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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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與司馬懿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所奠定的基礎是分不開的。
三國後期，無論魏、蜀、吳三方都有一些後起之秀，如曹魏滅蜀的将軍鄧艾、鐘會，蜀國的姜維和吳國的陸遜。
但從人物複雜的經曆和受到的軍事、政治和外交鬥争的全面鍛煉來說，隻有司馬懿是佼佼者。
他的作用和影響遠遠超于他人之上。
但是，司馬懿作為藝術形象，作者的刻畫和描繪，隻能說基本上是成功的。
因為司馬懿後期的政治活動和軍事行動，如征伐遼東的公孫淵和與曹爽的一場政治鬥争，小說大體上沒有離開具體的史實，缺乏更為生動的藝術想象和虛構。
盡管如此，從整體來看，司馬懿的性格還比較豐滿、鮮明，并且是從一定的典型環境中表現出來的，具有較強的曆史真實感和藝術感染力。
《三國演義》圍繞擁劉反曹的主題，在曹操死後，就把司馬懿作為延續曹操路線的代表人物，突出地表現了諸葛亮同司馬懿的矛盾沖突。
作者賦予司馬懿多方面才能和英雄品質。
首先他能洞察形勢、分析矛盾，采取正确方針，解決一些重大的、複雜的問題，這方面，在曹操時期他已有所表現了。
他對魏、蜀、吳三國之間對立而微妙的複雜關系，善于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随時掌握形勢的變化，因而能從實際出發，确定鬥争的戰略重點。
如有一次魏方中了東吳陸遜之計，去進攻東吳，曹休被陸遜大破于石亭。
而協助曹休的司馬懿卻引兵而退。
衆将就質問他：“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幹系，何故即回耶？”司馬懿則說：“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
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故吾回耳。
”衆皆以為司馬懿懼怯，哂笑而退。
其實，這正是他比衆将高明之處。
毛宗崗在這裡批了八個字：“疑其懼吳，卻其懼蜀”。
說出了司馬懿的深謀遠慮。
又一次，當陳倉失守，郝昭病亡，孔明複出祁山，張郃來長安告急。
而南方的東吳孫權稱帝，陸遜在武昌訓練兵馬，旦夕即可入寇。
這時曹睿異常緊張，就找司馬懿提供對策。
司馬懿胸有成竹地說：“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
”“孔明嘗思猶亭之仇，非欲不吞吳也，隻恐中原乘虛擊彼，故暫與東吳結盟。
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興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
陛下不必防吳，隻需防蜀。
”這一分析透辟不過了，深有戰略家的見地，形勢的發展，果與懿的預料相符。
也許有人認為，既然司馬懿把鬥争的矛頭指向蜀國，為什麼隻着重于單純的防禦呢？既然司馬懿有統一全國的戰略思想，為什麼在行動上又不積極去實現這一戰略目标呢？看來這裡似乎是矛盾的，其實正是羅貫中高明之處。
他沒有簡單化的去處理人物和環境的關系，而是注意了司馬懿與曹操所處曆史環境不同，在戰略上也就表現了同中有異。
當時魏方還遠未具備統一全國的必要條件和物質基礎，蜀、吳兩國經過長期的鬥争和經營，也有着相當的實力，魏方妄圖一舉統一全國是不符合客觀情勢的。
司馬懿取得成功的奧秘，就在于既有遠大鬥争目标，又非常謹慎地重視每一戰役和每一局部的鬥争。
司馬懿在政治上注意内部團結，顧全大局。
大都督曹真屢敗于孔明，又嫉忌司馬懿與己争功，司馬懿并不介意，反在曹真用兵受挫時，為曹真提供取勝之謀，建議曹睿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
他深知諸葛亮運糧艱難，“隻要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
不需一月，蜀兵自走，那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
曹睿聽了即說“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引一軍追之”，司馬懿以防吳為借口，卻把此功讓與曹真，并囑使者說，“吾以此功讓與子丹；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
這種政治家風度，誠為可貴。
在軍事上他還十分重視和善于調查研究，知己知彼。
他對諸葛亮的用兵之法，甚至對諸葛亮平素謹慎必不弄險
三國後期，無論魏、蜀、吳三方都有一些後起之秀，如曹魏滅蜀的将軍鄧艾、鐘會，蜀國的姜維和吳國的陸遜。
但從人物複雜的經曆和受到的軍事、政治和外交鬥争的全面鍛煉來說，隻有司馬懿是佼佼者。
他的作用和影響遠遠超于他人之上。
但是，司馬懿作為藝術形象，作者的刻畫和描繪，隻能說基本上是成功的。
因為司馬懿後期的政治活動和軍事行動，如征伐遼東的公孫淵和與曹爽的一場政治鬥争，小說大體上沒有離開具體的史實，缺乏更為生動的藝術想象和虛構。
盡管如此，從整體來看，司馬懿的性格還比較豐滿、鮮明，并且是從一定的典型環境中表現出來的，具有較強的曆史真實感和藝術感染力。
《三國演義》圍繞擁劉反曹的主題，在曹操死後，就把司馬懿作為延續曹操路線的代表人物，突出地表現了諸葛亮同司馬懿的矛盾沖突。
作者賦予司馬懿多方面才能和英雄品質。
首先他能洞察形勢、分析矛盾，采取正确方針，解決一些重大的、複雜的問題，這方面，在曹操時期他已有所表現了。
他對魏、蜀、吳三國之間對立而微妙的複雜關系，善于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随時掌握形勢的變化，因而能從實際出發，确定鬥争的戰略重點。
如有一次魏方中了東吳陸遜之計，去進攻東吳，曹休被陸遜大破于石亭。
而協助曹休的司馬懿卻引兵而退。
衆将就質問他：“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幹系，何故即回耶？”司馬懿則說：“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
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故吾回耳。
”衆皆以為司馬懿懼怯，哂笑而退。
其實，這正是他比衆将高明之處。
毛宗崗在這裡批了八個字：“疑其懼吳，卻其懼蜀”。
說出了司馬懿的深謀遠慮。
又一次，當陳倉失守，郝昭病亡，孔明複出祁山，張郃來長安告急。
而南方的東吳孫權稱帝，陸遜在武昌訓練兵馬，旦夕即可入寇。
這時曹睿異常緊張，就找司馬懿提供對策。
司馬懿胸有成竹地說：“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
”“孔明嘗思猶亭之仇，非欲不吞吳也，隻恐中原乘虛擊彼，故暫與東吳結盟。
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興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
陛下不必防吳，隻需防蜀。
”這一分析透辟不過了，深有戰略家的見地，形勢的發展，果與懿的預料相符。
也許有人認為，既然司馬懿把鬥争的矛頭指向蜀國，為什麼隻着重于單純的防禦呢？既然司馬懿有統一全國的戰略思想，為什麼在行動上又不積極去實現這一戰略目标呢？看來這裡似乎是矛盾的，其實正是羅貫中高明之處。
他沒有簡單化的去處理人物和環境的關系，而是注意了司馬懿與曹操所處曆史環境不同，在戰略上也就表現了同中有異。
當時魏方還遠未具備統一全國的必要條件和物質基礎，蜀、吳兩國經過長期的鬥争和經營，也有着相當的實力，魏方妄圖一舉統一全國是不符合客觀情勢的。
司馬懿取得成功的奧秘，就在于既有遠大鬥争目标，又非常謹慎地重視每一戰役和每一局部的鬥争。
司馬懿在政治上注意内部團結，顧全大局。
大都督曹真屢敗于孔明，又嫉忌司馬懿與己争功，司馬懿并不介意，反在曹真用兵受挫時，為曹真提供取勝之謀，建議曹睿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
他深知諸葛亮運糧艱難，“隻要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
不需一月，蜀兵自走，那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
曹睿聽了即說“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引一軍追之”，司馬懿以防吳為借口，卻把此功讓與曹真，并囑使者說，“吾以此功讓與子丹；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
這種政治家風度，誠為可貴。
在軍事上他還十分重視和善于調查研究，知己知彼。
他對諸葛亮的用兵之法，甚至對諸葛亮平素謹慎必不弄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