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課題：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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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顯聖》一節中有“迄至聖朝，贈号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因而此句“隻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
（２）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
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
”（３）該書的地理釋義共１４條，計１７處，其中１５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２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後來加上的。
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内容的明顯事實，也完全脫離了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曆史狀況，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２．“成書于元代中後期”說。
持此說者以章培恒、袁世碩為代表。
章培恒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排印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第１版）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曆二年（１３２９），曾将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于元文宗天曆二年（１３２９）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
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載《東嶽論叢》1980年第３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代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其主要論據是：（１）書中共引用３３０餘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
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後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
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
”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
（２）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餘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
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曆二年（１３２９）以前的舊地名。
“據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
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裡仍習慣于用舊地名，那麼将作注時間往後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将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即應成書于這一時期。
３．“成書于元末”說。
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産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９月第１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
根據嘉靖本注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
既然有的注釋作于元末，那麼《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隻有在《演義》寫成并流傳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演義》的注釋。
周兆新在《〈三國志演義〉成
（２）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
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
”（３）該書的地理釋義共１４條，計１７處，其中１５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２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後來加上的。
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内容的明顯事實，也完全脫離了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曆史狀況，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２．“成書于元代中後期”說。
持此說者以章培恒、袁世碩為代表。
章培恒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排印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第１版）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曆二年（１３２９），曾将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于元文宗天曆二年（１３２９）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
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載《東嶽論叢》1980年第３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代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其主要論據是：（１）書中共引用３３０餘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
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後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
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
”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
（２）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餘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
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曆二年（１３２９）以前的舊地名。
“據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
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裡仍習慣于用舊地名，那麼将作注時間往後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将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後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即應成書于這一時期。
３．“成書于元末”說。
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産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９月第１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
根據嘉靖本注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
既然有的注釋作于元末，那麼《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隻有在《演義》寫成并流傳之後，才有可能出現《演義》的注釋。
周兆新在《〈三國志演義〉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