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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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還有《四時閑興》中的，在“往事既成秦鹿失”下注曰“言家業無存”；在“浮名應付楚弓遺”下注曰“言功名未就”。
我們這些紅學家們為何不問問：“秦鹿失”乃取源于《史記·淮陰侯傳》中的“（蒯通）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和《六韬》中的“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這些古典；這古典與張宜泉自注的“家業無存”有什麼關系呢？在詞義的運用上，不僅過去沒有，就是詞性的内涵在不斷變化的将來，恐怕誰也不會用“秦失其鹿”來形容自己的“家業無存”的。
“浮名應付楚弓遺”取自“楚弓楚得”這一古典。
内容是傳說春秋時期，楚共王出獵，遺失寶弓，左右請求之。
共王曰：“止。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這一古典的含義是：楚國丢失了東西，仍為楚國人所得，雖有所失，而利不外溢。
這古典與張宜泉“功名未就”又有何關系呢？難道張宜泉此句的意思是：“對于考取功名，不論誰考上都一樣，我不在乎這些”嗎？我們不覺得這樣理解可笑嗎！我們再将此含義縮小一點，其注特指張宜泉兄弟兩個，但張宜泉之兄在此詩的第四句的注釋裡已“言兄旋繼已逝”，這顯然也講不通。
到此，我們難道還不覺得張宜泉《詩稿》裡的某些自注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與可靠性；當然我在此不是說《詩稿》的全部注釋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詩稿》中處處流露着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張宜泉的這一社會思想實際上并不是起自晚期，而是在他“遊舉業”時便已形成。
張宜泉在他習“舉業”的試貼詩中已到處可見。
在五言排律這一集試帖詩中，張宜泉有“帶雪傲嚴冬，誰知竹與松。
心貞能忍凍，節勁最禁封”（見《凍雪封松竹》），這是他注重民族氣節方面的表現。
他有“刻形羞比鹜，引類恥同鸢”（見《沖天羨鴻鹄》）、“自有昂藏态，繁蘆讵久萦”（見“鶴鳴于九臯））、和“擊鼓誇魚刻，為琴恥爨傷”（見《梧桐生朝陽》），這是他抱負非凡的表露。
試帖詩中自然還有“幾度臨青道，凝目血染空”（見《東郊春草色》）、“到頭堪悅怿，行處更彷徨。
莫厭飛觞樂，于今不是唐”（見《美花多映竹》）、“錦瑟離宮曲，羶笳出塞聲。
羁囚悲（出＋兀）（目＋木＋出），嫠婦泣孤茕。
……蝸涎遺劍匣，虿螫上棋枰”（見《警秋詩二十韻》）和“感今時序度，憶昔歲華殊。
……日照關河遠，煙消寒嶺孤……懷國渾忘苦，勤王豈彈劬”（見《雨雪載途》）這一些反清排滿的基本思想。
也可能正由于他非凡的氣節和超人的膽識抱負，再加上他的民族政權意識，他在“遊舉業”時期便一直在“……刺血情偏苦，穿床意獨欣。
賞奇開妙悟，析義破疑群。
果腹充經史，撐腸刮典墳”（見《三冬足用》）的發憤學習，以備将來推翻滿清王朝所用。
到此，我想我們應該明白一個問題，張宜泉并非僅一個“嗜酒好飲，不肖不材”和“時時在窮愁中滑稽為雄”（周汝昌語，見《村塾過從》161——162頁）的人物；可以說，他是陳勝吳廣一流人物，也是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一類人物，若說到近代史上，他也絕不次于孫中山。
隻所以他毫無成就，是因他生不逢時，在滿清政權的極盛時期，再大的抱負，再大的經綸才能也無濟于事。
張宜泉的社會思想，若要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實不外乎孫中山思想的前半部——“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八個字。
說到張宜泉的這一思想，我很懷疑張宜泉的社會思想的形成，很可能與他在序言中所說的“後從金台李夫子遊舉業”有關，也即與他的李夫子這一老師有關。
我們就不說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是由其老師的傳授影響誘導而來，最起碼來說，張宜泉的反清思想得到了其老師的容忍。
也就是說，張宜泉在遊舉業時，其老師也具有同樣的思想，不然絕不會容忍張宜泉的反清思想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說嚴重一點，恐怕張宜泉早已被逐出師門了——須知此有殺身滅門之禍呀！還有，張宜泉用“鳴琴未肯留金水，雄劍今将赴石梁”來送行的張次石“同學”，也可能與張宜泉一樣，出自李夫子門下。
張宜泉是一個思想如此激進的人物，反清排滿已成為他思想的主流；而曹雪芹與張宜泉的關系又是“同君一别時”“似曆三秋闊”（見《懷曹芹溪》），以及他們的交往還有“不便張皇過，輕移訪載舟”（見《晴溪訪友》）的秘密關系，張宜泉交往人的标準又是“同聲相與應，殊類固難參”（見《蕭然萬籁含虛清》），這些問題都不能不令我們産生這樣的疑問：難道曹雪芹與張宜泉的關系真是周汝昌說的“張宜泉的幾個顯著特點是：身世可傷，家庭多故，嗜吟好飲，不肖不材，坎坷窮愁，孤獨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壯懷，诙諧放達，而不為世容。
所有這些，卻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同之處，因而這也必然就是他們的友誼的基礎”（見《村塾過從》161頁）嗎？ 張宜泉與曹雪芹某些處境是相同了點，嗜吟好飲也可能為他們的交往開辟了前提；但曹雪芹與張宜泉若在“反清排滿”這主要思想問題上沒有相通之處的話，我認為二人的關系絕不會發展到如此非同一般的地步的，在曹雪芹死後，張宜泉恐怕絕不會傷心到“懷人不見淚成行”的。
也就是說：如果張宜泉單方面有此反清排滿思想，而曹雪芹則毫無此思想的話，那麼曹雪芹對張宜泉這個“異類”絕不會來往的，最佳也隻能敬而遠之；那麼反過來也就是說，曹雪芹如果沒有此類同于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的話，張宜泉也會視曹雪芹如糞土的，根本談不上什麼“攜琴情得得，載酒興悠悠”去會這位朋友了。
我想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常識。
我們從曹雪芹與張宜泉交往的關系上，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曹雪芹與張宜泉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它就是推翻滿清政權。
這才是他們交往的共同基礎。
實際上也可以說，曹雪芹與張宜泉的交往關系和交往基礎類同于其祖父曹寅與杜蒼略的知交關系；所區别的是曹雪芹與張宜泉要比曹寅和杜蒼略更有膽識更激進得多。
五、遺物“書箱”的曹雪芹親筆七律 曹雪芹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書箱，不，确切一點說，是張宜泉為我們保留下了曹雪芹的一個寶貴遺物。
這個書箱箱蓋正面的“石頭”和“蘭花”的圖案與文字不僅揭示了《紅樓夢》的内在實質，即《紅樓夢》是圍繞着賈寶玉這塊“頑石”與李纨母子的“一盆蘭”這個主軸關系的問題；而且書箱箱蓋背面的曹雪芹親筆塗改過的七律一首，它也為我們揭開了一直為人們疑惑不解的曹雪芹社會思想這個謎。
有人認為此遺物書箱是僞造的赝品。
這個絕不可能。
一是書箱的木質畢竟是二百年前的東西。
二是此書箱的文字含義的來龍去脈至今尚未有人知曉，紅學家吳恩裕尚且認為書箱箱蓋背面曹雪芹的親筆七律的抒情詩是什麼曹雪芹續弦夫人的“悼亡詩”，更不要說對此一無所知的張行在“僞造”了。
僞造在于“迎合”，要想讓一個人僞造連自己也不懂的東西是絕對不可能的。
吳恩裕在研究此書箱時，認為箱蓋背面的七律一首是曹雪芹續弦夫人“芳卿”寫的“悼亡詩”。
此一觀點自然也不止吳恩裕一人，還有蔡義江和馮其庸等人。
可以說，除了認為此書箱是一個赝品之外，基本上都持這一觀點。
對于此一問題，我在此不想說什麼，因為有我1984年寫的《曹雪芹遺物——書箱的文字研究》一文，它已收入本書的第三部分，它比較詳細地論述了這一有關問題。
我在此處特别一提的是，我們不管怎麼研究，箱蓋背面的五條目錄筆迹和七律一首的筆迹都完全出于一人之手。
七律中第一行“诼”的最後一撇，第二行“裳”的最後一撇，第四行“孃”的最後一撇完全類同于五條目錄“紋”字最後一撇和“本”字第三筆的一撇；還有七律中“誰識戲語終成谶”的“終”字的絲扭的寫法完全類同于五條目錄第四條“編”字絲扭旁的寫法（均見此書第三部分書箱的圖後複印件）。
這就是箱蓋背面的七律一首乃是曹雪芹親筆抒情詩的有力證據。
既然此書箱乃曹雪芹的遺物，此書箱箱蓋背面的七律乃曹雪芹的親筆抒情詩；那麼，我們不妨抽出其中幾句來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七律第一、二句的原作為： “喪明子夏又逝傷，地坼天崩人未亡”。
原作第一句的“喪明”是指明王朝滅亡于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子夏”乃指曆史久遠的華夏國家；“子夏又逝傷”乃指華夏又亡于外族入侵。
此原作第一句的全部含義是，對于華夏政權與國土來說，在繼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亡明之後，又在數月之後，華夏國土又淪喪于滿洲政權。
原作第二句的“地坼天崩”，乃是指一個國家政權的滅亡和國土的淪喪的巨大變異。
“人未亡”，這一句主要指一個民族問題，即指在滿洲入侵之後，反清排滿的志士仁人大有人在。
這一點，曹雪芹至交好友張宜泉詩句中表露出來的“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雄劍今将赴石梁”便是這一方面的很好例證。
還有雍正“上谕”裡的“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也是這一方面的很好的說明。
曹雪芹在寫好此兩句後，又塗去。
改為：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傷”。
“不怨糟糠怨杜康”，乃是說明王朝的滅亡，不，應該是說明王朝的滅亡特别是指中華國土的淪喪，即原作第一句的“喪明子夏又逝傷”，造成這些事件的原因，當歸于明王朝的淫佚奢侈的朱門權貴們，并不怨下層志士仁人和一般平民百姓們。
這裡的“杜康”，乃指朱門權貴，取源于杜甫的“朱門酒肉臭”的含義；“糟糠”乃指平民和下層志士仁人們，它乃取源于“糟糠養賢良”一語。
“乩诼玄羊重克傷”，“玄羊”一語乃指明王朝滅亡前一年的崇祯十六年，此年按甲子為“未羊”年。
“乩诼”一詞乃是指崇祯十六年的“先是崇祯十六年八月，帝發私府圖書，得一箧，緘甚固，誠意伯劉基題署。
發箧得圖一軸，首畫諸軍倒戈棄甲，民間男女奔竄狀；次畫百官朝服披發走；次畫一人，脫冕披發而懸者。
帝覽之，嘿然不怡。
大王當侍側見之，傳于外，可知數已前定雲（見《流寇志》159頁）這一謠傳。
“乩诼玄羊重克傷”的全部含意是：明雖亡于崇祯十七年，但在崇祯十六年已謠傳明王朝氣數已盡，誰知這個“玄羊”年的謠傳竟成了事實。
這是第一句第二句原作和改作的含義。
至于此曹雪芹為什麼要改掉原句，自然是原句“喪明子夏又逝傷”和“地坼天崩人未亡”太顯露了，改後的“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傷”相對而論，自然它隐悔含蓄得多。
不僅如此，改作還可以直陳明王朝滅亡和國士淪喪的原因，可以說曹雪芹在詛咒上層腐敗的朱門權貴們，當然也帶着曹雪芹對其當時社會上流的不滿。
也正因為此詩内客奇特駭異，在曹雪芹死後，書箱的保存者張宜泉還怕有不測，才将此詩用紙又糊了起來。
此七律中的其它有關詩句還包括對《紅樓夢》的自白。
如“織錦意深睥蘇女”，此一句暗示：蘇蕙在織《回文璇玑圖》，而曹雪芹在寫更為曲折隐晦的《紅樓夢》；《紅樓夢》與蘇蕙的《回文璇玑圖》相比，“蘇女”何在話下。
我不想對此七律再作更多的解釋，因為還有我寫的曹雪芹遺物——書箱的文字研究一文也列入此書中。
我隻想抽出此七律的第一句與第二句的原作和改作作以部分說明，從此幾句的含義就可看出曹雪芹的社會政治思想若何了。
顯然，曹雪芹的思想比其祖曹寅的思想更激進，曹雪芹的思想與其密友張宜泉的思想完全類同，這是事實作的結論。
六、結語 作為曹雪芹的社會思想，我們在未研究《紅樓夢》之前，先對曹雪芹的旗籍和民族問題進行了探讨；随後也對曹雪芹的祖父，也即曹家的一個代表人物曹寅的民族思想進行了剖析；下來之後，又對曹雪芹的一個至交密友張宜泉的社會思想進行了研究；最後抽出曹雪芹遺物上的親筆七律中的個别句子進行了對照。
通過這一連串的研究探讨，我們将發現一連串的結論并不像一些紅學家所說的那樣：什麼曹雪芹是滿族“成員”；什麼曹雪芹一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曹寅是一個滿清王朝的忠實奴才；什麼曹雪芹僅僅是一個破落貴族子弟，是一個追緬古歡的纨绔人物。
而恰恰相反：曹雪芹是漢族，曹雪芹的民族思想從其祖父曹寅開始便發生了裂變；曹雪芹顯然受着其祖父的民族意識的影響；特别是從一個“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雄劍今将赴石梁”的極端反清排滿分子張宜泉的《詩稿》中發現，曹雪芹與他的交往關系非同一般，這就從一個側面說明曹雪芹顯然有類同張宜泉的反清思想；最後從曹雪芹遺物書箱上抽出曹雪芹的親筆七律個别句子進行了研究，其結果與前邊所研究的結論完全一緻，這就更說明曹雪芹有反滿情緒和推翻滿清政權的社會思想。
他與張宜泉一樣，可以說是孫中山等革命志士仁人推翻滿清政權的“隐形”先驅。
我想這一結論并不成問題。
當然，除此之外，作為反映曹雪芹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将是他《紅樓夢》的文章結構和寫作内容，此問題留作後面再逐步讨論，此處不作贅述。
我們這些紅學家們為何不問問：“秦鹿失”乃取源于《史記·淮陰侯傳》中的“（蒯通）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和《六韬》中的“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這些古典；這古典與張宜泉自注的“家業無存”有什麼關系呢？在詞義的運用上，不僅過去沒有，就是詞性的内涵在不斷變化的将來，恐怕誰也不會用“秦失其鹿”來形容自己的“家業無存”的。
“浮名應付楚弓遺”取自“楚弓楚得”這一古典。
内容是傳說春秋時期，楚共王出獵，遺失寶弓，左右請求之。
共王曰：“止。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這一古典的含義是：楚國丢失了東西，仍為楚國人所得，雖有所失，而利不外溢。
這古典與張宜泉“功名未就”又有何關系呢？難道張宜泉此句的意思是：“對于考取功名，不論誰考上都一樣，我不在乎這些”嗎？我們不覺得這樣理解可笑嗎！我們再将此含義縮小一點，其注特指張宜泉兄弟兩個，但張宜泉之兄在此詩的第四句的注釋裡已“言兄旋繼已逝”，這顯然也講不通。
到此，我們難道還不覺得張宜泉《詩稿》裡的某些自注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與可靠性；當然我在此不是說《詩稿》的全部注釋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詩稿》中處處流露着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張宜泉的這一社會思想實際上并不是起自晚期，而是在他“遊舉業”時便已形成。
張宜泉在他習“舉業”的試貼詩中已到處可見。
在五言排律這一集試帖詩中，張宜泉有“帶雪傲嚴冬，誰知竹與松。
心貞能忍凍，節勁最禁封”（見《凍雪封松竹》），這是他注重民族氣節方面的表現。
他有“刻形羞比鹜，引類恥同鸢”（見《沖天羨鴻鹄》）、“自有昂藏态，繁蘆讵久萦”（見“鶴鳴于九臯））、和“擊鼓誇魚刻，為琴恥爨傷”（見《梧桐生朝陽》），這是他抱負非凡的表露。
試帖詩中自然還有“幾度臨青道，凝目血染空”（見《東郊春草色》）、“到頭堪悅怿，行處更彷徨。
莫厭飛觞樂，于今不是唐”（見《美花多映竹》）、“錦瑟離宮曲，羶笳出塞聲。
羁囚悲（出＋兀）（目＋木＋出），嫠婦泣孤茕。
……蝸涎遺劍匣，虿螫上棋枰”（見《警秋詩二十韻》）和“感今時序度，憶昔歲華殊。
……日照關河遠，煙消寒嶺孤……懷國渾忘苦，勤王豈彈劬”（見《雨雪載途》）這一些反清排滿的基本思想。
也可能正由于他非凡的氣節和超人的膽識抱負，再加上他的民族政權意識，他在“遊舉業”時期便一直在“……刺血情偏苦，穿床意獨欣。
賞奇開妙悟，析義破疑群。
果腹充經史，撐腸刮典墳”（見《三冬足用》）的發憤學習，以備将來推翻滿清王朝所用。
到此，我想我們應該明白一個問題，張宜泉并非僅一個“嗜酒好飲，不肖不材”和“時時在窮愁中滑稽為雄”（周汝昌語，見《村塾過從》161——162頁）的人物；可以說，他是陳勝吳廣一流人物，也是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一類人物，若說到近代史上，他也絕不次于孫中山。
隻所以他毫無成就，是因他生不逢時，在滿清政權的極盛時期，再大的抱負，再大的經綸才能也無濟于事。
張宜泉的社會思想，若要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實不外乎孫中山思想的前半部——“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八個字。
說到張宜泉的這一思想，我很懷疑張宜泉的社會思想的形成，很可能與他在序言中所說的“後從金台李夫子遊舉業”有關，也即與他的李夫子這一老師有關。
我們就不說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是由其老師的傳授影響誘導而來，最起碼來說，張宜泉的反清思想得到了其老師的容忍。
也就是說，張宜泉在遊舉業時，其老師也具有同樣的思想，不然絕不會容忍張宜泉的反清思想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說嚴重一點，恐怕張宜泉早已被逐出師門了——須知此有殺身滅門之禍呀！還有，張宜泉用“鳴琴未肯留金水，雄劍今将赴石梁”來送行的張次石“同學”，也可能與張宜泉一樣，出自李夫子門下。
張宜泉是一個思想如此激進的人物，反清排滿已成為他思想的主流；而曹雪芹與張宜泉的關系又是“同君一别時”“似曆三秋闊”（見《懷曹芹溪》），以及他們的交往還有“不便張皇過，輕移訪載舟”（見《晴溪訪友》）的秘密關系，張宜泉交往人的标準又是“同聲相與應，殊類固難參”（見《蕭然萬籁含虛清》），這些問題都不能不令我們産生這樣的疑問：難道曹雪芹與張宜泉的關系真是周汝昌說的“張宜泉的幾個顯著特點是：身世可傷，家庭多故，嗜吟好飲，不肖不材，坎坷窮愁，孤獨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壯懷，诙諧放達，而不為世容。
所有這些，卻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同之處，因而這也必然就是他們的友誼的基礎”（見《村塾過從》161頁）嗎？ 張宜泉與曹雪芹某些處境是相同了點，嗜吟好飲也可能為他們的交往開辟了前提；但曹雪芹與張宜泉若在“反清排滿”這主要思想問題上沒有相通之處的話，我認為二人的關系絕不會發展到如此非同一般的地步的，在曹雪芹死後，張宜泉恐怕絕不會傷心到“懷人不見淚成行”的。
也就是說：如果張宜泉單方面有此反清排滿思想，而曹雪芹則毫無此思想的話，那麼曹雪芹對張宜泉這個“異類”絕不會來往的，最佳也隻能敬而遠之；那麼反過來也就是說，曹雪芹如果沒有此類同于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的話，張宜泉也會視曹雪芹如糞土的，根本談不上什麼“攜琴情得得，載酒興悠悠”去會這位朋友了。
我想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常識。
我們從曹雪芹與張宜泉交往的關系上，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曹雪芹與張宜泉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它就是推翻滿清政權。
這才是他們交往的共同基礎。
實際上也可以說，曹雪芹與張宜泉的交往關系和交往基礎類同于其祖父曹寅與杜蒼略的知交關系；所區别的是曹雪芹與張宜泉要比曹寅和杜蒼略更有膽識更激進得多。
五、遺物“書箱”的曹雪芹親筆七律 曹雪芹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書箱，不，确切一點說，是張宜泉為我們保留下了曹雪芹的一個寶貴遺物。
這個書箱箱蓋正面的“石頭”和“蘭花”的圖案與文字不僅揭示了《紅樓夢》的内在實質，即《紅樓夢》是圍繞着賈寶玉這塊“頑石”與李纨母子的“一盆蘭”這個主軸關系的問題；而且書箱箱蓋背面的曹雪芹親筆塗改過的七律一首，它也為我們揭開了一直為人們疑惑不解的曹雪芹社會思想這個謎。
有人認為此遺物書箱是僞造的赝品。
這個絕不可能。
一是書箱的木質畢竟是二百年前的東西。
二是此書箱的文字含義的來龍去脈至今尚未有人知曉，紅學家吳恩裕尚且認為書箱箱蓋背面曹雪芹的親筆七律的抒情詩是什麼曹雪芹續弦夫人的“悼亡詩”，更不要說對此一無所知的張行在“僞造”了。
僞造在于“迎合”，要想讓一個人僞造連自己也不懂的東西是絕對不可能的。
吳恩裕在研究此書箱時，認為箱蓋背面的七律一首是曹雪芹續弦夫人“芳卿”寫的“悼亡詩”。
此一觀點自然也不止吳恩裕一人，還有蔡義江和馮其庸等人。
可以說，除了認為此書箱是一個赝品之外，基本上都持這一觀點。
對于此一問題，我在此不想說什麼，因為有我1984年寫的《曹雪芹遺物——書箱的文字研究》一文，它已收入本書的第三部分，它比較詳細地論述了這一有關問題。
我在此處特别一提的是，我們不管怎麼研究，箱蓋背面的五條目錄筆迹和七律一首的筆迹都完全出于一人之手。
七律中第一行“诼”的最後一撇，第二行“裳”的最後一撇，第四行“孃”的最後一撇完全類同于五條目錄“紋”字最後一撇和“本”字第三筆的一撇；還有七律中“誰識戲語終成谶”的“終”字的絲扭的寫法完全類同于五條目錄第四條“編”字絲扭旁的寫法（均見此書第三部分書箱的圖後複印件）。
這就是箱蓋背面的七律一首乃是曹雪芹親筆抒情詩的有力證據。
既然此書箱乃曹雪芹的遺物，此書箱箱蓋背面的七律乃曹雪芹的親筆抒情詩；那麼，我們不妨抽出其中幾句來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七律第一、二句的原作為： “喪明子夏又逝傷，地坼天崩人未亡”。
原作第一句的“喪明”是指明王朝滅亡于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子夏”乃指曆史久遠的華夏國家；“子夏又逝傷”乃指華夏又亡于外族入侵。
此原作第一句的全部含義是，對于華夏政權與國土來說，在繼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亡明之後，又在數月之後，華夏國土又淪喪于滿洲政權。
原作第二句的“地坼天崩”，乃是指一個國家政權的滅亡和國土的淪喪的巨大變異。
“人未亡”，這一句主要指一個民族問題，即指在滿洲入侵之後，反清排滿的志士仁人大有人在。
這一點，曹雪芹至交好友張宜泉詩句中表露出來的“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雄劍今将赴石梁”便是這一方面的很好例證。
還有雍正“上谕”裡的“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也是這一方面的很好的說明。
曹雪芹在寫好此兩句後，又塗去。
改為：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傷”。
“不怨糟糠怨杜康”，乃是說明王朝的滅亡，不，應該是說明王朝的滅亡特别是指中華國土的淪喪，即原作第一句的“喪明子夏又逝傷”，造成這些事件的原因，當歸于明王朝的淫佚奢侈的朱門權貴們，并不怨下層志士仁人和一般平民百姓們。
這裡的“杜康”，乃指朱門權貴，取源于杜甫的“朱門酒肉臭”的含義；“糟糠”乃指平民和下層志士仁人們，它乃取源于“糟糠養賢良”一語。
“乩诼玄羊重克傷”，“玄羊”一語乃指明王朝滅亡前一年的崇祯十六年，此年按甲子為“未羊”年。
“乩诼”一詞乃是指崇祯十六年的“先是崇祯十六年八月，帝發私府圖書，得一箧，緘甚固，誠意伯劉基題署。
發箧得圖一軸，首畫諸軍倒戈棄甲，民間男女奔竄狀；次畫百官朝服披發走；次畫一人，脫冕披發而懸者。
帝覽之，嘿然不怡。
大王當侍側見之，傳于外，可知數已前定雲（見《流寇志》159頁）這一謠傳。
“乩诼玄羊重克傷”的全部含意是：明雖亡于崇祯十七年，但在崇祯十六年已謠傳明王朝氣數已盡，誰知這個“玄羊”年的謠傳竟成了事實。
這是第一句第二句原作和改作的含義。
至于此曹雪芹為什麼要改掉原句，自然是原句“喪明子夏又逝傷”和“地坼天崩人未亡”太顯露了，改後的“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傷”相對而論，自然它隐悔含蓄得多。
不僅如此，改作還可以直陳明王朝滅亡和國士淪喪的原因，可以說曹雪芹在詛咒上層腐敗的朱門權貴們，當然也帶着曹雪芹對其當時社會上流的不滿。
也正因為此詩内客奇特駭異，在曹雪芹死後，書箱的保存者張宜泉還怕有不測，才将此詩用紙又糊了起來。
此七律中的其它有關詩句還包括對《紅樓夢》的自白。
如“織錦意深睥蘇女”，此一句暗示：蘇蕙在織《回文璇玑圖》，而曹雪芹在寫更為曲折隐晦的《紅樓夢》；《紅樓夢》與蘇蕙的《回文璇玑圖》相比，“蘇女”何在話下。
我不想對此七律再作更多的解釋，因為還有我寫的曹雪芹遺物——書箱的文字研究一文也列入此書中。
我隻想抽出此七律的第一句與第二句的原作和改作作以部分說明，從此幾句的含義就可看出曹雪芹的社會政治思想若何了。
顯然，曹雪芹的思想比其祖曹寅的思想更激進，曹雪芹的思想與其密友張宜泉的思想完全類同，這是事實作的結論。
六、結語 作為曹雪芹的社會思想，我們在未研究《紅樓夢》之前，先對曹雪芹的旗籍和民族問題進行了探讨；随後也對曹雪芹的祖父，也即曹家的一個代表人物曹寅的民族思想進行了剖析；下來之後，又對曹雪芹的一個至交密友張宜泉的社會思想進行了研究；最後抽出曹雪芹遺物上的親筆七律中的個别句子進行了對照。
通過這一連串的研究探讨，我們将發現一連串的結論并不像一些紅學家所說的那樣：什麼曹雪芹是滿族“成員”；什麼曹雪芹一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曹寅是一個滿清王朝的忠實奴才；什麼曹雪芹僅僅是一個破落貴族子弟，是一個追緬古歡的纨绔人物。
而恰恰相反：曹雪芹是漢族，曹雪芹的民族思想從其祖父曹寅開始便發生了裂變；曹雪芹顯然受着其祖父的民族意識的影響；特别是從一個“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雄劍今将赴石梁”的極端反清排滿分子張宜泉的《詩稿》中發現，曹雪芹與他的交往關系非同一般，這就從一個側面說明曹雪芹顯然有類同張宜泉的反清思想；最後從曹雪芹遺物書箱上抽出曹雪芹的親筆七律個别句子進行了研究，其結果與前邊所研究的結論完全一緻，這就更說明曹雪芹有反滿情緒和推翻滿清政權的社會思想。
他與張宜泉一樣，可以說是孫中山等革命志士仁人推翻滿清政權的“隐形”先驅。
我想這一結論并不成問題。
當然，除此之外，作為反映曹雪芹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将是他《紅樓夢》的文章結構和寫作内容，此問題留作後面再逐步讨論，此處不作贅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