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學派的分裂與費爾巴哈
關燈
小
中
大
恩大學講師的地位。
布魯諾·鮑威爾所強調的是自我意識的作用。
他和施特勞斯雖都屬于黑格爾左派，都受到反動派的迫害，但他們對神話、聖經故事的解釋都持着對立的學說，而且這不僅是宗教思想上的對立，還包含着在世界觀方面，不自覺的精神“實體”還是自覺的“自我意識”是主導力量的問題。
愛德加·鮑威爾（1820—1886）的宗教和政治思想更為激進，他更強調自我意識，從消極、否定方面去發揮辯證法的作用。
他曾參加政治革命工作，坐過監獄，被迫逃往英國避難。
他是君主立憲制的敵人。
他反對任何國家，隻要那種國家還給宗教保留有地位。
如果沒有無宗教的國家，那麼他就根本反對國家的存在。
他強調人不複是“政治動物”、“順民”，而乃是社會中一個自由份子、個人。
不要國王，不要婚姻，無私有财産，無民族，也無民族特殊性，無任何道德的束縛。
他和布魯諾·鮑威爾的見解基本上相同。
由批判宗教、批判政治進而持“純批判”主義，批判一切，為批判而批判。
他把辯證法作為無條件無目的地否定一切的工具。
他所肯定的“自我意識”是一種“自我神聖化”的否定一切、輕蔑一切的“自我”，“自由人”。
他說，自由人必不能假定任何東西有絕對價值。
我們肯定一個東西，是為了否定它。
自由人甚至不能絕對肯定無神論。
一個東西一經被承認便停止其為真理。
他提出“打倒公式”的口号。
他撰寫文章，但他認為一個著作受到群衆的歡迎，是最壞不過之事。
這充分表示出他輕視群衆、人民的高傲态度。
他喜歡以主觀上否定一切，摧毀一切的境界或情緒自慰、自己欣賞。
他寫了許多冊書談法國革命，以“内心的貧乏招緻毀滅”來說明曆史事變所遭受的失敗。
他把黑格爾辯證法的“内在矛盾”解釋成“内在貧乏”，完全抹煞了否定中包含肯定的積極意義。
他這種主觀唯心論，注重孤立的“自我意識”、“自由人”、純批判主義的思想，在1848年革命以前，于摧毀舊社會制度、舊權威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經過1848年革命之後就被抛擲在後面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裡，特别在《神聖家族》[這書名應理解為“自以為神聖的鮑威爾弟兄的家族”]裡，對他們作了尖銳而嚴肅的批判。
最後斯蒂納（1806—1856）于1845年出版了《自我和他的特性》一書，給鮑威爾兄弟的至高無上的“自我意識”戴上一頂至高無上的“自我”的帽子，成為近代“無政府主義的先知（巴枯甯從他那裡抄襲了好多東西）”。
在這書裡，斯蒂納倒反而指責鮑威爾和費爾巴哈的宗教氣味太濃厚了。
他認為鮑威爾的“自我意識”，費爾巴哈的“人”還仍然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是正統宗教中上帝的鬼影，他們都忘記了“個人”才是主要的東西。
隻有“自我”才是真實的。
崇拜理想，尊崇任何一種社會都是宗教性的。
這種肯定孤立的個人的絕對權利的思想當然會導緻無政府主義。
總括幾句：青年黑格爾派主要是在批判宗教。
馬克思說：“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
布魯諾·鮑威爾所強調的是自我意識的作用。
他和施特勞斯雖都屬于黑格爾左派，都受到反動派的迫害，但他們對神話、聖經故事的解釋都持着對立的學說，而且這不僅是宗教思想上的對立，還包含着在世界觀方面，不自覺的精神“實體”還是自覺的“自我意識”是主導力量的問題。
愛德加·鮑威爾（1820—1886）的宗教和政治思想更為激進，他更強調自我意識，從消極、否定方面去發揮辯證法的作用。
他曾參加政治革命工作，坐過監獄，被迫逃往英國避難。
他是君主立憲制的敵人。
他反對任何國家，隻要那種國家還給宗教保留有地位。
如果沒有無宗教的國家，那麼他就根本反對國家的存在。
他強調人不複是“政治動物”、“順民”，而乃是社會中一個自由份子、個人。
不要國王，不要婚姻，無私有财産，無民族，也無民族特殊性，無任何道德的束縛。
他和布魯諾·鮑威爾的見解基本上相同。
由批判宗教、批判政治進而持“純批判”主義，批判一切，為批判而批判。
他把辯證法作為無條件無目的地否定一切的工具。
他所肯定的“自我意識”是一種“自我神聖化”的否定一切、輕蔑一切的“自我”，“自由人”。
他說，自由人必不能假定任何東西有絕對價值。
我們肯定一個東西，是為了否定它。
自由人甚至不能絕對肯定無神論。
一個東西一經被承認便停止其為真理。
他提出“打倒公式”的口号。
他撰寫文章，但他認為一個著作受到群衆的歡迎，是最壞不過之事。
這充分表示出他輕視群衆、人民的高傲态度。
他喜歡以主觀上否定一切，摧毀一切的境界或情緒自慰、自己欣賞。
他寫了許多冊書談法國革命，以“内心的貧乏招緻毀滅”來說明曆史事變所遭受的失敗。
他把黑格爾辯證法的“内在矛盾”解釋成“内在貧乏”，完全抹煞了否定中包含肯定的積極意義。
他這種主觀唯心論，注重孤立的“自我意識”、“自由人”、純批判主義的思想，在1848年革命以前，于摧毀舊社會制度、舊權威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經過1848年革命之後就被抛擲在後面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裡，特别在《神聖家族》[這書名應理解為“自以為神聖的鮑威爾弟兄的家族”]裡，對他們作了尖銳而嚴肅的批判。
最後斯蒂納（1806—1856）于1845年出版了《自我和他的特性》一書，給鮑威爾兄弟的至高無上的“自我意識”戴上一頂至高無上的“自我”的帽子，成為近代“無政府主義的先知（巴枯甯從他那裡抄襲了好多東西）”。
在這書裡，斯蒂納倒反而指責鮑威爾和費爾巴哈的宗教氣味太濃厚了。
他認為鮑威爾的“自我意識”，費爾巴哈的“人”還仍然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是正統宗教中上帝的鬼影，他們都忘記了“個人”才是主要的東西。
隻有“自我”才是真實的。
崇拜理想，尊崇任何一種社會都是宗教性的。
這種肯定孤立的個人的絕對權利的思想當然會導緻無政府主義。
總括幾句：青年黑格爾派主要是在批判宗教。
馬克思說：“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