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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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先生: 多謝你的來信,使我們知道,知道我們的《莽原》原來是“談社會主義”的。

     這也不獨武昌的教授為然,全國的教授都大同小異。

    一個已經足夠了,何況是聚起來成了“會”。

    他們的根據,就在“教授”,這是明明白白的。

    我想他們的話在“會”裡也一定不會錯。

    為什麼呢?就因為他們是教授。

    我們的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麼?他田地就有二百畝!” 至于《莽原》,說起來實在慚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來信所說,不過“是些廢話和大部分的文藝作品”。

    我們倒也并不是看見社會主義四個字就吓得兩眼朝天,口吐白沫,隻是沒有研究過,所以也沒有談,自然更沒有用此來宣傳任何主義的意思。

    “為什麼要辦刊物?一定是要宣傳什麼主義。

    為什麼要宣傳主義?一定是在得某國的錢”這一類的教授邏輯,在我們的心裡還沒有。

    所以請你盡可放心看去,總不至于因此會使教授化為白癡,富翁變成乞丐的。

    ——但保險單我可也不寫。

     你的名字用得不錯,在現在的中國,這種“加害”的确要防的。

    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因為投稿用了真名,已經被教授老爺謀害了〔2〕。

    《現代評論》上有人發議論〔3〕道,“假設我們把知識階級完全打倒後一百年,世界成個什麼世界呢?”你看他多麼“心上有杞天之慮”〔4〕? 魯迅。

    六,九。

     順便答複C先生:來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話作為回答罷。

     備考:來信 魯迅先生: 我們學校裡也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雖說不到國内的報章刊物雜志一切盡有,大概也有一二種;而辦學者雖說不到以全副力量在這裡辦學,總算得是出了一點狗力在這裡厮鬧。

     有一天,一位同學要求圖書館主任訂購《莽原》,主任把這件事提交教授會議——或者是評議會,經神聖的教授會審查,說《莽原》是談社會主義的,不能訂。

    然而主任敵不過那同學的要求,終究訂了。

     我自從聽到《莽原》是談社會主義的以後,便細心的從第一期起,重行翻閱一回,始終一點兒證據也找不着。

    不知他們所說的根據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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