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舉：廢少立獻(3)

由此導緻了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會集議廢立上保持沉默，以及在目睹廢少立獻真正付諸實施時，尚書丁宮會套用《春秋》大義來印證廢少立獻的合理性，太傅袁隗要親自“解帝玺绶”，但他們仍會把董卓置于其群體之外，視作異己，像鮑信會建議對董卓進行突然襲擊，袁紹等人會有意識地脫離洛陽朝堂而奔赴地方州郡，糾集武裝，樹立反董大旗。

    洛陽城中不便于做的事情，大可在城外展開。

     也正是在士大夫對董卓的縱容和放棄之間，廢少立獻的政治結局具有了兩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縱容，使得董卓廢少立獻得以順利實現，長期以來由太後、外戚、宦官造成的東漢皇權危機，就在來自于官僚層面的幹預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決，但皇權衰弱的狀态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

    皇權被強權所壓制的結果，就為漢魏之際的政治發展先期設定了多重的選擇：是用強權取代東漢皇權，建立新皇權？還是擺脫強權，恢複東漢皇權？這都需要後來的人們仔細面對。

     另一面是：因士大夫對董卓的放棄，以廢少立獻為标志，東漢帝國開始解體。

    宋人葉适認為漢末的敗亡不同其他朝代，其顯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七）誠然，在東漢帝國徹底消亡的過程中，士大夫最終是要扮演肢解國家的角色。

    但如何扮演，卻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