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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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媽媽失去了他們的孩子。
十三歲，整個事件蹊跷、意外、不可預料。
這所中學有名畢業生回到學校，用刀殺了七個學生，其中一個當時就死了，另外六個死在救護車和醫院。
共有三個男生和四個女生。
一位老師受傷了，幾乎死去又活過來，是平素不受注意的中年地理老師，事件後提拔為教導主任，入黨，離婚了。
對這個事件有不少解釋：優等生内心不為人注意的長期壓抑。
精神錯亂。
競争壓力使青少年人際關系變形。
畸形家庭，主要是母親的錯，也有父親的錯。
難以探測的懷恨。
人是多麼危險的動物啊。
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像日本和美國了，連環殺人狂和變态殺人犯增多，這說明國家逐漸發達。
人在人群中也感到孤立，這顯然是一種現代病。
青少年需要情感支持網絡。
爸爸和媽媽搬了家。
仍然在這個城市，離開了他們居住了十五年的小區，搬去濱海新區。
其他幾位失去孩子的家長組成“痛失會”，爸爸和媽媽沒有參加。
痛失會認為學校對六名學生的死、對其他學生受的傷和驚吓負有比學校承認的程度更大的責任。
公安局也該負責，有一名女生曾發現有人在校門口附近跟蹤她，打過110，接警員說如果對方還沒有傷害她，就無法立案。
确實也沒有立案。
女生認為那個人正是如今殺人的這個人。
有評論者認為女生誇大事實，要借此成名，把自己推向媒體和社會關注的舞台，這樣做太愚蠢了，她會受到更多的注意甚至跟蹤。
不過，從110存儲的電話錄音判斷，女生當時描述的跟蹤者體貌特征與殺人者基本相符。
但現在無法确定那個人就是這個人，殺人者在警察到達前就自殺了。
一個悲憤的父親、幾名記者、幾位教授想借此事在全國範圍内推行禁止令制度。
必須要等到傷害發生後才能去追捕壞人嗎？這等于是把潛在受害者當作獵物和誘餌。
一定要給意圖犯罪的人松綁嗎？跟蹤者和騷擾者就應當查處，由法院系統頒發禁止令，隻要他們出現在獵物周圍500米内就逮捕。
警察系統應該是防範性的，不能止于事後偵查。
接警員必須經過全面培訓，不該不耐煩，更不能情緒化。
讓強奸犯都去死！物理閹割。
把他們的大頭照片貼到電線杆上。
一旦他們要搬進某個住宅區，政府的監控系統就會觸發尖厲的警報，訊息到達每個居民的家。
有孩子的家庭将在憤怒中發抖，家家戶戶走上街頭，制止他們，監視他們，驅逐他們，他們将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屋，匮乏生活來源，餓死。
讓潛在的犯罪分子都去死！一切公開和私下說話粗魯的人，看過色情電影的人，單胺氧化酶代謝水平低的人，三代以内親屬曾坐過牢的人。
我們要建設一個讓孩子夜晚出門不會感到害怕的國家。
爸爸和媽媽答應在公開信上簽字，但不肯和記者談話。
有一天媽媽上班時頭暈目眩，出現了幻覺，她走到大廈二層的咖啡館，透過玻璃望着行人。
穿條紋制服的服務員身旁的牆壁上懸挂着深棕色木條鑲的鏡框，海報血紅，KEEPCALMANDCARRYON。
保持鎮靜并前進，她心想這很難，不過還是打算試試，試後面那一半。
爸爸和媽媽不想再與其他家長見面。
中介在兩天内找到了房子，他們開始前進。
* 有三年時間，爸爸和媽媽嘗試再生一個孩子。
先花一年自然懷孕。
失敗後他們怨恨自己居然天真到了會想要自然懷孕的地步。
然後是試管嬰兒。
過程中媽媽試過幾種宗教，買了磁療床，清早平躺在床上監測體溫。
在嘗試懷孕之前，爸爸戒煙成功。
他在喜悅中覺得自己什麼都能做成。
之後他複吸了。
做試管嬰兒的兩年間，媽媽的心情有許多起伏變化。
她說促排卵針改變了她的荷爾蒙，讓她像一條河流，湍急、狹窄、波動、不停。
有一段時間她持續情緒低落。
有時她說疊字，車車、狗狗、去玩玩、蹓蹓跶跶，像對孩子說話，也像自己變形為孩子。
爸爸懷着驚歎觀察她的試驗與表演，女人真富有意志，和男人不同。
爸爸和媽媽又去了兩次香港。
第一次沒有成功，替同事的親戚帶了三台在内地脫銷的新款手機回來。
回答親屬關于為什麼胚胎會移植失敗的問題時，爸爸比媽媽先崩潰。
第二次是秘密去的，也沒有成功，媽媽勸爸爸放寬心，沒什麼大不了，也算意料之中，我們還有彼此。
爸爸感到要發瘋了，去機場的路上，他要求下車透氣。
媽媽陪他下車，走進與香港的街頭相比算得上空蕩蕩的電子産品商店，正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商店為遊客打九七折優惠。
兩人各買了一台新款手機。
回家後爸爸換上了新手機，媽媽沒有拆封。
還去了一次廣州，一起見代孕母親，西南省份人，中介公司稱她叫小薇，身份證上名字不同，中介說這是她的小名。
小薇已生過兩個孩子，年輕，不說話，用笑回答問題，穿大領口的黃底碎花上衣和灰色寬松運動褲，頭發梳起來盤在腦後，仿佛已經懷孕了一般。
這一次什麼都顯得很順利，求簽的結果是中吉，簽詩内容談到山川和爽朗的新晴夏景。
媽媽面試了保姆公司推薦的兩頁月嫂，在“專業”“資深”“金牌”“王牌”中選擇了一位金牌，徐姐，比媽媽大四歲。
“我們應該把兒童房裝修成粉色還是藍色？”第五個月，媽媽按廣泛流傳的建議，在B超室裡坐在代孕母親和中介身旁，迂回試探醫生。
醫生直截了當說：“女孩。
”像在嘲笑媽媽的委婉。
在走廊，中介告訴爸爸媽媽：“你們付了錢的啦。
” 那麼這次降生的會是一個女孩子。
媽媽是這樣理解的，上次是男孩子，回收了，這次上天善意地換一個類型以更好地護佑。
她猜爸爸可能也松了一口氣。
不過植入胚胎後的第24周，小薇胎停育了。
爸爸和媽媽也想過既使用别人的子宮，又使用别人的卵巢。
後來放棄了這個念頭。
媽媽有過自己的孩子了，現在她還是想要自己的孩子。
爸爸認為問題不在于精子。
媽媽認為在所有這些之後，她已經有資格當輔助生殖醫學的博士後了。
要不要在胸前佩戴“英雄母親的勳章”？
*
從前媽媽是個為自己做的人生選擇都滿足了預期而得意的女人。
這些選擇不都最好，不都是唯一正确的選項，但在回顧裡，的确合适于她的人生。
在她還不想有孩子時，她不怕和别人不一樣，不擔心在聚會中缺少話題。
同學聚餐時她說“别隻聊孩子了”，在單位她說“是嗎”。
等待孩子降生時她仍舊頻繁出差，有了孩子後，她也準備繼續申請升職。
超出她計劃的發現是，她發現自己很愛孩子，她離不開孩子比孩子離不開她更多。
發現這個小小的意外，她随即做了調整，更換到不需要出差的崗位，要求爸爸和她一樣圍繞着生育這件事重新構造自己，媽媽響應哭聲，爸爸努力賺錢。
媽媽繼續為人生選擇感到滿意。
現在她的想法改變了。
她覺得自己不該那麼晚生育。
三十一歲——才——得到孩子，四十四歲——就——喪失了孩子。
這太晚了。
如今她四十八歲了。
什麼都來不及了。
她常常發愣，發呆，忘記走進房間是要取什麼就走出去，忘記已經端起了茶杯，或者忘了向茶杯裡倒水，忘記喝水。
微波爐“叮”地響過一聲，熱好的排骨在托盤上待了兩天，下次再打開微波爐門時排骨上的肉裂開了，道道幹紋是棕褐色的。
她以為孩子死去後自己會長期失眠，卻反而是睡得很亂。
夜裡不睡，早上又睡得太多了，常常無法起床，午覺醒來已經日落，讓她的心一陣低沉。
媽媽想要與記憶力衰退作戰，但又想要忘掉，想要與冷淡作戰，又甯願淡漠一點。
所有這些也許是前一階段調整雌激素和促排卵針的錯，或者僅僅是衰老的後果，無論孩子是否死去都會到來。
無論如何，讓自己能夠專注總不是錯的吧，她就做凱格爾骨盆運動，屏蔽掉周遭的事，隻關注數字。
漸漸可以從十個節拍數到二十個節拍了，重複三次。
雖然，她想，陰道肌肉派不上用場了。
早上媽媽邊聽廣播邊準備泡茶，又調小廣播聲音，試着去凝視水壺，傾聽熱水燒開的咕嘟聲音，再專注在手臂端起水壺的力量和動作上，隻想茶。
正念，正，念。
悲哀的豈不是恰恰隻有通過婚姻才能獲得她喪失的孩子？如果可以買來一個孩子，收養到一個孩子，如果那樣的孩子也仍然百分之百是自己的孩子，生活就不會再這樣淋漓發黏，她就不會再因為主持人語速太慢而煩躁到想要用開水燙自己，想要用廚刀刺穿手掌。
現在她不得不用婚姻獲得懷孕，用懷孕挽救婚姻。
一個人怎麼可能同時完成兩件困難的事？西西弗斯和石頭打架，西西弗斯與石頭為敵，可錯誤本來在于山峰，錯在山峰的坡度。
如今她的子宮像這隻破損的、棕色的、萎靡的、滴着水的茶包。
與此同時爸爸在回憶他一生中做錯的事。
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好人，規矩、努力、準時完成任務、擅于審時度勢。
他不曾顯現出任何可能變壞的征兆，以前他隐隐擔心自己是否勤勉到了會在旁人、在女人和年輕人眼中顯得無趣的地步。
他在軍區大院長大，大家相互認識，走路上學經過一棟又一棟家屬樓，遇到父母的一位又一位同事，他停下來，對每個人叫出姓氏準确的叔叔阿姨。
他不是那種會“不叫人”的小孩。
他也是不欺負人的大人。
孩子還活着時，他沒有對孩子發過火，除了一次，孩子四五歲時吵着要聽故事、扯着他衣角不肯睡覺、最終拽下床單裹住自己、滾到地闆上耍賴的那一次，而就連那次他也沒有打孩子。
他也并非是對不睡覺發火，隻是對胡攪蠻纏。
他認為自己區分規訓與懲罰，他不懲罰人，他隻管束。
生活應當由一系列基于給定規則的合約構成，溝通，談判，讓步，約定。
現在爸爸不那麼确定了。
他服從規範，講
十三歲，整個事件蹊跷、意外、不可預料。
這所中學有名畢業生回到學校，用刀殺了七個學生，其中一個當時就死了，另外六個死在救護車和醫院。
共有三個男生和四個女生。
一位老師受傷了，幾乎死去又活過來，是平素不受注意的中年地理老師，事件後提拔為教導主任，入黨，離婚了。
對這個事件有不少解釋：優等生内心不為人注意的長期壓抑。
精神錯亂。
競争壓力使青少年人際關系變形。
畸形家庭，主要是母親的錯，也有父親的錯。
難以探測的懷恨。
人是多麼危險的動物啊。
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像日本和美國了，連環殺人狂和變态殺人犯增多，這說明國家逐漸發達。
人在人群中也感到孤立，這顯然是一種現代病。
青少年需要情感支持網絡。
爸爸和媽媽搬了家。
仍然在這個城市，離開了他們居住了十五年的小區，搬去濱海新區。
其他幾位失去孩子的家長組成“痛失會”，爸爸和媽媽沒有參加。
痛失會認為學校對六名學生的死、對其他學生受的傷和驚吓負有比學校承認的程度更大的責任。
公安局也該負責，有一名女生曾發現有人在校門口附近跟蹤她，打過110，接警員說如果對方還沒有傷害她，就無法立案。
确實也沒有立案。
女生認為那個人正是如今殺人的這個人。
有評論者認為女生誇大事實，要借此成名，把自己推向媒體和社會關注的舞台，這樣做太愚蠢了，她會受到更多的注意甚至跟蹤。
不過，從110存儲的電話錄音判斷，女生當時描述的跟蹤者體貌特征與殺人者基本相符。
但現在無法确定那個人就是這個人，殺人者在警察到達前就自殺了。
一個悲憤的父親、幾名記者、幾位教授想借此事在全國範圍内推行禁止令制度。
必須要等到傷害發生後才能去追捕壞人嗎？這等于是把潛在受害者當作獵物和誘餌。
一定要給意圖犯罪的人松綁嗎？跟蹤者和騷擾者就應當查處，由法院系統頒發禁止令，隻要他們出現在獵物周圍500米内就逮捕。
警察系統應該是防範性的，不能止于事後偵查。
接警員必須經過全面培訓，不該不耐煩，更不能情緒化。
讓強奸犯都去死！物理閹割。
把他們的大頭照片貼到電線杆上。
一旦他們要搬進某個住宅區，政府的監控系統就會觸發尖厲的警報，訊息到達每個居民的家。
有孩子的家庭将在憤怒中發抖，家家戶戶走上街頭，制止他們，監視他們，驅逐他們，他們将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屋，匮乏生活來源，餓死。
讓潛在的犯罪分子都去死！一切公開和私下說話粗魯的人，看過色情電影的人，單胺氧化酶代謝水平低的人，三代以内親屬曾坐過牢的人。
我們要建設一個讓孩子夜晚出門不會感到害怕的國家。
爸爸和媽媽答應在公開信上簽字，但不肯和記者談話。
有一天媽媽上班時頭暈目眩，出現了幻覺，她走到大廈二層的咖啡館，透過玻璃望着行人。
穿條紋制服的服務員身旁的牆壁上懸挂着深棕色木條鑲的鏡框，海報血紅，KEEPCALMANDCARRYON。
保持鎮靜并前進，她心想這很難，不過還是打算試試，試後面那一半。
爸爸和媽媽不想再與其他家長見面。
中介在兩天内找到了房子，他們開始前進。
* 有三年時間，爸爸和媽媽嘗試再生一個孩子。
先花一年自然懷孕。
失敗後他們怨恨自己居然天真到了會想要自然懷孕的地步。
然後是試管嬰兒。
過程中媽媽試過幾種宗教，買了磁療床，清早平躺在床上監測體溫。
在嘗試懷孕之前，爸爸戒煙成功。
他在喜悅中覺得自己什麼都能做成。
之後他複吸了。
做試管嬰兒的兩年間，媽媽的心情有許多起伏變化。
她說促排卵針改變了她的荷爾蒙，讓她像一條河流，湍急、狹窄、波動、不停。
有一段時間她持續情緒低落。
有時她說疊字，車車、狗狗、去玩玩、蹓蹓跶跶，像對孩子說話，也像自己變形為孩子。
爸爸懷着驚歎觀察她的試驗與表演，女人真富有意志，和男人不同。
爸爸和媽媽又去了兩次香港。
第一次沒有成功，替同事的親戚帶了三台在内地脫銷的新款手機回來。
回答親屬關于為什麼胚胎會移植失敗的問題時，爸爸比媽媽先崩潰。
第二次是秘密去的，也沒有成功，媽媽勸爸爸放寬心，沒什麼大不了，也算意料之中，我們還有彼此。
爸爸感到要發瘋了，去機場的路上，他要求下車透氣。
媽媽陪他下車，走進與香港的街頭相比算得上空蕩蕩的電子産品商店，正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商店為遊客打九七折優惠。
兩人各買了一台新款手機。
回家後爸爸換上了新手機，媽媽沒有拆封。
還去了一次廣州，一起見代孕母親，西南省份人，中介公司稱她叫小薇，身份證上名字不同，中介說這是她的小名。
小薇已生過兩個孩子，年輕，不說話，用笑回答問題，穿大領口的黃底碎花上衣和灰色寬松運動褲，頭發梳起來盤在腦後，仿佛已經懷孕了一般。
這一次什麼都顯得很順利，求簽的結果是中吉，簽詩内容談到山川和爽朗的新晴夏景。
媽媽面試了保姆公司推薦的兩頁月嫂，在“專業”“資深”“金牌”“王牌”中選擇了一位金牌，徐姐，比媽媽大四歲。
“我們應該把兒童房裝修成粉色還是藍色？”第五個月，媽媽按廣泛流傳的建議，在B超室裡坐在代孕母親和中介身旁，迂回試探醫生。
醫生直截了當說：“女孩。
”像在嘲笑媽媽的委婉。
在走廊，中介告訴爸爸媽媽：“你們付了錢的啦。
” 那麼這次降生的會是一個女孩子。
媽媽是這樣理解的，上次是男孩子，回收了，這次上天善意地換一個類型以更好地護佑。
她猜爸爸可能也松了一口氣。
不過植入胚胎後的第24周，小薇胎停育了。
爸爸和媽媽也想過既使用别人的子宮，又使用别人的卵巢。
後來放棄了這個念頭。
媽媽有過自己的孩子了，現在她還是想要自己的孩子。
爸爸認為問題不在于精子。
媽媽認為在所有這些之後，她已經有資格當輔助生殖醫學的博士後了。
要不要在胸前佩戴“英雄
這些選擇不都最好，不都是唯一正确的選項，但在回顧裡，的确合适于她的人生。
在她還不想有孩子時，她不怕和别人不一樣，不擔心在聚會中缺少話題。
同學聚餐時她說“别隻聊孩子了”，在單位她說“是嗎”。
等待孩子降生時她仍舊頻繁出差，有了孩子後，她也準備繼續申請升職。
超出她計劃的發現是，她發現自己很愛孩子，她離不開孩子比孩子離不開她更多。
發現這個小小的意外，她随即做了調整，更換到不需要出差的崗位，要求爸爸和她一樣圍繞着生育這件事重新構造自己，媽媽響應哭聲，爸爸努力賺錢。
媽媽繼續為人生選擇感到滿意。
現在她的想法改變了。
她覺得自己不該那麼晚生育。
三十一歲——才——得到孩子，四十四歲——就——喪失了孩子。
這太晚了。
如今她四十八歲了。
什麼都來不及了。
她常常發愣，發呆，忘記走進房間是要取什麼就走出去，忘記已經端起了茶杯，或者忘了向茶杯裡倒水，忘記喝水。
微波爐“叮”地響過一聲，熱好的排骨在托盤上待了兩天，下次再打開微波爐門時排骨上的肉裂開了，道道幹紋是棕褐色的。
她以為孩子死去後自己會長期失眠，卻反而是睡得很亂。
夜裡不睡，早上又睡得太多了，常常無法起床，午覺醒來已經日落，讓她的心一陣低沉。
媽媽想要與記憶力衰退作戰，但又想要忘掉，想要與冷淡作戰，又甯願淡漠一點。
所有這些也許是前一階段調整雌激素和促排卵針的錯，或者僅僅是衰老的後果，無論孩子是否死去都會到來。
無論如何，讓自己能夠專注總不是錯的吧，她就做凱格爾骨盆運動，屏蔽掉周遭的事，隻關注數字。
漸漸可以從十個節拍數到二十個節拍了，重複三次。
雖然，她想，陰道肌肉派不上用場了。
早上媽媽邊聽廣播邊準備泡茶，又調小廣播聲音，試着去凝視水壺，傾聽熱水燒開的咕嘟聲音，再專注在手臂端起水壺的力量和動作上，隻想茶。
正念，正，念。
悲哀的豈不是恰恰隻有通過婚姻才能獲得她喪失的孩子？如果可以買來一個孩子，收養到一個孩子，如果那樣的孩子也仍然百分之百是自己的孩子，生活就不會再這樣淋漓發黏，她就不會再因為主持人語速太慢而煩躁到想要用開水燙自己，想要用廚刀刺穿手掌。
現在她不得不用婚姻獲得懷孕，用懷孕挽救婚姻。
一個人怎麼可能同時完成兩件困難的事？西西弗斯和石頭打架，西西弗斯與石頭為敵，可錯誤本來在于山峰，錯在山峰的坡度。
如今她的子宮像這隻破損的、棕色的、萎靡的、滴着水的茶包。
與此同時爸爸在回憶他一生中做錯的事。
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好人，規矩、努力、準時完成任務、擅于審時度勢。
他不曾顯現出任何可能變壞的征兆，以前他隐隐擔心自己是否勤勉到了會在旁人、在女人和年輕人眼中顯得無趣的地步。
他在軍區大院長大，大家相互認識，走路上學經過一棟又一棟家屬樓，遇到父母的一位又一位同事，他停下來，對每個人叫出姓氏準确的叔叔阿姨。
他不是那種會“不叫人”的小孩。
他也是不欺負人的大人。
孩子還活着時，他沒有對孩子發過火，除了一次，孩子四五歲時吵着要聽故事、扯着他衣角不肯睡覺、最終拽下床單裹住自己、滾到地闆上耍賴的那一次，而就連那次他也沒有打孩子。
他也并非是對不睡覺發火，隻是對胡攪蠻纏。
他認為自己區分規訓與懲罰，他不懲罰人，他隻管束。
生活應當由一系列基于給定規則的合約構成，溝通，談判，讓步，約定。
現在爸爸不那麼确定了。
他服從規範，講
