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歸:機不可失時不再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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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孔融還特地給曹操寫了封信,讓曹操重用這位有才的人。

    但是在有人倫見識的郭林宗(郭泰字林宗)眼裡,邊讓固然有才,卻“不入道”,也就是不識時務。

    曹操對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後漢書》卷八○下《文苑列傳·邊讓》說:“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

    ”邊讓看不起曹操,曹操就殺了他和他的全家。

    田餘慶先生曾撰文指出,曹操殺邊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兖州士大夫從邊讓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懼”,這就有了“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兖州士大夫站到了曹操的對立面(田餘慶《曹袁之争與世家大族》)。

     這麼看來,張邈的隐憂還是其次,兖州事變的主因就在于邊讓之死對于張邈和陳宮等兖州士大夫的警示。

    下一個邊讓莫不就是自己了? 曹操直到興平二年(195)年底才最終收複失地,但是糧食的匮乏,部隊的減員,以及兖州士大夫的背棄,都促使曹操對兖州的戰略價值做出重新的評估。

     也就在曹操忙着料理内務的時候,長安方面也不太平。

     涼州武人沒有“安樂”多久,那些将軍們就彼此猜疑,互較短長起來。

    李傕覺着樊稠有通敵嫌疑,就殺了樊稠;後來又認為郭汜要下毒害他,就和郭汜開戰……直至發展成興平二年的大規模武裝厮殺。

    而天子卻在這般混亂當中,踏上了東歸之路。

    這裡面又可發現朝臣的身影,“天子得出長安,(鐘)繇有力焉”(《三國志》卷一三《鐘繇傳》)。

    聯想到鐘繇的遊說,鐘繇的策反,鐘繇似乎是在為袁、曹的“期會洛陽,奉迎車駕”默默地做着工作。

     當獻帝渡過黃河,在河東境内求得片刻喘息的消息傳到關東,已是年關歲首了。

    有迹象表明,袁紹方面密切關注着此次獻帝東歸,袁紹的使者郭圖及時出現在河東。

    而曹操似乎也沒有中斷與天子的聯絡,在天子剛剛離開長安不久,就有了曹操正式出任兖州牧的任命,這難道是一種巧合?也就在曹操收複兖州之後,便立即向河東派出了使者。

    看樣子,與天子距離的縮短,使得袁、曹二人不約而同地認為控制天子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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