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離困境：重整山河的舊思路(1)

的情況下，下一步的結果順理成章地就是士大夫接管政權，他們也許會因為宿敵的消失，而緻力于朝綱的修整，抒發一下他們被壓抑太久太久的政治情懷。

     而如何使國家走出疲敝的困境，長久以來，士大夫已經形成了自己一套解決問題的思路，大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使用經學所提供的政治修複機制，試圖實現皇權的獨立自強。

     在漢代，經學不僅是知識的載體，而且有着極其豐富的政治功用。

    在建章立制的同時，經學還為士大夫提供了一套政治修複機制。

    這就是源于天人感應學說的災異警示，其在東漢政治事務中的應用，大緻是以這樣一個程序來體現的：先言災異的發生，顯現出天的意志；再引用一些經書大義，繼而切入人事，從而來表達士大夫對于政治現狀的理解，最終是要把災異的出現歸結在現實中人的因素對政治的幹擾上。

    确切地講，在這時候就要把此意上升到外戚或是宦官的幹政，造成了皇權下移，導緻政治敗壞的層面上，從而對“天譴災異”作出解釋。

    舉例來說，如出現日食，和帝時的司徒丁鴻就把它理解為“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進而可以導出“威柄不可以放下，利器不可以假人”的道理。

    采用這樣的災異警示，最終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強”（《後漢書》卷三七《丁鴻傳》）。

    皇權要獨立自強就成為東漢中後期士大夫所表露的共同思想。

     第二，發揮自身所具有的官僚職能，剔除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努力扭轉政治的頹勢。

     範晔在《後漢書》中多次論及東漢中後期衰而不亡的原因，例如：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後臨朝，窦氏憑盛戚之權，将有呂、霍之變。

    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剿奸回之逼。

    不然，國家危矣。

    （《後漢書》卷四三《朱樂何列傳》範晔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