會适應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别”。
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為一種庸俗平凡的類型，類型的特點是生命無性格，生活無目的，生存無幻想。
一切都表示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
在上層社會婦女中，這個表示退化現象的類型尤其顯著觸目。
下面是随手可拾的例子，代表這類型的三種樣式。
某太太，是一個歐美留學生，她的出國是因為對婦女解放運動熱心“活動”成功的，但為人似乎善忘，回國數年以後，她學的是什麼，不特别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仿佛不知道。
她就用“太太”名義在社會上讨生活，依然繼續兩種方式“活動”，即出外與人談婦女運動，在家與客人玩麻雀牌。
她有幾個同志，都是從麻雀牌桌上認識的。
她生存下來既無任何高尚理想，也無什麼美麗目的，不僅對“國家”與“人”并無多大興趣，即她自己應當如何就活得更有意義，她也從不曾思索過。
大家都以為她是一個有榮譽，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層婦女，事實上，她隻配說是一個代表上層階級莫名其妙活下來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無可疵議。
戰争後尚因事南去北來。
她的事也許“經濟”關系比“政治”關系密切。
為人熱忱愛國，至少是她在與銀行界中人物玩撲克時，曾努力給人造成一個愛國印象。
每到南行時，就千方百計将許多金票放在襪子中，書本中，地圖中，以及一切可以瞞過稅官眼目的隐蔽處。
可是這種對于金錢的癖好，處置這個阿堵物的小心處，若與使用它時的方式兩相對照，便反映出這個上流婦女愚而貪得與愚而無知到如何驚人程度。
她一生主要的興趣在玩牌，她的教育與門閥，卻使她做了國選代表。
她雖代表婦女向社會要求應有的權利，她的真正興趣倒集中在如何從昆明帶點洋貨過重慶，又如何由重慶帶點金子回昆明。
某貴婦人，她的丈夫在社會上素稱中堅分子，居領導地位。
她畢業于歐洲一個最著名女子學校，嫁後即隻做“貴婦”，到昆明來，住在用外國錢币計值的上等旅館，生活方能習慣。
應某官僚宴會時，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兩百元，散席後還照例玩牌到半夜。
事後卻向熟人說，雲南什麼都不能吃，玩牌時，輸赢不到三千塊錢，小氣鬼。
住雲南，兩個小孩子的衣食用品，利用丈夫服務機關便利，無不從香港買來，可是依然覺得雲南對她實在太不方便，且擔心孩子無美國桔子吃，會患貧血病。
因此，住不多久，一家人又乘飛機往香港去了。
中國當前是個什麼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國人，也似乎不很明白。
她隻明白，她是一個上等人，一個闊人，一個有權勢的官太太，如此而已。
這三個上等身份的婦女，在戰争期有一個相同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隻是賭博。
竟若命運已給她們注定，除玩牌外，生命無可娛樂，亦無可作為。
這種現象我們如不能說是命定，想尋出一個原因，就應當說這是五四以來國家當局對于女子教育無計劃的表現。
學校隻教她們讀書，并不曾教她們如何做人。
家庭既不能用何種方式訓練她們，學校對她們生活也從不過問，一離開學校嫁人後，丈夫若是小公務員，兩夫婦都有機會成為賭鬼，丈夫成了新貴以後，她們自然很容易變成那樣一個類型——軟體動物。
五四運動在中國讀書人思想觀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縛，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
當初争取這種新的人生觀時，表現在文字上、行為上，都很激烈、很興奮，都覺得世界或社會既因人而産生，道德和風俗也因人而存在。
“重新做人”的意識極強，“人的文學”于是成為一個動人的名詞。
可是“重新做人”雖已成為一個口号，具盡符咒的魔力。
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麼樣人？似乎被主持這個運動的人，把範圍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義太泛，把趨勢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
初期白話文學中的詩歌、小說、戲劇，大多數隻反映出兩性問題的重新認識，重新建設一個新觀念，這新觀念就側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說，女人已被解放了。
可是表示解放隻是大學校可以男女同學，自由戀愛。
愚而無知的政治上負責者，俨然應用下面觀點輕輕松松對付了這個問題： “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女同學你們看來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們意思辦。
” 于是開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學。
正因為等于在無可奈何情形中放棄固有見解，取不幹涉主義，因此對于男女同學教育上各問題，便不再過問。
就是說，在生理上，社會業務習慣上，家庭組織上，為女子設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讨論的各種問題，從不作任何計劃。
換言之，即是在一種無目的的狀況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
我們若對過去稍加分析，自然會明白，這八年中不僅女子教育如此，整個教育事實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過，這八年正是中國近三十年内政最黑暗糊塗時代。
内戰不息，軍閥割據，賄選賣官，貪贓納賄，一切都視為極其自然，負責者毫無羞恥感和責任感。
北京政府的内政部不發薪，部員就借口擴大交通，拆賣故宮皇城作生活費用；教育部不發薪，部員就主張将京師圖書館藏善本書封存抵押于鹽業銀行。
一切國家機關都俨然和官産處取同一态度，凡經手保管的，都可自由處理變賣，不受任何限制。
因此雍和宮喇嘛就賣法寶，天壇經管人就賣祭器。
故宮有一群太監，民國以後留在京中侍候溥儀，因偷賣東西太多，恐被查出，索性一把火燒去西路大殿兩幢滅迹，據估計損失至少值紋銀五千萬！後來故宮博物院長易培基的監守自盜，不過說明這個“北京風氣”在國家收藏的文物寶庫中，還未去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