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這一本書，是這樣地編起來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霁野，靜農，叢蕪〔2〕三個人署名的信，說漱園〔3〕于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病殁于北平同仁醫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為他出一本紀念冊，問我這裡可還藏有他的信劄沒有。

    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

    因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夠全愈的，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其次，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卻有時竟沒有想到，也許将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寫出來的信。

     我的習慣，對于平常的信，是随複随毀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來。

    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燒毀了兩次。

     五年前，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為捕甲，從甲這裡看見乙的信，于是捕乙，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

    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4〕，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樣難。

    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随随便便。

    待到一九三○年我簽名于自由大同盟〔5〕，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堕落文人魯迅等”〔6〕的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來潮，将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

    這并非為了消滅“謀為不軌”的痕迹，不過以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是很無謂的，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隻要一碰着，就有多麼的可怕。

    後來逃過了這一關，搬了寓，而信劄又積起來，我又随随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7〕被捕，在他的衣袋裡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因此聽說就在找我。

    自然羅，我隻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當然先将所有信劄完全燒掉了。

     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我就擔心，怕大約未必有，但還是翻箱倒箧的尋了一通，果然無蹤無影。

    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