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南北風謡特盛及樂聲流徙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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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謡之興，其詩體所自昉乎？粵自謳歌，被於絲竹。
士夫雅製，多擬樂章。
於是周廷雅頌，鹹用四言。
東京詩篇，多爲五字。
在昔裡巷流傳之體，一轉移間，已成廊廟酬唱之用矣。
按詩體之源爲歌謡，已成文學演進之公例。
故東漢以後，五言體詩，其先皆民間歌謡。
及採之樂府，歌之廊廟。
文人才士，習其本辭，率相擬作。
擬作之辭，或以入樂，或不入樂。
而不入樂者，又或沿舊題，或製新目。
沿舊題者，又或述本事，或抒胸情。
製新目者，亦有協律與否之異。
於是有名爲樂府而實爲古詩者，樂府與古詩之分途，其故若此。
用此例以推國風與雅頌體制之先後，知雅頌之體亦必沿於風詩也。
然而以曹、王之雅製，潘、陸之佳篇，而世稱乖調，豈非以其無詔伶人，乖於樂調乎？故知魏晉才人之作，已多同乎古詩矣。
劉勰《文心雕龍·樂府》：“子建、士衡，鹹有佳篇。
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
俗稱乖調，蓋未之思也。
” 按彥和之論，重在辭意，故不以乖調之説爲然。
時人之論，雖未詳所出，窺其用意，蓋主於聲。
曹、陸之作，既不協律，而亦名樂府，乖於樂調，故稱乖調也。
若夫魏晉以來，郊祀宴饗之樂，鐃歌鼓吹之章，大多因仍舊曲，别撰新辭，頌德美容，雷同一響。
雖雅韻泉流，而情趣匱已。
郭茂倩《樂府詩集》：“兩漢已後，世有制作。
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等十九章，五郊互奏之。
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
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
（中略）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
（中略）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
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一見，疑亦用漢辭也（説本《南齊書·樂志》）。
（中略）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傅玄改其樂章而已（中略）。
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
乃詔顔延之造天地郊廟登歌之篇，大抵依昉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曲也。
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制，以爲一代之典。
元魏宇文，繼有朔漠。
宣武以後，雅好胡曲。
郊廟之樂，徒有其名。
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
” 又《隋書·音樂志》曰：“漢明帝時，樂有四品。
……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也（《隋志》作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儛我’者也。
漢有殿中禦飯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
皆取周詩《鹿鳴》，晉荀勗以《鹿鳴》燕嘉賓，無取於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
又爲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司曆陳頎以爲三元肇發，群後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别設一樂，謂之行禮。
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亦未爲得也。
終宋、齊以來，相承用之。
梁、陳三朝，樂有四十九等。
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
後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饗群臣。
備列宮懸正樂，奏燕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之。
隋煬帝初，詔秘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曲，終大業之世，每舉用焉。
” 又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
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十曲，並仍舊名。
是時吳亦使韋昭改二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
而魏吳歌辭存者惟十二曲，餘皆不傳。
晉武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
而《玄雲》、《釣竿》之名，不改漢舊。
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
齊更製新歌，合四時也。
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釣竿》略而不用。
後周宣帝革前代鼓吹製爲十五曲，並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戰陣之事。
《隋志》列鼓吹爲四部，唐則增爲五部。
部各有曲，惟《羽葆》諸曲，備叙功業，如前代之制。
然則欲觀六代樂府者，厥惟南北風謡乎？梁代橫吹所部，北歌之大凡也。
《舊唐書·音樂志》：“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
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
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
其不可解者，鹹多可汗之辭，此即後魏世所謂《菠羅迴》者是也。
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呼主爲可汗。
吐谷渾，又慕容别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其辭虜音，不可曉。
梁有《鉅鹿公主歌辭》，似是姚萇時歌辭。
華音，與北歌不同。
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王太子》、《少白淨王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
” 郭茂倩《樂府詩集》：“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調於西京，惟得《摩訶兜
士夫雅製，多擬樂章。
於是周廷雅頌，鹹用四言。
東京詩篇，多爲五字。
在昔裡巷流傳之體，一轉移間，已成廊廟酬唱之用矣。
按詩體之源爲歌謡，已成文學演進之公例。
故東漢以後，五言體詩，其先皆民間歌謡。
及採之樂府，歌之廊廟。
文人才士，習其本辭，率相擬作。
擬作之辭，或以入樂，或不入樂。
而不入樂者，又或沿舊題，或製新目。
沿舊題者，又或述本事，或抒胸情。
製新目者，亦有協律與否之異。
於是有名爲樂府而實爲古詩者，樂府與古詩之分途，其故若此。
用此例以推國風與雅頌體制之先後，知雅頌之體亦必沿於風詩也。
然而以曹、王之雅製，潘、陸之佳篇，而世稱乖調，豈非以其無詔伶人，乖於樂調乎？故知魏晉才人之作，已多同乎古詩矣。
劉勰《文心雕龍·樂府》：“子建、士衡，鹹有佳篇。
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
俗稱乖調，蓋未之思也。
” 按彥和之論，重在辭意，故不以乖調之説爲然。
時人之論，雖未詳所出，窺其用意，蓋主於聲。
曹、陸之作，既不協律，而亦名樂府，乖於樂調，故稱乖調也。
若夫魏晉以來，郊祀宴饗之樂，鐃歌鼓吹之章，大多因仍舊曲，别撰新辭，頌德美容，雷同一響。
雖雅韻泉流，而情趣匱已。
郭茂倩《樂府詩集》：“兩漢已後，世有制作。
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等十九章，五郊互奏之。
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
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
（中略）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
（中略）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
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一見，疑亦用漢辭也（説本《南齊書·樂志》）。
（中略）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傅玄改其樂章而已（中略）。
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
乃詔顔延之造天地郊廟登歌之篇，大抵依昉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曲也。
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制，以爲一代之典。
元魏宇文，繼有朔漠。
宣武以後，雅好胡曲。
郊廟之樂，徒有其名。
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
” 又《隋書·音樂志》曰：“漢明帝時，樂有四品。
……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也（《隋志》作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儛我’者也。
漢有殿中禦飯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
皆取周詩《鹿鳴》，晉荀勗以《鹿鳴》燕嘉賓，無取於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
又爲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司曆陳頎以爲三元肇發，群後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别設一樂，謂之行禮。
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亦未爲得也。
終宋、齊以來，相承用之。
梁、陳三朝，樂有四十九等。
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
後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饗群臣。
備列宮懸正樂，奏燕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之。
隋煬帝初，詔秘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曲，終大業之世，每舉用焉。
” 又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
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十曲，並仍舊名。
是時吳亦使韋昭改二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
而魏吳歌辭存者惟十二曲，餘皆不傳。
晉武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
而《玄雲》、《釣竿》之名，不改漢舊。
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
齊更製新歌，合四時也。
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釣竿》略而不用。
後周宣帝革前代鼓吹製爲十五曲，並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戰陣之事。
《隋志》列鼓吹爲四部，唐則增爲五部。
部各有曲，惟《羽葆》諸曲，備叙功業，如前代之制。
然則欲觀六代樂府者，厥惟南北風謡乎？梁代橫吹所部，北歌之大凡也。
《舊唐書·音樂志》：“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
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
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
其不可解者，鹹多可汗之辭，此即後魏世所謂《菠羅迴》者是也。
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呼主爲可汗。
吐谷渾，又慕容别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其辭虜音，不可曉。
梁有《鉅鹿公主歌辭》，似是姚萇時歌辭。
華音，與北歌不同。
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王太子》、《少白淨王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
” 郭茂倩《樂府詩集》：“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調於西京，惟得《摩訶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