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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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有染,夫人也是在市府宿舍大院裡吵鬧不休,其境況相當于孫行者大鬧天宮。
對于這樣極具雌威的夫人,江大偉采取了以柔克剛的做法,用了大量時間深入洪府,陪夫人聊天解悶做家務。
其時,在洪大光家裡,江大偉買米買菜搬東運西伸手就來,拖地洗碗抹桌子也是見眼生勤,就連夫人來了例假換下來的*也幫着收拾。
而且,江大偉摸準了洪夫人的喜好,每逢紅白喜事總要熱情幫助操辦,張羅陽城官場中人前來捧場,光是一家三口的生日每年就要過上好多次。
最為離奇的是,某年洪夫人生日,江大偉先後幫助操辦四次,陽曆過了再過陰曆,就連閏月也沒放過,最後還添了一個所謂的“跨日壽”,說是其出生時正逢子夜。
如是,他便獲得了洪夫人的賞識。
後來,洪大光升任市委書記,直接把江大偉從辦公室副主任提為副秘書長。
丁松主政市府時代,雖然與洪大光關系形同水火,卻并不因此排斥江大偉。
相反,時間不長,江大偉就成了他的紅人。
個中緣由,據說是緣于丁松上任後的那次中央黨校培訓。
丁松接任陽城市長後,參加了一期中央黨校的中青班,時間三個月。
這種封閉式培訓,紀律要求嚴明,生活相對清淡,對丁松這種官員來說,本來是一件相當枯燥的事。
可是,江大偉卻從中發現了玄機。
他主動跟到北京,悄悄落足陽城駐京辦,做起了丁松的專職陪讀。
期間,他一方面發動在京城的所有關系,包括陽城籍官員、商人之類,每天都安排了豐富的宴請與娛樂生活。
另一方面,有計劃地安排陽城方面縣(市)、區、部、委、辦、局的要員,分批來北京慰問,除了順便帶些煙、酒、茶之類貨物,有的官員還把丁松喜歡的女人也一并捎上。
如此,丁松的京城黨校生活便顯得繁忙且多彩。
在他任上,江大偉再次官升一級,成為市府大總管。
洪大光、丁松們也知道江大偉的為人,對機關裡的非議多有耳聞,可最後還是無一例外地喜歡并提拔之,如此便形成了一個大大的悖論,更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江大偉現象”。
“有些能力差、品德一般、口碑不佳的幹部,正是因為在群衆中比較孤立,自己有相當重的危機感,所以也就不敢有個性,不敢張揚,隻能忠心耿耿緊跟領導,除此,别無他途。
這樣的人,領導既不用提防他耍什麼花招、搞什麼陰謀陽謀,更加不怕他颠覆自己的官位權威,容易讓領導放心。
反之,如果身邊工作人員能力太強、水平太高、群衆基礎太好,在下邊一呼百應,這樣的幹部容易起哄鬧事,也易于滋生野心與反骨,領導往往不容易駕馭,你說能讓人放心嗎?”馮開嶺曾經隐晦評點過“江大偉現象”。
對于秘書的命運結局,黃一平曾經聽到過很多說法。
有人說,跟随不同的領導,便有不同的命運;也有人說,不同的跟法,就有不同的結局;還有人說,不同能力水平的秘書,會有不同的下場;更有人說,性格即命運,就是說的秘書。
從江大偉身上,黃一平倒是非常傾向于最後這種說法。
“好的。
有你江秘書長親自掌舵、把關,我一定加倍努力,把事情做圓滿。
在這過程中,有什麼困難和疑問我會及時請示彙報。
” 對于江大偉的陽奉陰違、推诿耍滑,黃一平心裡雖然不滿,嘴上卻不好說什麼,甚至連表情也不便流露出來。
平心而論,自從十一年前調來市府辦,江大偉就一直是他的頂頭上司,對他即使算不上多麼關照,卻也沒有壞過他的事。
去年那次風波,周圍不少同事或是冷眼旁觀,或是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江大偉則基本處于中立,暗中甚至表示了适度的同情。
眼下,雖然自己是廖市長秘書,可江大偉依然管着他,屬于那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角色。
因此,黃一平在處理與江大偉的關系上,還是要把握分寸、善藏不露。
可是,黃一平也知道,江大偉的推诿,一方面是其性格、品行特點所決定,另一方面也有客觀存在的難處。
說到底,江大偉之所以把皮球踢給他,其實是對廖志國的“鲲鵬館”信心不足,生怕因此卷入矛盾,弄得一身腥氣。
其實,黃一平又何嘗沒有這種顧慮呢?江大偉踢出的這隻皮球,委實也不太好接哩。
黃一平明白,廖志國此時推出的這個項目,困難和阻力可以想象—— 先說當下陽城官場現狀。
八個月前,正值N省地級市政府換屆前夕,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廖志國與馮開嶺分别由陽江、陽城兩地對調,并于不久之後各自順利當選市長。
期間,陽城原任市長丁松改任政協主席,市委副書記張大龍任人大常務副主任。
稍後,省裡也召開兩會,陽城市委書記洪大光作為副省長候選人,本來十拿九穩笃定當選。
不料,會議期間,忽然出現很多舉報洪大光的材料,在各代表團住處悄悄散發。
選舉前一天,又有上百名濱江新城工地上的建築工人,因為追讨工資在會場前靜坐,結果洪大光以區區二十票之差,輸給了另一位候選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來陽城考察的副省長。
如此一來,洪大光隻好回陽城繼續做他的市委書記兼人大主任。
表面看,省市換屆塵埃落定,各種政治勢力已經各就各位,可實際上,根本矛盾并沒有平息,對立的源頭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隻是暫時處于休整、蟄伏狀态。
就洪大光一方來說,在陽城官場苦心經營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周邊地區資曆相當的市委書記大多都已上升,這次進省府班子本來已是煮熟的鴨子,誰知還是被人攪了。
至于誰是幕後黑手,閉着眼睛都能猜得出來,必定是丁松聯絡了省裡一幫老幹部所為。
在丁松這一邊,雖說通過種種努力,暫時阻止了洪大光前進的步伐,可并沒能一擊置其于死地。
省裡一位領導曾經勸他,說:“大家一起共事幾年不容易,有點矛盾也屬正常,當饒人處且饒人,事實證明洪大光并無多大問題,最多過個一年半載,遲早還會安排到省裡工作嘛。
”丁松聽了,心裡自然不會服氣。
這兩股勢力的暗中較勁,就像一隻巨大的火藥桶,不知何時就會爆發,再次把陽城攪得天翻地覆,豈容你一個新來的市長從容做事! 再說陽城的特殊市情與财政狀況。
陽城與陽江雖然都是地級城市,人口、地域狀況大體相當,可是區位情況卻區别很大。
陽江地處江南,得交通、地理之便利,又受幾個大城市的直接輻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雄厚,屬于N省的發達闆塊。
而陽城則偏居江北一隅,因為地理位置的局限,幾乎成為一個交通與商貿的死角,幸而開放以來建了長江大橋、鐵路、港口等等,才開始加速追趕。
然而,畢竟思想觀念、社會基礎、經濟指标諸方面差距明顯,在陽江可行的事情,在陽城則未必。
試想,區區六百萬人口的城市,城區人口不足五十萬,卻要建“鲲鵬館”這樣一座超大體量的場館,不說建成之後是否能派上用場、收回成本,單就建設費用恐怕也是一個不能承受之重,憑借陽城目前的财力狀況,何以承擔得起啊!何況,所謂政績、面子工程,向來為陽城政壇大忌,尤其是省裡一幫老人,更是與陽城這邊遙相呼應,時刻把警惕的目光盯在一幫官員身上。
前幾年,洪大光與丁松主政市府,幾次提出要建造萬人體育館、超高摩天樓,無一例外遭到扼殺。
還有,廖志國目前在陽城的實際地位也不容樂觀。
說起來,作為一座六百萬人口城市的市長,又兼着市委副書記,在陽城這方土地上可謂位高權重,一言九鼎,不說為所欲為,至少也應該少有顧忌。
其實并不然。
熟悉官場結構者皆知,像陽城這等地方,市府之上有市委,左右有人大、政協,很多事情的拍闆決定權并不在政府行政主官手上。
加之,陽城官場向來就有排外的習慣,尤其是近些年,鮮有黨政領導在省裡得到提拔重用,雖然主要是因為内部争鬥導緻兩敗俱傷,可很少有人主動從自身找原因,而是結怨于上邊的不公,并把怨恨直接發洩到外來幹部身上。
古語雲,強龍難壓地頭蛇。
廖志國作為一位外來官員,任職陽城不過七八個月,擔任市長時間更短,尚處于陽城官場中人眼裡的見習期,是個倍受挑剔目光審視的新媳婦,按照常規遠未達到可以動手大幹的時候。
陽城官場本就複雜,外來官員更是受到特殊關注,前邊說到的那兩句順口溜,說是一則民謠,卻也是對陽城官場的一個生動總結。
廖志國以其立足未穩之态,馬上就要搞這樣一個偌大項目,風險系數頗高。
當然,黃一平也清楚,廖志國性格外向,個性偏強,是個氣盛之人。
面對陽城如此複雜的環境,他絕不可能等閑視之、無所作為,更不會像民謠所言被動等待别人把自己攆出陽城。
新任市長,情況不熟,政府組成人員的任命,基本聽從于陽城市委市府老班子。
廖志國工作一段時間後,感覺有些部門主管不太順手,曾試圖作個别調整,卻在常委會上以剛剛換屆的名義遭到否決。
一時間,好多重大事項因為牽涉複雜的關系與矛盾,他都鮮有表态發言權,更加别說決策主導權。
眼下,這個“鲲鵬館”工程,其實帶有試水性質,也正如他所言,是希望以此為杠杆和支點,來撬動陽城官場這塊龐然大物。
直白些說,廖志國的這一舉動,多少帶有賭的性質,而且一旦真正啟動了,不論困難與阻力多大,都不會有多少退路。
廖志國沒有退路,黃一平自然也沒有退路。
這時,他不由想起廖志國的那個“肌體論”與“境界論”。
現在,他所充當的角色,就是廖市長所說的耳目、喉舌、手腳。
他隻能沖鋒陷陣,别無選擇。
話說回來,即便江大偉不推诿、不逃避,像“鲲鵬館”這樣重要的事項,從廖市長的本意出發,也希望他這個貼身秘書勇于擔當,沖在前邊,而不能假手于那個滑頭滑腦的江大偉。
按說,廖志國與江大偉本來就沒有多少交情,也不具備信任的基礎,憑後者的能力水平自然也難辦成什麼大事。
可黃一平就不同了,廖市長剛上任,就将他從黨校調到身邊,提了職務不說,還解決了老婆的調動問題。
當此關鍵時刻,江大偉可以耍滑頭,他卻不能辜負了廖市長的信任與期望。
而他,也正需要通過這樣的機會,來報答廖市長的知遇、再造之恩,最後的結果隻能聽天由命了。
想到這裡,黃一平眼前不由得浮現起換屆選舉前夕,馮開嶺讓他幫助操作的那些事,包括拉選票、寫文章、搞小動作等等。
往事曆曆,不必細思便盡現眼前,點點滴滴痛猶在心。
可是又一想,眼下這件事畢竟不同。
馮氏那些勾當大多在暗中進行,擺不上台面,見不了陽光,而眼前之事卻是光明正大的政務,完全可以擺上台面大曝于光天化日之下。
由此,他禁不住感到十分的坦然,且陡然産生了一種義無返顧的凜然。
對于這樣極具雌威的夫人,江大偉采取了以柔克剛的做法,用了大量時間深入洪府,陪夫人聊天解悶做家務。
其時,在洪大光家裡,江大偉買米買菜搬東運西伸手就來,拖地洗碗抹桌子也是見眼生勤,就連夫人來了例假換下來的*也幫着收拾。
而且,江大偉摸準了洪夫人的喜好,每逢紅白喜事總要熱情幫助操辦,張羅陽城官場中人前來捧場,光是一家三口的生日每年就要過上好多次。
最為離奇的是,某年洪夫人生日,江大偉先後幫助操辦四次,陽曆過了再過陰曆,就連閏月也沒放過,最後還添了一個所謂的“跨日壽”,說是其出生時正逢子夜。
如是,他便獲得了洪夫人的賞識。
後來,洪大光升任市委書記,直接把江大偉從辦公室副主任提為副秘書長。
丁松主政市府時代,雖然與洪大光關系形同水火,卻并不因此排斥江大偉。
相反,時間不長,江大偉就成了他的紅人。
個中緣由,據說是緣于丁松上任後的那次中央黨校培訓。
丁松接任陽城市長後,參加了一期中央黨校的中青班,時間三個月。
這種封閉式培訓,紀律要求嚴明,生活相對清淡,對丁松這種官員來說,本來是一件相當枯燥的事。
可是,江大偉卻從中發現了玄機。
他主動跟到北京,悄悄落足陽城駐京辦,做起了丁松的專職陪讀。
期間,他一方面發動在京城的所有關系,包括陽城籍官員、商人之類,每天都安排了豐富的宴請與娛樂生活。
另一方面,有計劃地安排陽城方面縣(市)、區、部、委、辦、局的要員,分批來北京慰問,除了順便帶些煙、酒、茶之類貨物,有的官員還把丁松喜歡的女人也一并捎上。
如此,丁松的京城黨校生活便顯得繁忙且多彩。
在他任上,江大偉再次官升一級,成為市府大總管。
洪大光、丁松們也知道江大偉的為人,對機關裡的非議多有耳聞,可最後還是無一例外地喜歡并提拔之,如此便形成了一個大大的悖論,更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江大偉現象”。
“有些能力差、品德一般、口碑不佳的幹部,正是因為在群衆中比較孤立,自己有相當重的危機感,所以也就不敢有個性,不敢張揚,隻能忠心耿耿緊跟領導,除此,别無他途。
這樣的人,領導既不用提防他耍什麼花招、搞什麼陰謀陽謀,更加不怕他颠覆自己的官位權威,容易讓領導放心。
反之,如果身邊工作人員能力太強、水平太高、群衆基礎太好,在下邊一呼百應,這樣的幹部容易起哄鬧事,也易于滋生野心與反骨,領導往往不容易駕馭,你說能讓人放心嗎?”馮開嶺曾經隐晦評點過“江大偉現象”。
對于秘書的命運結局,黃一平曾經聽到過很多說法。
有人說,跟随不同的領導,便有不同的命運;也有人說,不同的跟法,就有不同的結局;還有人說,不同能力水平的秘書,會有不同的下場;更有人說,性格即命運,就是說的秘書。
從江大偉身上,黃一平倒是非常傾向于最後這種說法。
“好的。
有你江秘書長親自掌舵、把關,我一定加倍努力,把事情做圓滿。
在這過程中,有什麼困難和疑問我會及時請示彙報。
” 對于江大偉的陽奉陰違、推诿耍滑,黃一平心裡雖然不滿,嘴上卻不好說什麼,甚至連表情也不便流露出來。
平心而論,自從十一年前調來市府辦,江大偉就一直是他的頂頭上司,對他即使算不上多麼關照,卻也沒有壞過他的事。
去年那次風波,周圍不少同事或是冷眼旁觀,或是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江大偉則基本處于中立,暗中甚至表示了适度的同情。
眼下,雖然自己是廖市長秘書,可江大偉依然管着他,屬于那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角色。
因此,黃一平在處理與江大偉的關系上,還是要把握分寸、善藏不露。
可是,黃一平也知道,江大偉的推诿,一方面是其性格、品行特點所決定,另一方面也有客觀存在的難處。
說到底,江大偉之所以把皮球踢給他,其實是對廖志國的“鲲鵬館”信心不足,生怕因此卷入矛盾,弄得一身腥氣。
其實,黃一平又何嘗沒有這種顧慮呢?江大偉踢出的這隻皮球,委實也不太好接哩。
黃一平明白,廖志國此時推出的這個項目,困難和阻力可以想象—— 先說當下陽城官場現狀。
八個月前,正值N省地級市政府換屆前夕,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廖志國與馮開嶺分别由陽江、陽城兩地對調,并于不久之後各自順利當選市長。
期間,陽城原任市長丁松改任政協主席,市委副書記張大龍任人大常務副主任。
稍後,省裡也召開兩會,陽城市委書記洪大光作為副省長候選人,本來十拿九穩笃定當選。
不料,會議期間,忽然出現很多舉報洪大光的材料,在各代表團住處悄悄散發。
選舉前一天,又有上百名濱江新城工地上的建築工人,因為追讨工資在會場前靜坐,結果洪大光以區區二十票之差,輸給了另一位候選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來陽城考察的副省長。
如此一來,洪大光隻好回陽城繼續做他的市委書記兼人大主任。
表面看,省市換屆塵埃落定,各種政治勢力已經各就各位,可實際上,根本矛盾并沒有平息,對立的源頭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隻是暫時處于休整、蟄伏狀态。
就洪大光一方來說,在陽城官場苦心經營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周邊地區資曆相當的市委書記大多都已上升,這次進省府班子本來已是煮熟的鴨子,誰知還是被人攪了。
至于誰是幕後黑手,閉着眼睛都能猜得出來,必定是丁松聯絡了省裡一幫老幹部所為。
在丁松這一邊,雖說通過種種努力,暫時阻止了洪大光前進的步伐,可并沒能一擊置其于死地。
省裡一位領導曾經勸他,說:“大家一起共事幾年不容易,有點矛盾也屬正常,當饒人處且饒人,事實證明洪大光并無多大問題,最多過個一年半載,遲早還會安排到省裡工作嘛。
”丁松聽了,心裡自然不會服氣。
這兩股勢力的暗中較勁,就像一隻巨大的火藥桶,不知何時就會爆發,再次把陽城攪得天翻地覆,豈容你一個新來的市長從容做事! 再說陽城的特殊市情與财政狀況。
陽城與陽江雖然都是地級城市,人口、地域狀況大體相當,可是區位情況卻區别很大。
陽江地處江南,得交通、地理之便利,又受幾個大城市的直接輻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雄厚,屬于N省的發達闆塊。
而陽城則偏居江北一隅,因為地理位置的局限,幾乎成為一個交通與商貿的死角,幸而開放以來建了長江大橋、鐵路、港口等等,才開始加速追趕。
然而,畢竟思想觀念、社會基礎、經濟指标諸方面差距明顯,在陽江可行的事情,在陽城則未必。
試想,區區六百萬人口的城市,城區人口不足五十萬,卻要建“鲲鵬館”這樣一座超大體量的場館,不說建成之後是否能派上用場、收回成本,單就建設費用恐怕也是一個不能承受之重,憑借陽城目前的财力狀況,何以承擔得起啊!何況,所謂政績、面子工程,向來為陽城政壇大忌,尤其是省裡一幫老人,更是與陽城這邊遙相呼應,時刻把警惕的目光盯在一幫官員身上。
前幾年,洪大光與丁松主政市府,幾次提出要建造萬人體育館、超高摩天樓,無一例外遭到扼殺。
還有,廖志國目前在陽城的實際地位也不容樂觀。
說起來,作為一座六百萬人口城市的市長,又兼着市委副書記,在陽城這方土地上可謂位高權重,一言九鼎,不說為所欲為,至少也應該少有顧忌。
其實并不然。
熟悉官場結構者皆知,像陽城這等地方,市府之上有市委,左右有人大、政協,很多事情的拍闆決定權并不在政府行政主官手上。
加之,陽城官場向來就有排外的習慣,尤其是近些年,鮮有黨政領導在省裡得到提拔重用,雖然主要是因為内部争鬥導緻兩敗俱傷,可很少有人主動從自身找原因,而是結怨于上邊的不公,并把怨恨直接發洩到外來幹部身上。
古語雲,強龍難壓地頭蛇。
廖志國作為一位外來官員,任職陽城不過七八個月,擔任市長時間更短,尚處于陽城官場中人眼裡的見習期,是個倍受挑剔目光審視的新媳婦,按照常規遠未達到可以動手大幹的時候。
陽城官場本就複雜,外來官員更是受到特殊關注,前邊說到的那兩句順口溜,說是一則民謠,卻也是對陽城官場的一個生動總結。
廖志國以其立足未穩之态,馬上就要搞這樣一個偌大項目,風險系數頗高。
當然,黃一平也清楚,廖志國性格外向,個性偏強,是個氣盛之人。
面對陽城如此複雜的環境,他絕不可能等閑視之、無所作為,更不會像民謠所言被動等待别人把自己攆出陽城。
新任市長,情況不熟,政府組成人員的任命,基本聽從于陽城市委市府老班子。
廖志國工作一段時間後,感覺有些部門主管不太順手,曾試圖作個别調整,卻在常委會上以剛剛換屆的名義遭到否決。
一時間,好多重大事項因為牽涉複雜的關系與矛盾,他都鮮有表态發言權,更加别說決策主導權。
眼下,這個“鲲鵬館”工程,其實帶有試水性質,也正如他所言,是希望以此為杠杆和支點,來撬動陽城官場這塊龐然大物。
直白些說,廖志國的這一舉動,多少帶有賭的性質,而且一旦真正啟動了,不論困難與阻力多大,都不會有多少退路。
廖志國沒有退路,黃一平自然也沒有退路。
這時,他不由想起廖志國的那個“肌體論”與“境界論”。
現在,他所充當的角色,就是廖市長所說的耳目、喉舌、手腳。
他隻能沖鋒陷陣,别無選擇。
話說回來,即便江大偉不推诿、不逃避,像“鲲鵬館”這樣重要的事項,從廖市長的本意出發,也希望他這個貼身秘書勇于擔當,沖在前邊,而不能假手于那個滑頭滑腦的江大偉。
按說,廖志國與江大偉本來就沒有多少交情,也不具備信任的基礎,憑後者的能力水平自然也難辦成什麼大事。
可黃一平就不同了,廖市長剛上任,就将他從黨校調到身邊,提了職務不說,還解決了老婆的調動問題。
當此關鍵時刻,江大偉可以耍滑頭,他卻不能辜負了廖市長的信任與期望。
而他,也正需要通過這樣的機會,來報答廖市長的知遇、再造之恩,最後的結果隻能聽天由命了。
想到這裡,黃一平眼前不由得浮現起換屆選舉前夕,馮開嶺讓他幫助操作的那些事,包括拉選票、寫文章、搞小動作等等。
往事曆曆,不必細思便盡現眼前,點點滴滴痛猶在心。
可是又一想,眼下這件事畢竟不同。
馮氏那些勾當大多在暗中進行,擺不上台面,見不了陽光,而眼前之事卻是光明正大的政務,完全可以擺上台面大曝于光天化日之下。
由此,他禁不住感到十分的坦然,且陡然産生了一種義無返顧的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