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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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梵語學者,也不是巴利語學者,而是因智慧而永恒的書籍愛好者。

    把印度智慧與中國智慧合在一起,目的是把對印度這個國家文學的美麗和智慧的快樂體驗表達出來,與我的讀者分享。

    在編撰過程中,就算是我親身去了一趟印度欣賞也不過如此。

    又怎麼會是别的樣子呢?與詩人、森林聖人和這片土地上最智慧的人接觸,瞥一眼古印度智人在探索精神真理和生存意義時的最初萌醒,他們有時候孩子氣般地天真無邪,有時候則帶着深刻的直覺,不過總是認真誠摯,充滿激情。

    這種體驗一定會令大家都很興奮,尤其因為印度文化與其他文化大相徑庭,因此可以有許多東西奉獻出來。

    印度文學裡展現出來的東西,可以讓人們一窺這個國家的思想和社會思潮,三千年來,這些内容一直在激活和塑造着這個民族。

    隻有看到印度思想的豐富性及其本質精神,我們才能理解印度,才能奢望分享其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而這些正是我們試圖從這個道德和政治上都混亂不堪的世界創造出來的東西,盡管顯得有些蹩腳和躊躇。

     出于中國人的禮節,我把印度的智慧這部分放在了前面,跟書名的順序恰好相反。

    之所以把中國放在書名的前部,是因為我特别懷疑一般讀者是否相信印度跟中國具有同樣豐富的文化,同樣富有創造性的想象力、睿智和幽默,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學方面是中國的老師,在三角學、二次方程式、語法、語音學、《一千零一夜》、動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學方面是世界的老師,她也啟發了薄伽丘1、歌德、赫爾德、叔本華、愛默生,可能還有伊索。

     然而,西方欣賞印度文學和哲學的偉大時代,威廉·瓊斯爵士、弗朗茲·博普和埃德溫·阿諾德爵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伴随着梵語的發現和直接由它激發的印歐語系文獻學學科的建立而來的熱情也很快煙消雲散了。

    1860年是個轉折點。

    G.T.加勒特在他那篇資料翔實的文章“印度一英國文明”(《印度的遺産》)裡寫道:“這個詞語注定不會長久。

    他(指威廉·瓊斯爵士)的後繼者很快開始接受那種略微敵視且帶優越感的态度,這種态度标志着英國人撰寫印度問題著述的特點……大約從1836年始,這一傳統已經堅固地确立了下來。

    印度是‘惋惜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英國人流亡了許多年,生活在一個半野蠻、半頹廢的民族之中。

    ”“在叛亂之後……新型英國人往東部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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