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思想戰線上的對敵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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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新月派”的鬥争
如所周知：文學領域内思想和理論的鬥争，從來就是社會生活中階級鬥争的反映，是階級鬥争的一種表現形式；而文學上新的、進步的思想和理論，則從來就是在與各種落後的、腐朽的、反動的文藝思想和流派的激烈鬥争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我國新文學運動，在五四運動時期，與封建複古主義者進行過鬥争，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與“甲寅派”和“現代評論派”的歐化紳士們進行過鬥争，就在和這些敵人的不斷的猛烈戰鬥中，新文學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和長足的進展。
本時期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鬥争是更為複雜而尖銳了，而這，是反映了本時期階級鬥争的複雜性和尖銳性的。
在本時期，“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
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1)。
本時期文藝思想上的鬥争，就是與反動統治者所發動的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堅決鬥争的一個主要的方面。
馮雪峰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中說：“這個時期，思想鬥争，批判現實，是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中心工作；所批判的對象仍是廣闊的，幾及現實社會各方面的所有現象，而以反動文化，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更進侵略和統治階級的懦怯，荒唐，腐爛，不抵抗日本的侵入中國而進行‘剿共’的内戰，與對要求抗日的人民及革命群衆的殘酷的高壓和屠殺，為主要的批判對象。
這時期，批判舊社會和各種反動思想，所站的立場是最進步的人民的立場，即無産階級的立場；所依據的思想的觀點，是史的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是企圖以戰鬥的唯物論的觀點分析中國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
”當然，在本時期與各種反動文藝思想和流派所展開的戰鬥中，正如同任何時期的戰鬥一樣，革命文學是勝利了的；而且，正在揭破和粉碎敵人的反動、堕落的文藝思想的戰鬥中，革命文學運動得到了深入的開展，擔負和執行了教育廣大人民的神聖任務。
在本時期開始，當革命文學陣營内部正在展開關于革命文學的論争的時候，“新月派”的人們就想以反動的理論來證明文學藝術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實踐的意義，反對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想使文學藝術永遠成為少數人消閑的工具，從而鞏固他們的主子的血腥野蠻的統治。
這種反動的理論立刻受到了我們革命文學陣營——特别是魯迅的有力駁斥。
而我們的革命文學運動，也因為在這一次的戰鬥中，認識了誰是革命文學的真正敵人，促進了内部團結，因而大大地向前跨進了一步。
新月社是一個代表中國買辦資産階級的思想和利益的反動文學團體，原成立于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四年出現的“現代評論派”有着極密切的關系。
它的主持人是胡适、徐志摩、梁實秋等。
他們在一九二八年出版《新月》月刊。
在創刊号上，他們就站在反動立場上表示了對于革命文學的敵視和反對，這樣地說明了“新月的态度”(2)：他們首先說他們“正逢着一個荒歉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
這又是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标準，是颠倒了的”。
其次，他們把思想比做一個市場，而在這個市場上這時“至少有十來種行業，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誘”，這些“行業”是：一、感傷派，二、頹廢派，三、唯美派，四、功利派，五、訓世派，六、攻擊派，七、偏激派，八、纖巧派，九、淫穢派，十、熱狂派，十一、稗販派，十二、标語派，十三、主義派。
所有這些派别大都是些“不正當的營業”。
再其次，他們标榜出來這兩個條件：（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則，（二）不折辱尊嚴的原則，而“一部純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個需要”。
最後，他們認為不能“礙着一個迷誤的自由觀念，顧着一個容忍的美名”，而“忘卻思想是一個園地，它的美觀是靠着我們随時的種植與鏟除”；因此，他們“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争，尤其在人生的尊嚴與健康遭受淩辱與侵襲的時日”。
“新月派”的語意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對于革命文學運動是采取了勢不兩立的态度的，是要起而“奮争”的。
他們把當時文壇上的派别分成為十三種，這一方面說明了他們思想的混亂不清（這樣的分法就在形式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同時也說明了他們雖然列舉了這些派别，而他們所要反對的，所要起而“奮争”的，則僅僅是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産階級革命文學。
裝出“和平、中正”的樣子來掩蓋他們的醜惡、卑賤的本性，這正是一切“山羊式”的歐化紳士們所慣用的手法。
當時彭康在《什麼是“健康”與“尊嚴”》（“新月的态度”底批評）(3)一文中就揭穿了他們這種險詐的面目，而且也指出了無産階級革命文學必然勝利的前途：第一，彭康指出了徐志摩、胡适之流的人們所說的“收成希望枉然”，“價值标準颠倒”，正是在社會變革、被壓迫階級自圖解放的時代的必然的結果。
“這是因為社會的支配權要移到一個新的主體，現在的支配階級無論怎樣的用盡巧妙而且辛辣的手段，總不能阻止曆史的進展，‘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
而新的主體對于一切事物和現象的評價，當然有它自身的标準，所以從前‘一切的價值标準，是颠倒了的’。
”第二，彭康也指出了“新月派”的人們之所謂“尊嚴”和“健康”，隻是少數人的東西，而且他們是無法維持他們的“尊嚴”和“健康”的。
因為“曆史的進展不惜把一切冠冕堂皇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要消滅下去，它是不容許有所謂永久的存在的”；而且，“‘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獲得了尊嚴，‘妨害’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增進了健康”。
第三，彭康更指出了“新月派”的人們在思想戰線上為統治者服務、替統治者說話的醜惡的本質，而這個本質，他們是企圖裝出純潔、中立的外貌來加以掩蓋的。
彭康說：“在現在正要因鬥争而獲得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的時候，‘新月’的先生們卻歎着氣，以為是太自由了，因而要來掃除那些‘邪說’，‘異端’，将思想從‘無政府的淩亂’救出，定于一尊，一統天下。
你看這是什麼一種實踐的要求！是替誰說話！”這樣，“新月派”的本來面目就徹底地被揭露出來了。
然而，“新月派”并沒有停止他們的荒謬的反動論調；相反地，更
我國新文學運動，在五四運動時期，與封建複古主義者進行過鬥争，在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與“甲寅派”和“現代評論派”的歐化紳士們進行過鬥争，就在和這些敵人的不斷的猛烈戰鬥中，新文學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和長足的進展。
本時期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鬥争是更為複雜而尖銳了，而這，是反映了本時期階級鬥争的複雜性和尖銳性的。
在本時期，“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
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1)。
本時期文藝思想上的鬥争，就是與反動統治者所發動的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堅決鬥争的一個主要的方面。
馮雪峰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中說：“這個時期，思想鬥争，批判現實，是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中心工作；所批判的對象仍是廣闊的，幾及現實社會各方面的所有現象，而以反動文化，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更進侵略和統治階級的懦怯，荒唐，腐爛，不抵抗日本的侵入中國而進行‘剿共’的内戰，與對要求抗日的人民及革命群衆的殘酷的高壓和屠殺，為主要的批判對象。
這時期，批判舊社會和各種反動思想，所站的立場是最進步的人民的立場，即無産階級的立場；所依據的思想的觀點，是史的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是企圖以戰鬥的唯物論的觀點分析中國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
”當然，在本時期與各種反動文藝思想和流派所展開的戰鬥中，正如同任何時期的戰鬥一樣，革命文學是勝利了的；而且，正在揭破和粉碎敵人的反動、堕落的文藝思想的戰鬥中，革命文學運動得到了深入的開展，擔負和執行了教育廣大人民的神聖任務。
在本時期開始，當革命文學陣營内部正在展開關于革命文學的論争的時候，“新月派”的人們就想以反動的理論來證明文學藝術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實踐的意義，反對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想使文學藝術永遠成為少數人消閑的工具，從而鞏固他們的主子的血腥野蠻的統治。
這種反動的理論立刻受到了我們革命文學陣營——特别是魯迅的有力駁斥。
而我們的革命文學運動，也因為在這一次的戰鬥中，認識了誰是革命文學的真正敵人，促進了内部團結，因而大大地向前跨進了一步。
新月社是一個代表中國買辦資産階級的思想和利益的反動文學團體，原成立于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四年出現的“現代評論派”有着極密切的關系。
它的主持人是胡适、徐志摩、梁實秋等。
他們在一九二八年出版《新月》月刊。
在創刊号上，他們就站在反動立場上表示了對于革命文學的敵視和反對，這樣地說明了“新月的态度”(2)：他們首先說他們“正逢着一個荒歉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
這又是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标準，是颠倒了的”。
其次，他們把思想比做一個市場，而在這個市場上這時“至少有十來種行業，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誘”，這些“行業”是：一、感傷派，二、頹廢派，三、唯美派，四、功利派，五、訓世派，六、攻擊派，七、偏激派，八、纖巧派，九、淫穢派，十、熱狂派，十一、稗販派，十二、标語派，十三、主義派。
所有這些派别大都是些“不正當的營業”。
再其次，他們标榜出來這兩個條件：（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則，（二）不折辱尊嚴的原則，而“一部純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個需要”。
最後，他們認為不能“礙着一個迷誤的自由觀念，顧着一個容忍的美名”，而“忘卻思想是一個園地，它的美觀是靠着我們随時的種植與鏟除”；因此，他們“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奮争，尤其在人生的尊嚴與健康遭受淩辱與侵襲的時日”。
“新月派”的語意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對于革命文學運動是采取了勢不兩立的态度的，是要起而“奮争”的。
他們把當時文壇上的派别分成為十三種，這一方面說明了他們思想的混亂不清（這樣的分法就在形式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同時也說明了他們雖然列舉了這些派别，而他們所要反對的，所要起而“奮争”的，則僅僅是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産階級革命文學。
裝出“和平、中正”的樣子來掩蓋他們的醜惡、卑賤的本性，這正是一切“山羊式”的歐化紳士們所慣用的手法。
當時彭康在《什麼是“健康”與“尊嚴”》（“新月的态度”底批評）(3)一文中就揭穿了他們這種險詐的面目，而且也指出了無産階級革命文學必然勝利的前途：第一，彭康指出了徐志摩、胡适之流的人們所說的“收成希望枉然”，“價值标準颠倒”，正是在社會變革、被壓迫階級自圖解放的時代的必然的結果。
“這是因為社會的支配權要移到一個新的主體，現在的支配階級無論怎樣的用盡巧妙而且辛辣的手段，總不能阻止曆史的進展，‘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
而新的主體對于一切事物和現象的評價，當然有它自身的标準，所以從前‘一切的價值标準，是颠倒了的’。
”第二，彭康也指出了“新月派”的人們之所謂“尊嚴”和“健康”，隻是少數人的東西，而且他們是無法維持他們的“尊嚴”和“健康”的。
因為“曆史的進展不惜把一切冠冕堂皇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要消滅下去，它是不容許有所謂永久的存在的”；而且，“‘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獲得了尊嚴，‘妨害’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的革命階級增進了健康”。
第三，彭康更指出了“新月派”的人們在思想戰線上為統治者服務、替統治者說話的醜惡的本質，而這個本質，他們是企圖裝出純潔、中立的外貌來加以掩蓋的。
彭康說：“在現在正要因鬥争而獲得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的時候，‘新月’的先生們卻歎着氣，以為是太自由了，因而要來掃除那些‘邪說’，‘異端’，将思想從‘無政府的淩亂’救出，定于一尊，一統天下。
你看這是什麼一種實踐的要求！是替誰說話！”這樣，“新月派”的本來面目就徹底地被揭露出來了。
然而，“新月派”并沒有停止他們的荒謬的反動論調；相反地，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