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頓盡追懷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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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中國大陸，又升起了兩顆以作家身份研究《紅樓夢》的新星——王蒙和劉心武。
1991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王蒙的紅學專著《紅樓啟示錄》，15萬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寫成的。
當時作者住在醫院中。
成書之前，單篇文章曾披載于報刊，讀者争相傳閱，有洛陽紙貴之勢。
作家宗璞為《紅樓啟示錄》作序，稱讀王蒙的紅學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熏風之感”。
她說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這一領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沒有寫出，讀者沒有想到，或可說雪芹也沒意識到的”。
讀過王著的人，會認可這一評價，不會認為是作家之間的調侃溢美之詞。
《紅樓啟示錄》第一版印行一萬冊，不久再版、三版，現在已經印行五六萬冊了。
劉心武對《紅樓夢》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發表在《讀書》雜志上的《話說趙姨娘》一文，頗有可讀性。
後來還作起了紅學考證，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發表于《紅樓夢學刊》，周汝昌撰文呼應，一時在讀者中有較大的反響。
第四，百年來的《紅樓夢》研究表明，紅學的盛衰似乎與社會變端有一定的關系。
何時《紅樓夢》研究變得熱門，往往有具體的文化背景。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有人寫了一首詩：“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
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
”詩後有小注寫道：“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
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
”參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二冊，第40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這說明《紅樓夢》研究有自己的現實的關注點。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顧颉剛通信讨
1991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王蒙的紅學專著《紅樓啟示錄》，15萬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寫成的。
當時作者住在醫院中。
成書之前，單篇文章曾披載于報刊，讀者争相傳閱，有洛陽紙貴之勢。
作家宗璞為《紅樓啟示錄》作序，稱讀王蒙的紅學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熏風之感”。
她說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這一領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沒有寫出，讀者沒有想到，或可說雪芹也沒意識到的”。
讀過王著的人，會認可這一評價，不會認為是作家之間的調侃溢美之詞。
《紅樓啟示錄》第一版印行一萬冊，不久再版、三版，現在已經印行五六萬冊了。
劉心武對《紅樓夢》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發表在《讀書》雜志上的《話說趙姨娘》一文，頗有可讀性。
後來還作起了紅學考證，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發表于《紅樓夢學刊》，周汝昌撰文呼應，一時在讀者中有較大的反響。
第四，百年來的《紅樓夢》研究表明，紅學的盛衰似乎與社會變端有一定的關系。
何時《紅樓夢》研究變得熱門，往往有具體的文化背景。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有人寫了一首詩：“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
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
”詩後有小注寫道：“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
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
”參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二冊，第40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這說明《紅樓夢》研究有自己的現實的關注點。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顧颉剛通信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