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本時期的戲劇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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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戲劇
五四運動時期的戲劇運動，主要地是理論的探讨與不同主張的争辯，劇本創作是很少的。
到了本時期，這種情況是逐漸地改變過來了。
從事戲劇運動的社團和刊物增多，同時也有了較多的劇本創作。
雖然在本時期劇作者當中，有不少的人專門追求作品的情節和趣味，而忽略了它的真實反映社會生活，教育觀衆與讀者的重要任務(1)；但從本時期戲劇創作的主要趨向看來，它還是承繼着五四運動時期的戰鬥傳統，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本時期日益複雜和日益尖銳地對立着的階級關系，而且也在一定程度内教育了中國人民的。
郭沫若的劇本——《三個叛逆的女性》，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同他的詩集《女神》一樣，是一部具有狂暴的叛逆精神的作品。
通過關于中國曆史上三個著名女性——聶嫈、王昭君、卓文君——的故事和性格的描繪，作者進行了對于封建社會與封建道德的大膽抨擊。
而這，最為鮮明突出地表現在《卓文君》一劇中。
卓文君是我國曆史上一個有名的女性，她生活在古老的封建社會裡，不顧禮教的束縛，大膽地沖出了家庭的牢籠，而和司馬相如有了自由的結合。
劇本以熱情橫溢的筆墨刻畫了這樣一個女性，賦予了她以強烈感人的舞台形象。
從作者的想象中所虛構出來的另一人物——紅箫，也具有這樣一種性格上的特點，帶着十分動人的藝術魅力。
作為反面形象出現的卓王孫和程鄭，作者也以滿腔的憎怒描摹和嘲笑了他們的趨炎附勢、道德敗壞的精神特點。
卓文君、紅箫和卓王孫、程鄭之間的鬥争所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勢力和道德觀念之間的鬥争。
下面是《卓文君》中的一段對話： 卓：你這說的是什麼話？你在向什麼人說話？ 文：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 文：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教，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着你們自己說的話。
卓：造反了，造反了！ 文：我自認我的行為是為天下後世提倡風教的。
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從卓文君口中說出的這些斬釘截鐵的話，正是覺悟了的中國女性對于整個封建秩序與封建禮教的反叛宣言。
這個劇本發表以後，立刻引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震恐（浙江省教育會通過了一個議案，禁止中學以上的學生表演這個劇），同時也博得了廣大青年的熱烈共鳴。
有人說：“《女神》放在我桌上時，偏能使我的血管膨脹而欲裂；《孤竹君之二子》和《卓文君》出世後，才能使我悲憤填膺，才能使我欲把隻手殺死罪惡的人類。
”(2)這種情況是不難理解的。
能否認為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是在完全”寫曆史”呢？這個問題是應該弄清楚的。
作者在詩劇《孤竹君之二子》的《序話》中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
”在《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中，作者也曾經這樣說：“卓文君的私奔相如，這在古時候是認為不道德的，就在民國的現代，有許多舊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謂教育家，也依然還是這樣。
……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
……本來她嫁的是什麼人，她寡了為什麼又回到了卓家，這些事實我在曆史上是完全不能尋到，我說她是嫁給程鄭的兒子，而且說程鄭是迷戀着她的，都是我假想出來的節目。
”從這些話中，可以顯然地看出作者的原意并不在于以戲劇的形式來複述曆史上的一些故事，而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所謂“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正是這個意思），假借“曆史劇”的形式來發揮自己的見解，使自己對于舊的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反抗，能夠巧妙地掩飾在曆史故事的外衣下面。
懂得這個理由，對于劇本中的人物常常說着現代的語言，或者劇本中的故事常常與記載中的故事有些出入，我們也就一點不覺得什麼奇怪和不合理了。
（這樣情況，不徒是《三個叛逆的女性》是如此，就是作者所有的曆史題材的小說和劇本也都是如此的。
） 《三個叛逆的女性》有些地方很受了西洋文學特别是唯美主義文學的影響。
《卓文君》結尾時紅箫殺死秦二後的獨白和《王昭君》結尾漢元帝捧着毛延壽首級時的獨白，都分明呈露着王爾德的《莎樂美》的影響。
但這種影響不是很重要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最主要的地方應當是它的積極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反帝精神主要表現在《聶嫈》一劇中，作者曾說：“沒有五卅慘劇，我的《聶嫈》的悲劇不會産生。
”），和充滿在整個劇本中的動人心弦的高昂的熱情。
而這一點，與詩歌《女神》的精神是完全一緻的。
田漢是本時期我國從事戲劇工作最努力也最有成績的一個。
他的努力和成績不僅表現在戲劇運動的倡導上(3)，而且也表現在劇本創作上。
他在本時期創作的劇本，應該着重提到的有三個：《咖啡店之一夜》、《午飯之前》和《獲虎之夜》。
他自己後來這樣叙述到寫作這些劇本時的情況：“《南國半月刊》之發刊，正當一面幫着編輯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少年中國》，
到了本時期，這種情況是逐漸地改變過來了。
從事戲劇運動的社團和刊物增多，同時也有了較多的劇本創作。
雖然在本時期劇作者當中，有不少的人專門追求作品的情節和趣味，而忽略了它的真實反映社會生活，教育觀衆與讀者的重要任務(1)；但從本時期戲劇創作的主要趨向看來，它還是承繼着五四運動時期的戰鬥傳統，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本時期日益複雜和日益尖銳地對立着的階級關系，而且也在一定程度内教育了中國人民的。
郭沫若的劇本——《三個叛逆的女性》，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同他的詩集《女神》一樣，是一部具有狂暴的叛逆精神的作品。
通過關于中國曆史上三個著名女性——聶嫈、王昭君、卓文君——的故事和性格的描繪，作者進行了對于封建社會與封建道德的大膽抨擊。
而這，最為鮮明突出地表現在《卓文君》一劇中。
卓文君是我國曆史上一個有名的女性，她生活在古老的封建社會裡，不顧禮教的束縛，大膽地沖出了家庭的牢籠，而和司馬相如有了自由的結合。
劇本以熱情橫溢的筆墨刻畫了這樣一個女性，賦予了她以強烈感人的舞台形象。
從作者的想象中所虛構出來的另一人物——紅箫，也具有這樣一種性格上的特點，帶着十分動人的藝術魅力。
作為反面形象出現的卓王孫和程鄭，作者也以滿腔的憎怒描摹和嘲笑了他們的趨炎附勢、道德敗壞的精神特點。
卓文君、紅箫和卓王孫、程鄭之間的鬥争所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勢力和道德觀念之間的鬥争。
下面是《卓文君》中的一段對話： 卓：你這說的是什麼話？你在向什麼人說話？ 文：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 文：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教，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着你們自己說的話。
卓：造反了，造反了！ 文：我自認我的行為是為天下後世提倡風教的。
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從卓文君口中說出的這些斬釘截鐵的話，正是覺悟了的中國女性對于整個封建秩序與封建禮教的反叛宣言。
這個劇本發表以後，立刻引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震恐（浙江省教育會通過了一個議案，禁止中學以上的學生表演這個劇），同時也博得了廣大青年的熱烈共鳴。
有人說：“《女神》放在我桌上時，偏能使我的血管膨脹而欲裂；《孤竹君之二子》和《卓文君》出世後，才能使我悲憤填膺，才能使我欲把隻手殺死罪惡的人類。
”(2)這種情況是不難理解的。
能否認為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是在完全”寫曆史”呢？這個問題是應該弄清楚的。
作者在詩劇《孤竹君之二子》的《序話》中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
”在《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中，作者也曾經這樣說：“卓文君的私奔相如，這在古時候是認為不道德的，就在民國的現代，有許多舊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謂教育家，也依然還是這樣。
……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
……本來她嫁的是什麼人，她寡了為什麼又回到了卓家，這些事實我在曆史上是完全不能尋到，我說她是嫁給程鄭的兒子，而且說程鄭是迷戀着她的，都是我假想出來的節目。
”從這些話中，可以顯然地看出作者的原意并不在于以戲劇的形式來複述曆史上的一些故事，而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所謂“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正是這個意思），假借“曆史劇”的形式來發揮自己的見解，使自己對于舊的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反抗，能夠巧妙地掩飾在曆史故事的外衣下面。
懂得這個理由，對于劇本中的人物常常說着現代的語言，或者劇本中的故事常常與記載中的故事有些出入，我們也就一點不覺得什麼奇怪和不合理了。
（這樣情況，不徒是《三個叛逆的女性》是如此，就是作者所有的曆史題材的小說和劇本也都是如此的。
） 《三個叛逆的女性》有些地方很受了西洋文學特别是唯美主義文學的影響。
《卓文君》結尾時紅箫殺死秦二後的獨白和《王昭君》結尾漢元帝捧着毛延壽首級時的獨白，都分明呈露着王爾德的《莎樂美》的影響。
但這種影響不是很重要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最主要的地方應當是它的積極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反帝精神主要表現在《聶嫈》一劇中，作者曾說：“沒有五卅慘劇，我的《聶嫈》的悲劇不會産生。
”），和充滿在整個劇本中的動人心弦的高昂的熱情。
而這一點，與詩歌《女神》的精神是完全一緻的。
田漢是本時期我國從事戲劇工作最努力也最有成績的一個。
他的努力和成績不僅表現在戲劇運動的倡導上(3)，而且也表現在劇本創作上。
他在本時期創作的劇本，應該着重提到的有三個：《咖啡店之一夜》、《午飯之前》和《獲虎之夜》。
他自己後來這樣叙述到寫作這些劇本時的情況：“《南國半月刊》之發刊，正當一面幫着編輯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少年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