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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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
我與賀麟同志的接觸，自解放後，特别多起來。
他是專攻哲學的，對黑格爾哲學有深刻的研究，尤其介紹黑格爾邏輯很有功勞。
我是研究曆史的，也很重視哲學。
解放後，我到北京的機會多了；每次到京，幾乎都要找他談哲學，打聽學術界對黑格爾哲學翻譯介紹情況怎樣。
我在五四運動時期，對各種思想，如共産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等，都想研究，對各家哲學，如柏格森、羅素、詹姆斯、杜威等的著作，都想鑽研。
當時年輕，有些自命不凡，甚至有些狂妄，總以為多讀些書，由博返約，總有一天可以自樹體系，成一家之言。
事情真有些湊巧的地方，我這樣作，居然組成了一個體系，後來商務印書館于1924年把我的書印出來，書名就叫《生活系統》。
不過曆史發展很快，革命形勢逼人，不能讓我關起門來講系統。
于是下定決心鑽研馬克思的《資本論》。
1921年春到湖南第一師範教書時，便以郵購的方法，向日本東京丸善株式會社買《資本論》兩套，一為英文本的，一為德文本的。
當時毛澤東同志在一師附小任主事，看我讀這類的書，半莊半諧地對我說：“你看這些，不怕惹麻煩嗎？”我說：“該不會惹什麼麻煩吧！”其實我錯了，他的話是對的。
後來，1924—1927年的大革命我參加了，曾任省農民協會顧問，農民運動講習所講師。
賀麟同志說我參加革命較早，大概是指此。
當時我在長沙曾發表兩篇“論租谷”的文章，其中引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頗引起教育界同人的譏諷。
1927年春到武漢，毛澤東同志找我到他自己所領導的全國農民協會任幹事，做一點宣傳工作。
承他鼓勵，又發表了一篇“農村社會之新觀察”的文章，其中也引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反響極好。
但麻煩就發生在這裡。
甯漢分裂以後，湖南反動勢力擡頭，就有人利用我寫的幾篇文章，要給我以麻煩。
幸喜我已由武漢到了上海。
1927年秋到1930年春，我在上海以賣文及譯書為生，并在中國公學兼了幾點鐘課。
因受到朋友的鼓勵，對中國社會曆史及革命理論的研究，又迫使我不得不從《資本論》的學習，上溯到黑格爾邏輯問題。
1930年春，到中山大學教書，并兼社會學系主任；有了職業，生活較穩定了，有暇就到圖書館找黑格爾的書；書很少，大概是哲學系的先生借去了。
我僅找到一本文德爾班的《哲學史》，其中述黑
他是專攻哲學的，對黑格爾哲學有深刻的研究，尤其介紹黑格爾邏輯很有功勞。
我是研究曆史的，也很重視哲學。
解放後，我到北京的機會多了；每次到京，幾乎都要找他談哲學，打聽學術界對黑格爾哲學翻譯介紹情況怎樣。
我在五四運動時期，對各種思想，如共産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等，都想研究，對各家哲學，如柏格森、羅素、詹姆斯、杜威等的著作，都想鑽研。
當時年輕，有些自命不凡，甚至有些狂妄，總以為多讀些書，由博返約，總有一天可以自樹體系，成一家之言。
事情真有些湊巧的地方，我這樣作，居然組成了一個體系，後來商務印書館于1924年把我的書印出來，書名就叫《生活系統》。
不過曆史發展很快，革命形勢逼人，不能讓我關起門來講系統。
于是下定決心鑽研馬克思的《資本論》。
1921年春到湖南第一師範教書時，便以郵購的方法，向日本東京丸善株式會社買《資本論》兩套，一為英文本的，一為德文本的。
當時毛澤東同志在一師附小任主事，看我讀這類的書，半莊半諧地對我說：“你看這些，不怕惹麻煩嗎？”我說：“該不會惹什麼麻煩吧！”其實我錯了，他的話是對的。
後來，1924—1927年的大革命我參加了，曾任省農民協會顧問，農民運動講習所講師。
賀麟同志說我參加革命較早，大概是指此。
當時我在長沙曾發表兩篇“論租谷”的文章，其中引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頗引起教育界同人的譏諷。
1927年春到武漢，毛澤東同志找我到他自己所領導的全國農民協會任幹事，做一點宣傳工作。
承他鼓勵，又發表了一篇“農村社會之新觀察”的文章，其中也引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反響極好。
但麻煩就發生在這裡。
甯漢分裂以後，湖南反動勢力擡頭，就有人利用我寫的幾篇文章，要給我以麻煩。
幸喜我已由武漢到了上海。
1927年秋到1930年春，我在上海以賣文及譯書為生，并在中國公學兼了幾點鐘課。
因受到朋友的鼓勵，對中國社會曆史及革命理論的研究，又迫使我不得不從《資本論》的學習，上溯到黑格爾邏輯問題。
1930年春，到中山大學教書，并兼社會學系主任；有了職業，生活較穩定了，有暇就到圖書館找黑格爾的書；書很少，大概是哲學系的先生借去了。
我僅找到一本文德爾班的《哲學史》，其中述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