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反動派壓迫下鬥争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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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運動概況
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的報告中，茅盾這樣叙述了本時期國統區文藝運動的情況：
……抗戰結束以後……日本帝國主義雖已經垮台，但國民黨反動派卻勾結美帝國主義企圖使中國完全殖民地化，把全中國人民變成美帝的奴隸。
在國統區内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莫不有文藝工作者的參加。
有些作家們的詩歌，雜文，成了群衆運動中的武器。
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支持下悍然發動全面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戰，并頒布“戡亂”法令，封閉報館，查禁書刊，迫害作家，暗殺綁架，肆行無忌。
但是無論國民黨反動派如何壓迫，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還是堅持崗位。
在這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電影藝術。
由于電影藝術界同人的努力，雖在國民黨重重封鎖之中，還是竭盡可能制作了好些優秀的作品，幫助群衆從現實生活中分清是非，而起了鼓動群衆鬥争的作用。
在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反美，反饑餓、反“戡亂”的群衆運動中，文藝工作者都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而一部分到了香港的文藝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總目标下進行工作，所起的影響不僅限于海外各地的華僑，而且還滲透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而到達國統區内的人民大衆中間。
這是關于本時期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帶有總結性的說明。
它指出了：抗日戰争結束後，在黨領導下的國統區進步文藝運動，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層層壓迫和摧殘下，經過許多文藝工作者不屈不撓的艱苦鬥争，開展和取得勝利的。
在全國人民反對和摧毀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革命鬥争中，國統區的進步文藝運動起了配合和推動的積極作用。
當抗日戰争一宣告結束，邵荃麟就在《文藝雜志》（新一卷第三期）上以《在偉大的勝利前面》為題，鄭重地說明了在新的形勢下國統區文藝運動所應該擔負的任務： 在八年抗戰中間，中國的新文藝曾經堅持着民主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立場，為人民服務，今後仍然将堅持着這同樣的立場。
在總的方向上，應該并沒有什麼大的變更，但是由于人民生活新的變動，人民願望更迫切地需要傾訴，以及文化輻射區域更加廣闊，文藝工作便将更加複雜和繁重了。
首先，作為我們當前迫切任務的，便是為徹底消滅法西斯漢奸和打擊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鬥争，這在主觀方面是要求文藝的戰鬥與人民的戰鬥的更密切結合，而在客觀方面一個迫切要求，即是言論出版創作研究的自由。
……其次，從文藝工作者本身來說，我們應該更肩負起國民精神代言人的職責，更深廣地去反映和傾吐今天人民的願望和表達人民的意志，這就要求每個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現實鬥争，加強自己的戰鬥力量。
巨大的時代浪潮正向我們猛撲過來，我們必須以加倍的力量，去和這浪潮相搏擊而不緻被淹沒，而也隻有從這種猛烈的搏擊中間，才能深入到時代精神的深處，同時也從這中間去獲得巨大的藝術力量。
邵荃麟這段話指出了如下兩點；第一，抗戰勝利後的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必須繼續堅持在抗日時期已經堅持了八年之久的民主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立場，繼續成為人民生活和願望的宣揚者，它必須為徹底消滅一切反動的法西斯思想而鬥争；第二，文藝工作者如果要擔負起這樣一個重大任務，就必須英勇地投身于現實鬥争中，在鬥争中培養自己的力量，以求得文藝的戰鬥與人民的戰鬥的密切結合。
解放戰争時期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基本上是按照這樣一個方向前進，而且這也是符合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指出的根本精神的。
在政治上為捍衛民主主義而鬥争，在文藝創作上堅持現實主義的原則，這是國統區文藝運動的主要特點。
抗戰勝利後，原來的文藝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就改名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繼續領導文藝界進行争取民主，反美蔣、反内戰的鬥争。
當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一九四六年）的時候，文協對國統區文藝工作者發出了如下的戰鬥号召：“為人民大衆服務，實現和平民主的要求，這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原則。
”并說：“我們應該嚴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場，努力向人民大衆學習，使自己的意識徹底大衆化，絕對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惡勢力抱一個死不妥協的态度。
對于協會應當使它盡量地健全發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衆，争取廣泛的牛間層，在各種文藝活動中應積極參加，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和平民主的戰士。
要有這種生活的實踐，我們的創作才能夠适合人民的要求，和當前的時代配合。
”(1)。
在争取民主與和平的鬥争中，國統區文藝工作者作過不少的工作，也遭受到了反動統治者百般的無理迫害。
當一九四六年一月舊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時候，重慶文藝界（茅盾等三十人簽署）和文化界（力揚等二百餘人簽署）都發表了對于時局的主張。
這些主張，傳達了中國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并對國民黨反動派表示了文藝界的嚴正态度。
在這以前，當昆明的學生和教授為了反内戰、争民主而遭受了反動派的可恥屠殺時，重慶的作家和詩人們也都曾去電慰唁，并這樣堅決表示：“我們發誓和你們站在一起，反對屠殺，為徹底實現民主的勝利而奮鬥。
”(2) 舊政治協商會議，由于中國共産黨和全國人民一緻的努力，經過劇烈鬥争，而通過了有利于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五項決議。
但是蔣介石絲毫沒有執行這些決議的意思。
就在開會時期，他就制造了滄白堂事件和搜查政協代表住宅事件。
二月十日，當重慶各界在較場口召開“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的時候，他又利用特務匪徒搗亂會場，打傷政協代表、著名作家和詩人郭沫若。
在這以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援助之下，積極發動内戰，使中國陷于内戰、分裂、恐怖和貧困之中。
反内戰、反饑餓、反“戡亂”的鬥争在國統區各大城市裡普遍地展開着，文藝工作者英勇地投入了這一鬥争，而且以他們的作品推動了這一鬥争。
文藝界同各界進步人士一樣，受到了蔣介石匪幫的無理摧殘和卑鄙屠殺。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正是蔣介石指揮全部兵力向解放區舉行全面進攻的時候），西南聯大教授、著名詩人聞一多在昆明慘遭特務匪徒的暗害。
聞一多的橫遭殺害激起了文藝界和全國人民的莫大憤怒。
下面是詩歌音樂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悼念文章中的一段： 在偌大的土地之上，以一個身為詩人學者的聞先生，不僅是室如懸罄，家無隔宿之糧，就連平安地生活下去都不容許。
這冷酷的現實明白地反映了什麼？我們可以知道時局已經臨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現狀已經踏入了何等黑暗腐敗的地步！……聞先生是不能白死的……聞先生卻也是不會白死的，雖然他死得這樣慘，挺直地躺在道旁鮮紅的血泊裡。
笨伯的屠戶們滿以為殺了一個就少一個，或是殺一儆百。
豈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豈知千萬人的心上更産生了
在國統區内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莫不有文藝工作者的參加。
有些作家們的詩歌，雜文，成了群衆運動中的武器。
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支持下悍然發動全面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戰，并頒布“戡亂”法令，封閉報館，查禁書刊，迫害作家，暗殺綁架，肆行無忌。
但是無論國民黨反動派如何壓迫，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還是堅持崗位。
在這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電影藝術。
由于電影藝術界同人的努力，雖在國民黨重重封鎖之中，還是竭盡可能制作了好些優秀的作品，幫助群衆從現實生活中分清是非，而起了鼓動群衆鬥争的作用。
在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反美，反饑餓、反“戡亂”的群衆運動中，文藝工作者都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而一部分到了香港的文藝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總目标下進行工作，所起的影響不僅限于海外各地的華僑，而且還滲透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而到達國統區内的人民大衆中間。
這是關于本時期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帶有總結性的說明。
它指出了：抗日戰争結束後，在黨領導下的國統區進步文藝運動，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層層壓迫和摧殘下，經過許多文藝工作者不屈不撓的艱苦鬥争，開展和取得勝利的。
在全國人民反對和摧毀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革命鬥争中，國統區的進步文藝運動起了配合和推動的積極作用。
當抗日戰争一宣告結束，邵荃麟就在《文藝雜志》（新一卷第三期）上以《在偉大的勝利前面》為題，鄭重地說明了在新的形勢下國統區文藝運動所應該擔負的任務： 在八年抗戰中間，中國的新文藝曾經堅持着民主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立場，為人民服務，今後仍然将堅持着這同樣的立場。
在總的方向上，應該并沒有什麼大的變更，但是由于人民生活新的變動，人民願望更迫切地需要傾訴，以及文化輻射區域更加廣闊，文藝工作便将更加複雜和繁重了。
首先，作為我們當前迫切任務的，便是為徹底消滅法西斯漢奸和打擊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鬥争，這在主觀方面是要求文藝的戰鬥與人民的戰鬥的更密切結合，而在客觀方面一個迫切要求，即是言論出版創作研究的自由。
……其次，從文藝工作者本身來說，我們應該更肩負起國民精神代言人的職責，更深廣地去反映和傾吐今天人民的願望和表達人民的意志，這就要求每個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現實鬥争，加強自己的戰鬥力量。
巨大的時代浪潮正向我們猛撲過來，我們必須以加倍的力量，去和這浪潮相搏擊而不緻被淹沒，而也隻有從這種猛烈的搏擊中間，才能深入到時代精神的深處，同時也從這中間去獲得巨大的藝術力量。
邵荃麟這段話指出了如下兩點；第一，抗戰勝利後的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必須繼續堅持在抗日時期已經堅持了八年之久的民主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立場，繼續成為人民生活和願望的宣揚者，它必須為徹底消滅一切反動的法西斯思想而鬥争；第二，文藝工作者如果要擔負起這樣一個重大任務，就必須英勇地投身于現實鬥争中，在鬥争中培養自己的力量，以求得文藝的戰鬥與人民的戰鬥的密切結合。
解放戰争時期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基本上是按照這樣一個方向前進，而且這也是符合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指出的根本精神的。
在政治上為捍衛民主主義而鬥争，在文藝創作上堅持現實主義的原則，這是國統區文藝運動的主要特點。
抗戰勝利後，原來的文藝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就改名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繼續領導文藝界進行争取民主，反美蔣、反内戰的鬥争。
當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一九四六年）的時候，文協對國統區文藝工作者發出了如下的戰鬥号召：“為人民大衆服務，實現和平民主的要求，這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原則。
”并說：“我們應該嚴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場，努力向人民大衆學習，使自己的意識徹底大衆化，絕對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惡勢力抱一個死不妥協的态度。
對于協會應當使它盡量地健全發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衆，争取廣泛的牛間層，在各種文藝活動中應積極參加，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和平民主的戰士。
要有這種生活的實踐，我們的創作才能夠适合人民的要求，和當前的時代配合。
”(1)。
在争取民主與和平的鬥争中，國統區文藝工作者作過不少的工作，也遭受到了反動統治者百般的無理迫害。
當一九四六年一月舊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時候，重慶文藝界（茅盾等三十人簽署）和文化界（力揚等二百餘人簽署）都發表了對于時局的主張。
這些主張，傳達了中國人民的要求和願望，并對國民黨反動派表示了文藝界的嚴正态度。
在這以前，當昆明的學生和教授為了反内戰、争民主而遭受了反動派的可恥屠殺時，重慶的作家和詩人們也都曾去電慰唁，并這樣堅決表示：“我們發誓和你們站在一起，反對屠殺，為徹底實現民主的勝利而奮鬥。
”(2) 舊政治協商會議，由于中國共産黨和全國人民一緻的努力，經過劇烈鬥争，而通過了有利于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五項決議。
但是蔣介石絲毫沒有執行這些決議的意思。
就在開會時期，他就制造了滄白堂事件和搜查政協代表住宅事件。
二月十日，當重慶各界在較場口召開“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的時候，他又利用特務匪徒搗亂會場，打傷政協代表、著名作家和詩人郭沫若。
在這以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援助之下，積極發動内戰，使中國陷于内戰、分裂、恐怖和貧困之中。
反内戰、反饑餓、反“戡亂”的鬥争在國統區各大城市裡普遍地展開着，文藝工作者英勇地投入了這一鬥争，而且以他們的作品推動了這一鬥争。
文藝界同各界進步人士一樣，受到了蔣介石匪幫的無理摧殘和卑鄙屠殺。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正是蔣介石指揮全部兵力向解放區舉行全面進攻的時候），西南聯大教授、著名詩人聞一多在昆明慘遭特務匪徒的暗害。
聞一多的橫遭殺害激起了文藝界和全國人民的莫大憤怒。
下面是詩歌音樂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悼念文章中的一段： 在偌大的土地之上，以一個身為詩人學者的聞先生，不僅是室如懸罄，家無隔宿之糧，就連平安地生活下去都不容許。
這冷酷的現實明白地反映了什麼？我們可以知道時局已經臨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現狀已經踏入了何等黑暗腐敗的地步！……聞先生是不能白死的……聞先生卻也是不會白死的，雖然他死得這樣慘，挺直地躺在道旁鮮紅的血泊裡。
笨伯的屠戶們滿以為殺了一個就少一個，或是殺一儆百。
豈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豈知千萬人的心上更産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