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戰鬥中前進的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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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戰鬥的特色和曆程
當一九二六年短篇小說集《彷徨》出版的時候，魯迅引錄了《離騷》中的兩節詩作為它卷首的題詞：
朝發轫于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魯迅選擇這兩節詩作為《彷徨》的題詞，很顯然地是含有深刻寓意的。
這兩節詩不隻是魯迅在寫作《彷徨》集中那些小說時心境的寫照，同時也異常恰當地說明了魯迅本時期思想上和創作上的獨特精神。
在本時期，魯迅一方面以更加頑強的姿态，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繼續執行着思想戰線上反帝反封建的戰鬥任務，另一方面，他又在不停地作着“無情地解剖自己”(1)的工作，探索着個人的戰鬥力量與中國人民大衆的革命主力緊密結合的正确道路。
在本時期，探索與戰鬥，在魯迅，是一個密切而不能分割的實踐的整體：他是一面戰鬥，一面探索；在戰鬥中探索，同時也在探索中戰鬥的。
這是魯迅本時期戰鬥曆程上最主要的特色，我們對于魯迅本時期文學事業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也就是以這樣一個特色作為重要線索來進行的。
上一個時期（五四運動時期）由三種知識分子所組成的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到了本時期，開始逐步地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五四運動時期作為新文化運動右翼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本時期，開始公開地妥協投降，倒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懷抱裡了。
表面上，他們雖然還披着所謂“五四化”的外衣，而實質上，他們已經完全是五四運動時期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可恥的背叛者了。
這種分裂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鬥争的過程。
而這個鬥争，在當時，是有着它的長期性和複雜性的，同時，它又是與中國人民本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激烈鬥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在這個長期而複雜的分裂的也是鬥争的過程中，魯迅始終是站在思想戰線前哨上的一個不屈不撓的戰士，始終是在運用文藝武器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卒們的長期而艱巨的工作。
因為“揭穿這些卑劣，懦怯，無恥，虛僞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戰鬥之中不可少的陣線”(2)，所以，魯迅在本時期的著作，就不僅對于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曆史，而且對于中國人民革命的曆史，都有着不可磨滅的重大的意義。
但是魯迅在本時期執行的戰鬥任務，又是和他的不斷的自我批判和堅苦探索的精神始終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五四運動時期的魯迅，在思想上主要地是一個進化論者，而他所緻力的，則是對于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指出了，魯迅的創作方法，在其開始創作的時候，就是現實主義的。
他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使他不能不正視舊中國的血淋淋的現實，不能不要求他全面地本質地揭露舊中國社會的日益尖銳地對立着的階級關系。
在他的早期創作裡，社會的病苦是被揭露了的，但是指出怎樣來療救這個病苦，也就是在作品裡更明确具體地指示中國社會向前邁進的方向，他的進化論的宇宙觀是給予了他以很大限制的。
這是一種情況。
此外，離開了正确的科學的階級觀點，而來抽象地進行對于所謂“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會陷入這樣的結果——往往把統治階級的罪惡和被統治的人民因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而形成的某些病态和缺點，統統都歸納到“國民性”的問題上來，因此，反不容易看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所可能掀起甚至于已經掀起來了的人民群衆的“轉移乾坤”的偉大力量，而産生一種“懷疑群衆的傾向”，認為自己是在“孤軍作戰”，使思想上蒙上一層苦悶、徬徨的暗影。
這又是一種情況。
這種情況，在魯迅上一時期，本來是已經存在着的，但并不怎樣顯著。
到了本時期，因為中國共産黨成立後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因為燃燒在魯迅内心的日益強烈的革命要求，思想中的矛盾和鬥争，在魯迅身上，就越來越顯著了。
為了使自己更清晰地看見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夠發揮出更多更大的效力，于是魯迅在本時期，就不能不在與各種各色的敵人艱苦鬥争的同時，不斷地探索着中國曆史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探索着個人的戰鬥力量與中國人民革命的主力相結合一緻的途徑。
這樣，他在本時期的戰鬥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探索，而探索也就是為了更好地戰鬥。
戰鬥和探索，正是本時期魯迅文學事業上的最大特色。
因為有了本時期長期探索的基礎，所以一九二七年以後的魯迅，受到了黨的教育和幫助，在中國革命形勢深入發展的客觀要求之下，認真地深入地學習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進一步地進行了自我批判和思想鬥争，“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産階級和勞動群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3)，而且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産者才有将來。
”(4) 以上我們指出了魯迅本時期戰鬥的特色，下面簡略地叙述一下他本時期戰鬥的曆程。
五四運動以後，“卷土重來”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一方面加緊了它們的強盜式的掠奪，另一方面又因為它們之間的越來越尖銳的利益沖突，于是各自培養一個封建軍閥作為它們剝削和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而且在幕後操縱這些軍閥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頻繁不已的内戰。
北京在這時成了這些軍閥們争奪的場所。
而叭兒狗式的文人們又各自仗着槍杆和指揮刀的威風，到處狺狺狂吠，想在文化思想上為他們的主子們盡一些把守門戶的職責。
這時候的北京，較之過去是更加烏煙瘴氣了。
但是魯迅就在這烏煙瘴氣的局面下，從不休止地與各種反動勢力進行着一種無比激烈的韌性戰鬥，以他的許多優秀作品——特别是他的雜文和小說——顯示了中國人民對于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的有力的反抗和抨擊。
從一九二〇年起，魯迅就開始在北京各大專學校兼課，與廣大青年們保持了生活上和思想上密切的接觸，在文藝理論和創作方面給了廣大青年們以正确具體的指導，把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推向了更深入更遠大的階段。
這時候的魯迅，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領袖”，是李大钊以外，最為青年們所熱烈愛戴的思想領導者。
一九二三年，包括着《狂人日記》、《故鄉》、《阿Q正傳》這些不朽作品的短篇小說集——《呐喊》出版了。
《呐喊》的出現給了中國文藝界以巨大的震動，它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鞏固基礎。
在同年和第二年（一九二四）先後印出的兩卷《中國小說史略》，是我國研究和整理古典文學的一部具有典範性的重要著作。
從一九二四年起，他開始在《語絲》上發表他的許多精悍、犀利的雜文。
散文詩集《野草》中的許多作品，也是在這時候開始寫作，而且陸續地在《語絲》上發表的。
也就在這一年，魯迅開始寫作那些後來收集在《彷徨》中的許多有名的小說，在各個不同的方面無情地剖析和剝露了舊中國社會的黑暗和陰郁的面貌。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魯迅把他的匕首似的雜文，投向了屠殺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認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同時主張要“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5)。
這一年，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钊非法解散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魯迅提出了他的強硬的抗議，以他的正義的同情，支持和鼓舞了青年們的鬥争情緒，而且揭穿了那些污蔑青年的“正人君子”們的卑鄙龌龊的醜态。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開槍屠殺了大批徒手請願的青年們，魯迅以極端憤激的心情指出了這是一件“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殘虐陰狠的行為(6)。
因為魯迅在這一連串的鬥争中，始終是一個英勇無畏的鬥士，以實際行動支援和加強了中國人民的戰鬥力量，于是反動派的迫害就越來越嚴重了。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一直避難在北京的幾個外國醫院裡，五月間才回到寓所，到了八月底，終于不能不離開北京而到廈門大學去教書了。
當時的廈門大學，買辦文化思想是非常濃厚的，人物各式俱有，也是烏煙瘴氣的地方。
到了第二年（一九二七）一月，魯迅就辭職往廣州中山大學了。
廣州那時雖然是北伐革命戰争的根據地，但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蔣介石陰謀叛變革命，奪取政權，在一九二六年就發動了“廣州政變”，以打擊共産黨，限制革命的發展，到了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他更公開在上海和廣州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舉屠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
魯迅這時在廣州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但他還是冒着危險去出席中山大學的系主任會議，設法營救被捕的青年學生。
因為營救無效，于是他就憤而辭去學校職務，于十月間離開廣州，來到了上海。
從此以後，魯迅一直沒有離開過上海。
下一個時期的魯迅，達到了他的生命中更高、更光輝的境界，而他在革命陣地上作為思想鬥士和文學作家的戰鬥實績，較之五四運動時期和本時期，也就更加卓越和偉大了。
二 戰鬥的武器之一——雜文 魯迅本時期的雜文著作，計有：《熱風》和《墳》中的一部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還有一部分收在《集外集》中。
從量上說，不徒較之五四運動時期大為增加，而且也超過了他本時期他種著作的數量；在質方面說，則這些雜文的戰鬥作用，較之本時期魯迅的其他著作，也顯得更為犀利，更為精悍。
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曆史上，也在中國人民争取自由與解放的鬥争曆史上，這些雜文，都将要放射着永不熄滅的光耀。
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瞿秋白對于當時以鄙視不屑的态度，稱魯迅為“雜感專家”的“蚊子蒼蠅”之類的人物，給與了非常有力的回答，同時，也非常正确地分析和解答了魯迅為什麼要大量地寫作雜文的真正原因。
瞿秋白說： 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7)，斷斷續續的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
于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号，叫做“雜感專家”。
“專”在“雜”裡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
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讨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鬥的意義。
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
誰要是想一想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
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争，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鑄到創作裡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裡；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
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于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于民衆鬥争的同情。
不但這樣，這裡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争的曆史。
雜感這種文體，将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
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
這就把魯迅在本時期雜文産量豐富的原因很清楚地為我們解答出來了：本時期急遽劇烈的社會鬥争，已經沒有更多的充裕時間使魯迅能夠專門地從事于創作，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那些不朽的典型和形象裡了。
為了更靈便地“制強敵的死命”，則短小犀利的雜文正是一種非常恰當有效的形式。
魯迅自己就這麼說過：“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
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
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魯迅選擇這兩節詩作為《彷徨》的題詞，很顯然地是含有深刻寓意的。
這兩節詩不隻是魯迅在寫作《彷徨》集中那些小說時心境的寫照，同時也異常恰當地說明了魯迅本時期思想上和創作上的獨特精神。
在本時期，魯迅一方面以更加頑強的姿态，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繼續執行着思想戰線上反帝反封建的戰鬥任務，另一方面，他又在不停地作着“無情地解剖自己”(1)的工作，探索着個人的戰鬥力量與中國人民大衆的革命主力緊密結合的正确道路。
在本時期，探索與戰鬥，在魯迅，是一個密切而不能分割的實踐的整體：他是一面戰鬥，一面探索；在戰鬥中探索，同時也在探索中戰鬥的。
這是魯迅本時期戰鬥曆程上最主要的特色，我們對于魯迅本時期文學事業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也就是以這樣一個特色作為重要線索來進行的。
上一個時期（五四運動時期）由三種知識分子所組成的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到了本時期，開始逐步地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五四運動時期作為新文化運動右翼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本時期，開始公開地妥協投降，倒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懷抱裡了。
表面上，他們雖然還披着所謂“五四化”的外衣，而實質上，他們已經完全是五四運動時期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可恥的背叛者了。
這種分裂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鬥争的過程。
而這個鬥争，在當時，是有着它的長期性和複雜性的，同時，它又是與中國人民本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激烈鬥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在這個長期而複雜的分裂的也是鬥争的過程中，魯迅始終是站在思想戰線前哨上的一個不屈不撓的戰士，始終是在運用文藝武器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卒們的長期而艱巨的工作。
因為“揭穿這些卑劣，懦怯，無恥，虛僞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戰鬥之中不可少的陣線”(2)，所以，魯迅在本時期的著作，就不僅對于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曆史，而且對于中國人民革命的曆史，都有着不可磨滅的重大的意義。
但是魯迅在本時期執行的戰鬥任務，又是和他的不斷的自我批判和堅苦探索的精神始終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五四運動時期的魯迅，在思想上主要地是一個進化論者，而他所緻力的，則是對于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指出了，魯迅的創作方法，在其開始創作的時候，就是現實主義的。
他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使他不能不正視舊中國的血淋淋的現實，不能不要求他全面地本質地揭露舊中國社會的日益尖銳地對立着的階級關系。
在他的早期創作裡，社會的病苦是被揭露了的，但是指出怎樣來療救這個病苦，也就是在作品裡更明确具體地指示中國社會向前邁進的方向，他的進化論的宇宙觀是給予了他以很大限制的。
這是一種情況。
此外，離開了正确的科學的階級觀點，而來抽象地進行對于所謂“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會陷入這樣的結果——往往把統治階級的罪惡和被統治的人民因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而形成的某些病态和缺點，統統都歸納到“國民性”的問題上來，因此，反不容易看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所可能掀起甚至于已經掀起來了的人民群衆的“轉移乾坤”的偉大力量，而産生一種“懷疑群衆的傾向”，認為自己是在“孤軍作戰”，使思想上蒙上一層苦悶、徬徨的暗影。
這又是一種情況。
這種情況，在魯迅上一時期，本來是已經存在着的，但并不怎樣顯著。
到了本時期，因為中國共産黨成立後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因為燃燒在魯迅内心的日益強烈的革命要求，思想中的矛盾和鬥争，在魯迅身上，就越來越顯著了。
為了使自己更清晰地看見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夠發揮出更多更大的效力，于是魯迅在本時期，就不能不在與各種各色的敵人艱苦鬥争的同時，不斷地探索着中國曆史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探索着個人的戰鬥力量與中國人民革命的主力相結合一緻的途徑。
這樣，他在本時期的戰鬥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探索，而探索也就是為了更好地戰鬥。
戰鬥和探索，正是本時期魯迅文學事業上的最大特色。
因為有了本時期長期探索的基礎，所以一九二七年以後的魯迅，受到了黨的教育和幫助，在中國革命形勢深入發展的客觀要求之下，認真地深入地學習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進一步地進行了自我批判和思想鬥争，“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産階級和勞動群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3)，而且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産者才有将來。
”(4) 以上我們指出了魯迅本時期戰鬥的特色，下面簡略地叙述一下他本時期戰鬥的曆程。
五四運動以後，“卷土重來”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一方面加緊了它們的強盜式的掠奪，另一方面又因為它們之間的越來越尖銳的利益沖突，于是各自培養一個封建軍閥作為它們剝削和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而且在幕後操縱這些軍閥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頻繁不已的内戰。
北京在這時成了這些軍閥們争奪的場所。
而叭兒狗式的文人們又各自仗着槍杆和指揮刀的威風，到處狺狺狂吠，想在文化思想上為他們的主子們盡一些把守門戶的職責。
這時候的北京，較之過去是更加烏煙瘴氣了。
但是魯迅就在這烏煙瘴氣的局面下，從不休止地與各種反動勢力進行着一種無比激烈的韌性戰鬥，以他的許多優秀作品——特别是他的雜文和小說——顯示了中國人民對于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的有力的反抗和抨擊。
從一九二〇年起，魯迅就開始在北京各大專學校兼課，與廣大青年們保持了生活上和思想上密切的接觸，在文藝理論和創作方面給了廣大青年們以正确具體的指導，把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推向了更深入更遠大的階段。
這時候的魯迅，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領袖”，是李大钊以外，最為青年們所熱烈愛戴的思想領導者。
一九二三年，包括着《狂人日記》、《故鄉》、《阿Q正傳》這些不朽作品的短篇小說集——《呐喊》出版了。
《呐喊》的出現給了中國文藝界以巨大的震動，它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鞏固基礎。
在同年和第二年（一九二四）先後印出的兩卷《中國小說史略》，是我國研究和整理古典文學的一部具有典範性的重要著作。
從一九二四年起，他開始在《語絲》上發表他的許多精悍、犀利的雜文。
散文詩集《野草》中的許多作品，也是在這時候開始寫作，而且陸續地在《語絲》上發表的。
也就在這一年，魯迅開始寫作那些後來收集在《彷徨》中的許多有名的小說，在各個不同的方面無情地剖析和剝露了舊中國社會的黑暗和陰郁的面貌。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魯迅把他的匕首似的雜文，投向了屠殺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認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同時主張要“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5)。
這一年，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钊非法解散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魯迅提出了他的強硬的抗議，以他的正義的同情，支持和鼓舞了青年們的鬥争情緒，而且揭穿了那些污蔑青年的“正人君子”們的卑鄙龌龊的醜态。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開槍屠殺了大批徒手請願的青年們，魯迅以極端憤激的心情指出了這是一件“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殘虐陰狠的行為(6)。
因為魯迅在這一連串的鬥争中，始終是一個英勇無畏的鬥士，以實際行動支援和加強了中國人民的戰鬥力量，于是反動派的迫害就越來越嚴重了。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一直避難在北京的幾個外國醫院裡，五月間才回到寓所，到了八月底，終于不能不離開北京而到廈門大學去教書了。
當時的廈門大學，買辦文化思想是非常濃厚的，人物各式俱有，也是烏煙瘴氣的地方。
到了第二年（一九二七）一月，魯迅就辭職往廣州中山大學了。
廣州那時雖然是北伐革命戰争的根據地，但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蔣介石陰謀叛變革命，奪取政權，在一九二六年就發動了“廣州政變”，以打擊共産黨，限制革命的發展，到了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他更公開在上海和廣州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舉屠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
魯迅這時在廣州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但他還是冒着危險去出席中山大學的系主任會議，設法營救被捕的青年學生。
因為營救無效，于是他就憤而辭去學校職務，于十月間離開廣州，來到了上海。
從此以後，魯迅一直沒有離開過上海。
下一個時期的魯迅，達到了他的生命中更高、更光輝的境界，而他在革命陣地上作為思想鬥士和文學作家的戰鬥實績，較之五四運動時期和本時期，也就更加卓越和偉大了。
二 戰鬥的武器之一——雜文 魯迅本時期的雜文著作，計有：《熱風》和《墳》中的一部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還有一部分收在《集外集》中。
從量上說，不徒較之五四運動時期大為增加，而且也超過了他本時期他種著作的數量；在質方面說，則這些雜文的戰鬥作用，較之本時期魯迅的其他著作，也顯得更為犀利，更為精悍。
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曆史上，也在中國人民争取自由與解放的鬥争曆史上，這些雜文，都将要放射着永不熄滅的光耀。
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瞿秋白對于當時以鄙視不屑的态度，稱魯迅為“雜感專家”的“蚊子蒼蠅”之類的人物，給與了非常有力的回答，同時，也非常正确地分析和解答了魯迅為什麼要大量地寫作雜文的真正原因。
瞿秋白說： 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7)，斷斷續續的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
于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号，叫做“雜感專家”。
“專”在“雜”裡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
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讨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鬥的意義。
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
誰要是想一想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
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争，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鑄到創作裡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裡；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
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于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于民衆鬥争的同情。
不但這樣，這裡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争的曆史。
雜感這種文體，将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
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
這就把魯迅在本時期雜文産量豐富的原因很清楚地為我們解答出來了：本時期急遽劇烈的社會鬥争，已經沒有更多的充裕時間使魯迅能夠專門地從事于創作，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那些不朽的典型和形象裡了。
為了更靈便地“制強敵的死命”，則短小犀利的雜文正是一種非常恰當有效的形式。
魯迅自己就這麼說過：“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
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
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