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學革命的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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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早期的創作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這是對魯迅終生事業的最崇高也最恰當的評價。
魯迅以一八八一年誕生于浙江紹興縣城的一個日就衰落的“士大夫階級”家庭裡。
幼年時和農村小孩的交往，使他在很早時候就與中國的勞動人民有了比較密切的聯系。
十三歲後，“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境地，又叫他看見了“世人的真面目”。
因為父親的病死和“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二十二歲（一九〇二）到日本後，“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裡”。
當日俄戰争的時候，他在影片中忽然會見了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
于是想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1)；所以第一要着，是在用文藝來改變他們的精神。
從此以後，他就放棄了醫學研究工作，決定把文藝當成是自己的終身事業，而且就開始運用文藝這項武器來向封建社會的黑暗頑固的堡壘進攻了。
這樣的一個決定，對于魯迅本人和中國文學發展的曆史說來，都是非常地重要的。
在最早的論文裡，他竭力介紹和贊揚了那些“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的富有革命精神的詩人們(2)，尖銳地批判了那些“掩自利之惡名，以福群之令譽”的維護垂死封建統治的改良主義者和洋務主義者們(3)。
另外，他還從事于外國文學——偏重俄國、東歐、北歐的文學——的翻譯和介紹的工作，出版了《域外小說集》（一九〇九年）。
雖然在當時，魯迅的思想在基本上還是屬于民主主義的，但他的為人民的利益與自己的理想而堅決戰鬥的意志與鋒芒，已經很清楚地顯露出來了。
他在一九一一年所寫的短篇小說《懷舊》(4)，就愛憎分明地刻畫了兩類人物：一類是封建地主階級（如何墟三大人，金耀宗）及其利益的維護者（如秃先生），一類是屬于被壓迫階層的窮苦人民（如王叟、李妪）。
對于前者，他無情地剝露和嘲笑了他們的醜惡的本質；對于後者，則生動地揭示了他們的善良和質樸的靈魂。
以簡括、洗煉的筆墨深刻完整地塑繪出人物的精神面貌，這原是魯迅作品的最大特色。
而這種特色，在《懷舊》這篇小說中就得到比較充分的顯露了。
到了五四運動時期，魯迅是作為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和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鬥士出現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戰線上的。
他的戰鬥實績，主要地表現在小說的創作上；在這時期，他是以小說為主要的戰鬥武器，“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
他在這時期寫下的許多小說，成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座紀念碑，永遠在我國和世界文學史上閃耀着不滅的光芒。
魯迅以自己的創作小說揭開了現代中國文學曆史的嶄新一頁。
他在五四運動時期的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
後來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他這樣地說到那時的情況：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号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
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
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學刍議》發表了，作品也隻有胡适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
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并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隻有白話詩；至于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裡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狂人日記》的出現，标志着魯迅創作事業的偉大開端，也标志着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偉大開端。
一九一八年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年，也是五四運動發生的前一年。
中國人民為解放自己而鬥争的決定時期快來臨了，文化上的革命運動也已經開始了。
曆史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務。
《狂人日記》擔負了這個任務，以深切的表現和特别的格式，在青年讀者中燃起了熊熊的反封建主義的火焰。
《狂人日記》借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揭露出封建社會裡“人吃人”的悲慘事實，來反對封建社會的
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這是對魯迅終生事業的最崇高也最恰當的評價。
魯迅以一八八一年誕生于浙江紹興縣城的一個日就衰落的“士大夫階級”家庭裡。
幼年時和農村小孩的交往，使他在很早時候就與中國的勞動人民有了比較密切的聯系。
十三歲後，“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境地，又叫他看見了“世人的真面目”。
因為父親的病死和“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二十二歲（一九〇二）到日本後，“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裡”。
當日俄戰争的時候，他在影片中忽然會見了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
于是想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1)；所以第一要着，是在用文藝來改變他們的精神。
從此以後，他就放棄了醫學研究工作，決定把文藝當成是自己的終身事業，而且就開始運用文藝這項武器來向封建社會的黑暗頑固的堡壘進攻了。
這樣的一個決定，對于魯迅本人和中國文學發展的曆史說來，都是非常地重要的。
在最早的論文裡，他竭力介紹和贊揚了那些“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的富有革命精神的詩人們(2)，尖銳地批判了那些“掩自利之惡名，以福群之令譽”的維護垂死封建統治的改良主義者和洋務主義者們(3)。
另外，他還從事于外國文學——偏重俄國、東歐、北歐的文學——的翻譯和介紹的工作，出版了《域外小說集》（一九〇九年）。
雖然在當時，魯迅的思想在基本上還是屬于民主主義的，但他的為人民的利益與自己的理想而堅決戰鬥的意志與鋒芒，已經很清楚地顯露出來了。
他在一九一一年所寫的短篇小說《懷舊》(4)，就愛憎分明地刻畫了兩類人物：一類是封建地主階級（如何墟三大人，金耀宗）及其利益的維護者（如秃先生），一類是屬于被壓迫階層的窮苦人民（如王叟、李妪）。
對于前者，他無情地剝露和嘲笑了他們的醜惡的本質；對于後者，則生動地揭示了他們的善良和質樸的靈魂。
以簡括、洗煉的筆墨深刻完整地塑繪出人物的精神面貌，這原是魯迅作品的最大特色。
而這種特色，在《懷舊》這篇小說中就得到比較充分的顯露了。
到了五四運動時期，魯迅是作為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和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鬥士出現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戰線上的。
他的戰鬥實績，主要地表現在小說的創作上；在這時期，他是以小說為主要的戰鬥武器，“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
他在這時期寫下的許多小說，成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座紀念碑，永遠在我國和世界文學史上閃耀着不滅的光芒。
魯迅以自己的創作小說揭開了現代中國文學曆史的嶄新一頁。
他在五四運動時期的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
後來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他這樣地說到那時的情況：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号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
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
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改良文學刍議》發表了，作品也隻有胡适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
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并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隻有白話詩；至于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裡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狂人日記》的出現，标志着魯迅創作事業的偉大開端，也标志着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偉大開端。
一九一八年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年，也是五四運動發生的前一年。
中國人民為解放自己而鬥争的決定時期快來臨了，文化上的革命運動也已經開始了。
曆史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務。
《狂人日記》擔負了這個任務，以深切的表現和特别的格式，在青年讀者中燃起了熊熊的反封建主義的火焰。
《狂人日記》借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揭露出封建社會裡“人吃人”的悲慘事實，來反對封建社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