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幾個小說作家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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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說興盛的原因和它的特點
這時期的文學除了散文和詩都有某種程度的革新外，還有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便是白話小說的興盛。
據阿英在他編著的《晚清小說史》上的統計，本時期所寫的小說，至少在一千五百種以上，這實在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魯迅曾經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當時小說繁榮的原因：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甚。
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内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撚，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緻意焉。
戊戌政變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
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
在這一段話裡，魯迅指出了當時小說興盛的主要原因，也談到了當時小說的主要特色。
當時小說是在清政府喪權辱國，農民群衆不堪壓迫，紛起反抗的時候興盛起來的。
許多作者都利用了小說來暴露和譴責當時黑暗腐敗的政治，具有着反映和批判現實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的精神。
當時一般從事維新運動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也逐漸認識到了小說的重要作用。
從來中國的士大夫是把小說當成稗官野史，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
從這時期起，小說的地位也逐漸提高了，大家都認識到了小說的暴露譴責和宣傳教育的作用。
在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創刊的天津《國聞報》上，嚴複與夏曾佑就合寫過一篇《本館附印說部緣起》，長萬餘言，是說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章。
他們認為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史上”，把小說擡到比封建正統的“經史”還高的地位，強調了它“使民開化”的啟蒙教育的作用。
梁啟超在一八九八年寫過一篇《譯印政治小說序》。
後來在一九〇二年又寫過一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發表在《新小說》雜志的創刊号上。
該文開始就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
欲新宗教，必新小說。
欲新政治，必新小說。
欲新風俗，必新小說。
欲新學藝，必新小說。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他認為小說“有不可思
據阿英在他編著的《晚清小說史》上的統計，本時期所寫的小說，至少在一千五百種以上，這實在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魯迅曾經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當時小說繁榮的原因：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甚。
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内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撚，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緻意焉。
戊戌政變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
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
在這一段話裡，魯迅指出了當時小說興盛的主要原因，也談到了當時小說的主要特色。
當時小說是在清政府喪權辱國，農民群衆不堪壓迫，紛起反抗的時候興盛起來的。
許多作者都利用了小說來暴露和譴責當時黑暗腐敗的政治，具有着反映和批判現實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的精神。
當時一般從事維新運動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也逐漸認識到了小說的重要作用。
從來中國的士大夫是把小說當成稗官野史，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
從這時期起，小說的地位也逐漸提高了，大家都認識到了小說的暴露譴責和宣傳教育的作用。
在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創刊的天津《國聞報》上，嚴複與夏曾佑就合寫過一篇《本館附印說部緣起》，長萬餘言，是說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章。
他們認為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史上”，把小說擡到比封建正統的“經史”還高的地位，強調了它“使民開化”的啟蒙教育的作用。
梁啟超在一八九八年寫過一篇《譯印政治小說序》。
後來在一九〇二年又寫過一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發表在《新小說》雜志的創刊号上。
該文開始就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
欲新宗教，必新小說。
欲新政治，必新小說。
欲新風俗，必新小說。
欲新學藝，必新小說。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他認為小說“有不可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