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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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

    。

    。

    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

    在随劉焉入川時就已經是蜀郡屬國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劉焉說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氣”這個大逆不道的言語,劉焉豈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号曰(緻止)〔至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

    ”的名望,豈會不被劉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團;至于趙韪,情況也大緻差不多。

    雖然史料上找不到他的生平,但從劉焉死後,“趙韪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诏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有能力左右益州政局的情況看,估計在這段時間裡或主動或劉焉指使,也在努力發展屬于自己的當地勢力。

    因此,筆者推測,後來劉焉對賈龍下手,很可能是因為董扶、趙韪所代表的勢力與賈龍的勢力發生沖突,劉焉看到無法協調,不得已采取的行動。

    因為按照劉焉多年的政壇經驗,似乎不可能為了立威而去得罪能夠代表益州廣大豪強地主利益的賈龍勢力,這樣對劉焉在益州的管理沒有什麼好處,除非當時已經出現了另外一股能與賈龍勢力不相上下的地方勢力,劉焉不用顧及會産生較大的後遺症,才會放手一博。

    從以上的分析看,筆者進一步認為:賈龍所代表的僅僅是一部分豪強地主的利益,其影響力遠沒有達到後來趙韪的地步,而且在賈龍勢力崛起的過程之中,極有可能同另一部分豪強地主的利益發生了沖突,所以董扶、趙韪才能乘虛而入,迅速團結這一部分的勢力與賈龍對抗。

    至于有研究者認為劉焉集團的主體是南陽等地而來的東州士,而劉焉又是利用東州士與當地勢力的矛盾發難的說法,筆者認為似乎不妥。

    因為這批人從幾個地區移民而來,劉焉也需要時間來進行整合,同時這批東州士在史料記載中也沒有出現什麼有名的人物,單純把矛盾全部推到這些人身上的說服力不夠。

    筆者認為:劉焉是利用了董扶、趙韪所代表一派地方勢力與賈龍所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為加強自己在益州的統治對益州的各大派系進行了一次有預謀的洗牌,借機鏟除異己。

    而所謂的東州士隻是後來事件中的配角而已。

     靈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劉焉發動突然襲擊,找了個借口殺掉了賈龍勢力中的王鹹、李權等十餘人,逼的賈龍等豪強地主勢力起兵對抗,引起益州局勢的再度動蕩。

    不過,顯然這次以賈龍、犍為太守任岐為首的一派勢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準備而且已經做好精心布置的劉焉的對手。

    雖然這時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賈龍等人,但此時的劉焉已經是羽翼豐滿,劉焉還特意“出青羌與戰”,連外族的力量都動用上了。

    很快,賈龍、任岐兵敗被殺,劉焉得以解決了内部問題。

    不過他做的不夠徹底,留下了很多隐患(這個最後将會談到,暫且不表)。

     第二,周邊勢力關系的處理。

    益州道路崎岖,劉焉基本上不用擔心來自其它地區各大勢力的威脅。

    唯一讓劉焉不放心的是漢中的張魯集團。

    張魯,和黃巾起義的張角一樣,同屬中國早期道教的領袖,隻不過是不同分支,叫做五鬥米道,又稱天師道,其宗教性質和張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

    黃巾起義爆發的時候,五鬥米道的第二代領袖張衡也在漢中率衆起義,與黃巾起義遙相呼應,被東漢政權稱之為“米賊”,同屬于朝廷征剿之列。

    雖然史料上沒有記載劉焉此去益州有沒有協助征剿五鬥米道的任務,不過劉焉也有責任和義務去協助打擊五鬥米道的第三代領袖張魯及其勢力,保障東漢政權的利益。

    但是劉焉卻采取了與衆不同的做法,并沒有派兵鎮壓,反而私自給了張魯一個督義司馬的官做,暗中進行勾結,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據《後漢書?劉焉傳》記載,劉焉派遣張魯和别部司馬張修“将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殺到别人管轄的底盤去了,這就等于把張魯送上了漢中王的寶座。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局面呢?《三國志?劉焉傳》和《後漢書?劉焉傳》都有一個有趣的記載,說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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