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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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不大好的。
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
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
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35〕。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ldquo散發&rdquo以示闊氣。
〔36〕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
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ldquo散發&rdquo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
因此影響到晉時&ldquo居喪無禮&rdquo。
--本來魏晉時，對于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
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
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37〕--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
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
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所以就變成&ldquo居喪無禮&rdquo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
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
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
他們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ldquo正始名士&rdquo〔39〕。
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40〕一書裡可以看到。
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41〕所殺。
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
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着，因為唐時還有&ldquo解散方&rdquo〔42〕，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
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谧〔43〕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
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
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
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
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
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44〕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
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ldquo竹林名士&rdquo，也是七個，所以又稱&ldquo竹林七賢&rdquo〔45〕。
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
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
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
但嵇康也飲酒，劉伶〔48〕也是這裡面的一個。
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
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于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
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ldquo口不臧否人物&rdquo〔50〕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
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
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态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
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态，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
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号〔51〕。
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
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
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褲子中來？〔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53〕裡有說：&ldquo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将何懷？&rdquo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
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
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
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隐而不顯的。
宋的顔延之〔55〕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
他詩裡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
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
孔子說：&ldquo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rdquo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56〕，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随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
還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
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ldquo非湯武而薄周孔&rdquo。
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将嵇康殺了〔58〕。
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
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禅讓天下的。
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
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
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
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禅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于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
反對的也很多。
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
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61〕，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将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
季劄說：&ldquo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
&rdquo〔62〕這是确的，大凡明于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
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
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
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
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将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
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亵黩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
--但其實不過是态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
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
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
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
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别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
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
他們倒是迂夫子，将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
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别人來模仿他。
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
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鐘會。
〔64〕鐘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
其時嵇康就問他：&ldquo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rdquo鐘會答道：&ldquo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rdquo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
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
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
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将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争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
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着杯子。
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
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
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于兒子不像父親，稱為&ldquo不肖&rdquo，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
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
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内心，卻不知道。
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
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ldquo空城計&rdquo，毫無實際了。
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
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
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
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35〕。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ldquo散發&rdquo以示闊氣。
〔36〕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
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ldquo散發&rdquo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
因此影響到晉時&ldquo居喪無禮&rdquo。
--本來魏晉時，對于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
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
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37〕--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
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
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所以就變成&ldquo居喪無禮&rdquo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
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
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
他們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ldquo正始名士&rdquo〔39〕。
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40〕一書裡可以看到。
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41〕所殺。
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
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着，因為唐時還有&ldquo解散方&rdquo〔42〕，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
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谧〔43〕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
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
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
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
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
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44〕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
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ldquo竹林名士&rdquo，也是七個，所以又稱&ldquo竹林七賢&rdquo〔45〕。
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
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
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
但嵇康也飲酒，劉伶〔48〕也是這裡面的一個。
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
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于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
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ldquo口不臧否人物&rdquo〔50〕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
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
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态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
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态，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
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号〔51〕。
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
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
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褲子中來？〔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53〕裡有說：&ldquo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将何懷？&rdquo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
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
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
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隐而不顯的。
宋的顔延之〔55〕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
他詩裡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
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
孔子說：&ldquo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rdquo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56〕，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随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
還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
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ldquo非湯武而薄周孔&rdquo。
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将嵇康殺了〔58〕。
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
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禅讓天下的。
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
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
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
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禅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于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
反對的也很多。
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
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61〕，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将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
季劄說：&ldquo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
&rdquo〔62〕這是确的，大凡明于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
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
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
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
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将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
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亵黩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
--但其實不過是态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
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
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
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
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别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
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
他們倒是迂夫子，将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
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别人來模仿他。
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
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鐘會。
〔64〕鐘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
其時嵇康就問他：&ldquo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rdquo鐘會答道：&ldquo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rdquo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
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
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
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将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争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
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着杯子。
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
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
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于兒子不像父親，稱為&ldquo不肖&rdquo，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
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
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内心，卻不知道。
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
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ldquo空城計&rdquo，毫無實際了。
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