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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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産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擊。

    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1〕,前“第三種人”〔2〕施蟄存〔3〕和杜衡即蘇汶〔4〕,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隽〔5〕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

    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隻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

    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着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

    況且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争,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

    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争,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向。

    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内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裡面卻包藏着“死之說教者”〔6〕,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為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裡面。

    當然不敢說是詩史〔7〕,其中有着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

    我隻在深夜的街頭擺着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于上海之且介亭〔8〕。

     〔1〕邵洵美(1906—1968)浙江餘姚人。

    曾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所謂唯美主義文學。

    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編輯同人”。

    該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譯載魯迅用日文寫的《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中談監獄一節,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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