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盡鳥投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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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牍之學,已在悄然興起。

     梁啟超論學術思潮的演變,把學術思潮區分為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四個階段,并用佛家生、住、異、滅四分流轉相作比照。

    他說啟蒙期是“對于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其特點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

    所謂未遑者,非擱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

    雖然其條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梁啟超論清學吏二種》(朱維铮校注),第2頁至第3頁。

    下引任公先生語同此.不複注。

    比之紅學,本世紀初胡适向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隐派宣戰,實與之相仿佛。

    因此當時的紅學可看做是處于啟蒙期的紅學。

     學術思潮處于全盛期的特點,梁啟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伏熠,不複能抗顔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

    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

    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阘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于其林為恥。

    ”這用來形容紅學的全盛期,天衣無縫,恰到好處。

    是有一個時期,我們的“才智之士”都願意廁身紅學,并“以此為好尚”啊! 學術思潮進入蛻分期的特點,依任公先生的說法其表現是:“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辟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隻能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

    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

    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為大國。

    則新衍之别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骎骎乎奪其席。

    ”隻要看看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三位考證派主将的聲勢氣象,以及他們的使紅學愈分愈細,不僅三人之間于家世考證、作者考證、版本考證各有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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