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空間的“學術共享”問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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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何處、生卒何年、生父系誰、脂硯系誰等等，并存有多種說法，但他總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棄取，當成最後結論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現有材料下被紅學界公認的“難解之謎”或“死結”，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報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從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燒的“曹雪芹”手書對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居然也被劉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麼“雲”影射“史湘雲”，“月”指“麝月”，“三十”與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關等等，僅憑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證性的紅學文章，這種治學态度能說嚴謹麼？更不要說文物真赝尚待鑒定，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拿一個有待證明的命題再推出一個新的結論，大前提就靠不住。
考證性的學術文章不能像寫小說那樣可以向壁虛構，需要紮紮實實地去占有相關的文獻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劉心武特殊的經曆，沒有受過嚴格的學院式訓練，他寫小說或許還可以，但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寫考證性文字方面，并不是他的長項。
我很同意友人鄒自振教授在其紅學專著《紅樓夢發凡》中把劉心武列入“另類紅學家”之冊，認為他的“學術小說”《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隻是把《紅樓夢》作為文學創作素材的一種，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為了證明“吾道不孤”，劉心武還拉出周汝昌先生為大旗，作為自己觀點的呼應。
周先生是紅學史上相當有影響的人物，他對後學的獎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這并不能說明先生支持過的後學晚進的紅學觀點就沒有問題。
劉心武如果從周先生那裡取得“真經”，我倒覺得周先生給他提的一個建議相當不錯：“希望你寫一部小說——從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
不是為了‘清代史’，也不是簡單化的‘圖解’《紅樓夢》，是為了解說人性、人生的大悲劇，即雪芹提出的‘兩賦’的先天靈氣和曆史條件加之于他的後天環境、遭遇、命運”，我深信一個曾經為了我們民族的命運進行過深層思考
考證性的學術文章不能像寫小說那樣可以向壁虛構，需要紮紮實實地去占有相關的文獻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劉心武特殊的經曆，沒有受過嚴格的學院式訓練，他寫小說或許還可以，但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寫考證性文字方面，并不是他的長項。
我很同意友人鄒自振教授在其紅學專著《紅樓夢發凡》中把劉心武列入“另類紅學家”之冊，認為他的“學術小說”《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隻是把《紅樓夢》作為文學創作素材的一種，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為了證明“吾道不孤”，劉心武還拉出周汝昌先生為大旗，作為自己觀點的呼應。
周先生是紅學史上相當有影響的人物，他對後學的獎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這并不能說明先生支持過的後學晚進的紅學觀點就沒有問題。
劉心武如果從周先生那裡取得“真經”，我倒覺得周先生給他提的一個建議相當不錯：“希望你寫一部小說——從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
不是為了‘清代史’，也不是簡單化的‘圖解’《紅樓夢》，是為了解說人性、人生的大悲劇，即雪芹提出的‘兩賦’的先天靈氣和曆史條件加之于他的後天環境、遭遇、命運”，我深信一個曾經為了我們民族的命運進行過深層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