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金聖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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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2〕,其實是很不合适的。

    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并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

    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

    他擡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并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3〕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

    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對于《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

    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4〕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浒》的後小半,〔5〕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

    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于流寇,隻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

    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

    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着相告道:“怎麼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

    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于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齧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将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後來能夠比較的不複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

    所區别的隻在“流”與“坐”,卻并不在“寇”與“王”。

    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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