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儒家的倫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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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已經把中國的哲學講述了一個大概，今天單講儒家。
儒家的哲學偏重倫理，孔子實際上是個倫理學家，孟子、荀子都是紹述孔子的倫理思想的。
所以我就把今天的講題，叫做儒家的倫理觀。
一、儒家思想的社會背景 在第一講中已經說過：“中國封建制度有一種特色，便是以宗法制度為經，封建制度為緯，将貴族穩固地安放在農業社會之上，而組成一種嚴密的階級制度。
”這在西周初年，确乎有這樣一種情形。
西周鑒于前代的興亡在于當時諸侯的向背，因此分封同姓子弟和異姓功臣于各要害之區。
一方面用以擁護中央的王室，一方面借以控制舊日的諸侯。
這是就封建制度方面說。
西周又鑒于前代政治的隆替在于神權的利用與否，因此特别提高敬祖報本的觀念，以替代神權的運用，使中央王室與同姓諸侯形成一個模範的大家族。
這是就宗法制度方面說。
西周有了這樣的一種嚴密的組織，于是中央集權制遂告成功。
而文、武、周公之德，也在各種史籍上特筆記載，成為一般人所認定的隆盛之世。
封建制度是自足自給的農業經濟，生産的目的在滿足自己的要求。
第一講曾經說過，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建築在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基礎上。
我們在《詩經》上可以看到那時候的剝削情形，是很明顯的。
譬如《魏風·伐檀》章這樣寫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是當時地主對農民的剝削。
又譬如《魏風·葛屦》章說：“糾糾葛屦，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這是當時地主對婦女的剝削。
當時所謂“君子”，所謂“好人”，正是十足的地主階級；而被剝削的小人與婦女的地位，就由這些君子與好人的欲望增高，至于被剝削無以自存，且遭一般士大夫的白眼。
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謂女子與小人之“難養”，是明明白白地說地主階級不容易畜養他們，但又何曾顧到他們之無以自養呢？實則照當時的情形說，正是地主階級難養，并不是女子與小人難養，因為女子與小人是當時的生産者，是女子與小人養地主階級，并不是地主階級養女子與小人。
正是孟子所謂“無野人莫養君子”的意思。
養之而反被剝削，是地主階級之難養，并不是女子與小人之難養。
一篇很明白的道理，卻被孔子故意歪曲，并且在社會上發生廣大的作用，這是什麼緣故呢？ 原來，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們，是向來不理生産事業的，而且鄙視生産事業的。
不信，請看下面的一段記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 孔子對生産事業的鄙視，由這段話可以完全看出來。
學稼學圃，在當時農業經濟發展的社會中，正是很需要的，為什麼孔子倒闆着面孔，對樊遲加以拒絕呢？這我在上面已說過，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們是不理生産事業的，即是不懂生産事業的。
因為不懂，所以加以鄙視。
無怪當時荷蓧丈人遇着子路，便責孔子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話。
你看，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遇着學稼學圃的問題，又哪能答複得出來呢？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對于生産事業，又哪能不加鄙視呢？實際上，孔子的鄙視，由于個人之不懂生産事業，其關系還小；由于維護封建社會，而故意把君子和小人劃出一條鴻溝，其關系卻大。
而不幸我們的孔子，卻十足地做了這樣一個封建社會的維護者。
君子和小人在當時是一種對立，是消費者和生産者的對立，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對立。
但欲掩飾剝削者剝削的痕迹，不得不高唱唯心論的論調，所以孔子對于樊遲學稼的問題，便用這樣的話去折服他：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用“好禮”“好義”“好信”去答複一個問學稼學圃的人，已經有點奇特，況且最後還申明一句：“焉用稼？”意思是說不須學稼，而稼穑園藝之事都會有人給你弄好，不消你管得，你隻須作内心的修養便足，這不是十足的唯心論的論調麼？孔子為欲掩飾剝削者的痕迹，每每提出這樣的論調。
譬如他說： 君子謀道不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不能自食其力，而美其名曰“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以養成一種安貧樂道的态度，後世更從而贊美之稱為儒家的态度，于是所謂儒家的态度者成為剝削者最好的裝飾品，最适合的虛僞的外觀。
不耕者可以得食，耕者反不能得食，當然會達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的結論。
但在當時的士大夫們卻認為這種結論是當然的。
我們在《孟子》書中更可看到他們的系統的議論，《孟子·盡心上》說： 公孫醜曰：“《詩》曰：‘不素餐兮。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 又《滕文公下》說：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
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将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将以求食也。
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 在《滕文公上》孟子有一段議論，發揮得更露骨：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今也滕有倉廪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義也。
” 從這幾段話裡面，我們可以認識幾點：一、君子不耕而食的理由，是“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這是說明君子的地位應該占優勝。
因為君子可以從封建領主享到“安富尊榮”，而封建領主又可以從君子取得“孝弟忠信”。
有剝削之實，而無剝削之名；有不耕而食之利，卻不蒙不耕而食之譏。
這是君子之所以為君子。
二、梓匠輪輿用他們的勞力以得食，倒可以不必尊重，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的君子，因為他為封建諸侯提倡封建道德之故，卻萬萬不宜輕蔑。
這是很顯明地尊重“傳食諸侯”的有閑階級，尊重“無事而食”的士，而将梓匠輪輿的“功”和有閑階級的“功”混同，都認為“可食而食之”。
三、分人類為治者與被治者：治者勞心，被治者勞力；被治者食人，治者食于人。
而所謂治者大都是富“有倉廪府庫”“厲民以自養”的人。
不惟如此，所謂治者必高于被治者，認為是“大人之事”，反之，被治者便認為是“小人之事”。
于是治者得因其地位之高，以盡其“厲民自養”之能事。
由上三點觀之，孟子的根本主張，直與孔子“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一語相暗合，可見當時的士大夫們對封建地主的效勞，是懷着一緻的态度的。
經過孔、孟這樣的說明，于是不出勞力者得居社會的最高級，而出勞力者反居社會的最下級。
不出勞力者和出勞力者遂成為貴者和賤者的别名。
孔子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論語·裡仁》）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論語·裡仁》） 照孔子的看法，君子和小人的距離已經很遠，可是，後來到了荀子的時候，君子和小人的距離，更同天淵之别，荀子說：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勸學篇》）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力者德之役也。
（《富國篇》） 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
（《性惡篇》） 孔、孟、荀對君子和小人原是一緻的看法，不過荀子更把小人壓迫到最低賤的地位；而生産事業遂益發為社會所輕，而儒家的倫理觀遂得風行于中國，至于到現在而不衰。
以上是從儒家所處的社會背景觀察儒家的倫理思想，我們現在更可以從儒家的倫理思想證明中國所處的社會背景。
二、儒家倫理思想的特質 儒家既以擁護封建組織為職責，當然不能不提出它的十足的唯心論，用它的唯心論以掩蓋其對小人羁縻和剝削的痕迹，正如希臘時代的三哲人用他們的觀念論來掩蓋其對奴隸羁縻和剝削的痕迹一樣。
希臘的三哲人專在概念上做工夫，用概念為統治奴隸的工具，中國的儒家其用意正複如此。
孔子主張正名，孟子主張定于一，荀子則更将這兩種思想發揚而光大之，以形成儒家初期倫理思想的體系。
現在為叙述方便起見，分别說明于後。
（一）孔子的倫理思想 孔子目睹當時封建組織之日趨動搖，現實轉變之有加無已，因發而為擁護封建道德的根本主張，于是提出一個正名主義。
“名”正是希臘三哲人所倡導的概念，是統治一切無知民衆最良好的工具。
舉凡政治、道德、風俗、習慣的基礎，都可由“名”建立起來。
名正則社會秩序可以維系久遠，名亂則人倫紀綱可以隳于一旦。
所以《論語》上鄭重地揭出孔子正名的主張。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阙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 在孔子當時的社會實況，是“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然則封建道德之維護，在當時乃刻不容緩之舉。
所以孔子認“正名”為“為政”之先。
中國的封建制度是與宗法制度并力而趨的，一面注重封建制度之維護，一面又注重宗法制度之維護。
所以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便爽直地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顔淵》）正名是正名分，君有君的分，臣有臣的分，父有父的分，子有子的分，如果各依其分以盡其道，是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如果各違其分以非其道，是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父子之義，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基本要件，即是封建組織的基本要件，這便是正名主義的核心。
其他道德上的節目，都于是起義。
不了解
儒家的哲學偏重倫理，孔子實際上是個倫理學家，孟子、荀子都是紹述孔子的倫理思想的。
所以我就把今天的講題，叫做儒家的倫理觀。
一、儒家思想的社會背景 在第一講中已經說過：“中國封建制度有一種特色，便是以宗法制度為經，封建制度為緯，将貴族穩固地安放在農業社會之上，而組成一種嚴密的階級制度。
”這在西周初年，确乎有這樣一種情形。
西周鑒于前代的興亡在于當時諸侯的向背，因此分封同姓子弟和異姓功臣于各要害之區。
一方面用以擁護中央的王室，一方面借以控制舊日的諸侯。
這是就封建制度方面說。
西周又鑒于前代政治的隆替在于神權的利用與否，因此特别提高敬祖報本的觀念，以替代神權的運用，使中央王室與同姓諸侯形成一個模範的大家族。
這是就宗法制度方面說。
西周有了這樣的一種嚴密的組織，于是中央集權制遂告成功。
而文、武、周公之德，也在各種史籍上特筆記載，成為一般人所認定的隆盛之世。
封建制度是自足自給的農業經濟，生産的目的在滿足自己的要求。
第一講曾經說過，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建築在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基礎上。
我們在《詩經》上可以看到那時候的剝削情形，是很明顯的。
譬如《魏風·伐檀》章這樣寫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是當時地主對農民的剝削。
又譬如《魏風·葛屦》章說：“糾糾葛屦，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這是當時地主對婦女的剝削。
當時所謂“君子”，所謂“好人”，正是十足的地主階級；而被剝削的小人與婦女的地位，就由這些君子與好人的欲望增高，至于被剝削無以自存，且遭一般士大夫的白眼。
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謂女子與小人之“難養”，是明明白白地說地主階級不容易畜養他們，但又何曾顧到他們之無以自養呢？實則照當時的情形說，正是地主階級難養，并不是女子與小人難養，因為女子與小人是當時的生産者，是女子與小人養地主階級，并不是地主階級養女子與小人。
正是孟子所謂“無野人莫養君子”的意思。
養之而反被剝削，是地主階級之難養，并不是女子與小人之難養。
一篇很明白的道理，卻被孔子故意歪曲，并且在社會上發生廣大的作用，這是什麼緣故呢？ 原來，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們，是向來不理生産事業的，而且鄙視生産事業的。
不信，請看下面的一段記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 孔子對生産事業的鄙視，由這段話可以完全看出來。
學稼學圃，在當時農業經濟發展的社會中，正是很需要的，為什麼孔子倒闆着面孔，對樊遲加以拒絕呢？這我在上面已說過，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們是不理生産事業的，即是不懂生産事業的。
因為不懂，所以加以鄙視。
無怪當時荷蓧丈人遇着子路，便責孔子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話。
你看，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遇着學稼學圃的問題，又哪能答複得出來呢？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對于生産事業，又哪能不加鄙視呢？實際上，孔子的鄙視，由于個人之不懂生産事業，其關系還小；由于維護封建社會，而故意把君子和小人劃出一條鴻溝，其關系卻大。
而不幸我們的孔子，卻十足地做了這樣一個封建社會的維護者。
君子和小人在當時是一種對立，是消費者和生産者的對立，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對立。
但欲掩飾剝削者剝削的痕迹，不得不高唱唯心論的論調，所以孔子對于樊遲學稼的問題，便用這樣的話去折服他：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用“好禮”“好義”“好信”去答複一個問學稼學圃的人，已經有點奇特，況且最後還申明一句：“焉用稼？”意思是說不須學稼，而稼穑園藝之事都會有人給你弄好，不消你管得，你隻須作内心的修養便足，這不是十足的唯心論的論調麼？孔子為欲掩飾剝削者的痕迹，每每提出這樣的論調。
譬如他說： 君子謀道不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不能自食其力，而美其名曰“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以養成一種安貧樂道的态度，後世更從而贊美之稱為儒家的态度，于是所謂儒家的态度者成為剝削者最好的裝飾品，最适合的虛僞的外觀。
不耕者可以得食，耕者反不能得食，當然會達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的結論。
但在當時的士大夫們卻認為這種結論是當然的。
我們在《孟子》書中更可看到他們的系統的議論，《孟子·盡心上》說： 公孫醜曰：“《詩》曰：‘不素餐兮。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 又《滕文公下》說：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
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将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将以求食也。
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 在《滕文公上》孟子有一段議論，發揮得更露骨：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今也滕有倉廪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義也。
” 從這幾段話裡面，我們可以認識幾點：一、君子不耕而食的理由，是“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這是說明君子的地位應該占優勝。
因為君子可以從封建領主享到“安富尊榮”，而封建領主又可以從君子取得“孝弟忠信”。
有剝削之實，而無剝削之名；有不耕而食之利，卻不蒙不耕而食之譏。
這是君子之所以為君子。
二、梓匠輪輿用他們的勞力以得食，倒可以不必尊重，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的君子，因為他為封建諸侯提倡封建道德之故，卻萬萬不宜輕蔑。
這是很顯明地尊重“傳食諸侯”的有閑階級，尊重“無事而食”的士，而将梓匠輪輿的“功”和有閑階級的“功”混同，都認為“可食而食之”。
三、分人類為治者與被治者：治者勞心，被治者勞力；被治者食人，治者食于人。
而所謂治者大都是富“有倉廪府庫”“厲民以自養”的人。
不惟如此，所謂治者必高于被治者，認為是“大人之事”，反之，被治者便認為是“小人之事”。
于是治者得因其地位之高，以盡其“厲民自養”之能事。
由上三點觀之，孟子的根本主張，直與孔子“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一語相暗合，可見當時的士大夫們對封建地主的效勞，是懷着一緻的态度的。
經過孔、孟這樣的說明，于是不出勞力者得居社會的最高級，而出勞力者反居社會的最下級。
不出勞力者和出勞力者遂成為貴者和賤者的别名。
孔子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論語·裡仁》）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論語·裡仁》） 照孔子的看法，君子和小人的距離已經很遠，可是，後來到了荀子的時候，君子和小人的距離，更同天淵之别，荀子說：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勸學篇》）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力者德之役也。
（《富國篇》） 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
（《性惡篇》） 孔、孟、荀對君子和小人原是一緻的看法，不過荀子更把小人壓迫到最低賤的地位；而生産事業遂益發為社會所輕，而儒家的倫理觀遂得風行于中國，至于到現在而不衰。
以上是從儒家所處的社會背景觀察儒家的倫理思想，我們現在更可以從儒家的倫理思想證明中國所處的社會背景。
二、儒家倫理思想的特質 儒家既以擁護封建組織為職責，當然不能不提出它的十足的唯心論，用它的唯心論以掩蓋其對小人羁縻和剝削的痕迹，正如希臘時代的三哲人用他們的觀念論來掩蓋其對奴隸羁縻和剝削的痕迹一樣。
希臘的三哲人專在概念上做工夫，用概念為統治奴隸的工具，中國的儒家其用意正複如此。
孔子主張正名，孟子主張定于一，荀子則更将這兩種思想發揚而光大之，以形成儒家初期倫理思想的體系。
現在為叙述方便起見，分别說明于後。
（一）孔子的倫理思想 孔子目睹當時封建組織之日趨動搖，現實轉變之有加無已，因發而為擁護封建道德的根本主張，于是提出一個正名主義。
“名”正是希臘三哲人所倡導的概念，是統治一切無知民衆最良好的工具。
舉凡政治、道德、風俗、習慣的基礎，都可由“名”建立起來。
名正則社會秩序可以維系久遠，名亂則人倫紀綱可以隳于一旦。
所以《論語》上鄭重地揭出孔子正名的主張。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阙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 在孔子當時的社會實況，是“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然則封建道德之維護，在當時乃刻不容緩之舉。
所以孔子認“正名”為“為政”之先。
中國的封建制度是與宗法制度并力而趨的，一面注重封建制度之維護，一面又注重宗法制度之維護。
所以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便爽直地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顔淵》）正名是正名分，君有君的分，臣有臣的分，父有父的分，子有子的分，如果各依其分以盡其道，是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如果各違其分以非其道，是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父子之義，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基本要件，即是封建組織的基本要件，這便是正名主義的核心。
其他道德上的節目，都于是起義。
不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